“我能见到的指示未来的唯一路标就是我的无能”
1883年7月3日，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出生于布拉格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1852-1931）是一个商人，他是Jakob Kafka的第四个儿子，后者来自南波西米亚的一个犹太人聚居村庄Osek，在那里他担任犹太屠师的工作。赫尔曼将卡夫卡家庭带到了布拉格，并在那里慢慢积累财富成为一名商人。Hermann Kafka与他的妻子Julie（1856-1934）一共育有6个子女。Franz是他们的长子，他还有三个妹妹和二个早夭的弟弟。
“一般来说，我最糟糕的缺点是没有能力为实际的未来做起码的构想。我牢牢地守着我的思想呆在当前的情况下。不是出于认真，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有任何非常坚定的利益存在，而是出于悲哀和恐惧——出于悲哀是因为既然当前这样悲哀，我认为在它变为快乐之前我不敢离开它。出于恐惧是因为我连当前最细小的一步都害怕，我认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人。以我的这种不齿而幼稚的行为认真并负责地形成一种伟大的成人的未来的见解，这，不管怎样，一般来说看起来对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以至每一个小小的前进都似乎是一个欺诈和近乎不可能的成绩。”
卡夫卡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他二十八岁时回忆自己中学时的情形。在日记里，卡夫卡终于放下了在他可能的读者面前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寓言，而以一个直白的形象出现。在这种类型的文本中，可能的读者只有自己，一个在时间里不断变化的自己。但是卡夫卡的世界真的在变化吗？或者说，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他真的能够确认自我的连续性吗？这两个问题可以有同样的回答，而关于这一切，卡夫卡自己其实早已经给出了。
“我牢牢地守着我的思想呆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未来”这个时间向度是缺席的，这种缺席并不是真的不在场，而是一种主动的漠视、主动的撤离——真正的“未来”却也因为这种态度而最终无可回避地实现。卡夫卡的态度，是一种拒绝“希望”的态度：
“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这两点——得到某一种看法同表达这种看法——是紧密相连的。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想真心实意地了解生活，这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希望得到某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希望不是希望，它只是个狡辩，是物化了的虚无，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虚无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进这虚无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虚无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时，他就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他周围的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
拒绝希望，其实是和对世界的虚无的基本认识相关的，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识，乃是因为首先认识到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认识到自身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精神现象学式的演绎过程，是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缺损了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形成真正的“世界观”。而真正的世界观一定是坚固的，即使把世界看作碎片的随意堆积，这种看法本身却仍然是整体的，不能随心所欲、随意更改。正如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树立的目标：得到对于人生的一种看法，还要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
当卡夫卡面对自我以外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假设他之于小说是有对读者的期待的，他并不想做一个类似于布莱希特那样的“教育者”。他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因为首先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写作是他在悲哀和恐惧中的生存方式，但是否有比写作更加“终极”的理想或者目标？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对当下时间的填充，为的是不再逃避——如果未来注定要到来，那就让它在孤独的写作中到来吧：“……但既然我能见到的指示未来的唯一路标就是我的无能——只有我难得写出的那点微弱的文学作品——那么仔细考虑未来就没有什么益处，那只是当前的悲哀的延伸。……我的原则是走路、穿衣、洗脸、读书，首要的是把自己关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这样使我受到最少的烦恼，而且只需要我具有最少的勇气。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原则，我只能陷入一种荒唐的逃避之中。”
卡夫卡的原则是一种简化的原则——用最少的勇气来面对生活。与一般人的经济理性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理性的原则是最少与最多，即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而卡夫卡的世界里，这个“最多”是缺席的。如果存在，也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存在的。“未来”时间维度的缺席是因为世界在时间之中的同质性——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对于他来说都是悲哀和恐惧，而“最多”原则的缺席也在于这种否定的同质性——时间流逝对于个人而言只意味着烦恼的增长，而没有其他任何有益的东西。正是卡夫卡否定了“希望”，否定了未来“变好”的可能，所以他的“经济理性”要求他不再过问很多在旁人看来也许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1912年的一篇笔记《决定》中，卡夫卡提出了“怎样摆脱一种恶劣的情绪？”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最好的主意仍然是忍受一切，像一件笨重的东西那样，如果感觉自己被吹走，也绝不因诱惑而迈出不必要的一步，用动物的眼光去观察别人，不感到后悔，简言之，用自己的手压倒生命所遗留的幽灵，也就是增加最终的坟墓般的寂静，而不许除此之外的其他之物继续存在。”
未来在他那里除了死亡无他，而活着，活在当下，最好的处境是与死亡分享同样的氛围——寂静。这寂静让我们想起了他的名篇《地洞》，在那里他对“寂静”有更详细的分析。这里，寂静所标志的，仍然是他的世界的同质性——生命的最好状态与死亡的同一。而区别于死亡的是，生命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动作：“这种状况的一个极具典型的动作就是用小拇指捋眉毛。”
这样一个细节的动作无疑是毫无意义的，也正是因为毫无意义，使得它与所有那些工具理性的行为区别开来，因为那些行为遵守着连续性的时间之链：一个行为总是与未来尚待实现的某个目的有关。而当世界最终（或者一开始）被看作是虚无的时候，这个时间之链就中断了。未来不是以一个可以被希望的光辉的面目出现的，那个“未来”已经退场。未来是以与无数个当下同样的荒谬、不幸、悲哀的形式在场的；没有发展的连续性，只有巨大的死寂一般的同一性。卡夫卡最终要做的，就是把这相同的无数个“当下”描述出来。这样，不仅过去、当下得到了呈现，连同未来也一并呈现出来了。
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讲到。“卡夫卡避免提到上帝，他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名字来应付人类特有的愿望：即通过对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法则的探索、制定和获得来超越现存秩序。为了说出真正超验性的语言，他在人类的地平线上画出了雅斯贝尔斯所称的‘失败的密码’。他似乎是联系在‘失败中体验存在’。”“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生活的异化。”这是很准确的。但是他认为卡夫卡“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找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这似乎过分乐观了。倘若卡夫卡真的要说出一种超验性的语言或者作出一种超验的判断的话，在他最初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相信“我能见到的指示未来的唯一路标就是我的无能”的时候，他就已经作出了。“失去的故乡”并不存在，反抗当下生活的异化也不能寄希望于未来，如果卡夫卡的思想中一定要找出一种积极的东西、获得一种“更为乐观的解释”，如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部分提到的（布罗德的看法仍然过分乐观了），那就是“不是对生活别过脸去，不理不睬”，而是从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那里赢得坚定信仰的努力。至于这信仰究竟是什么？或许无论是他的小说的作者还是读者，依然走在半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