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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暴力裁员后,9个打工人的反抗 | 人间

Tamia 人间theLivings 2024-02-03


一纸措辞严谨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已躺进邮箱。我心里“咣当”一下——真的要走仲裁啊,这趟裁员之旅真是一个站点都没落下呢。


配图 | 《请输入搜索词:WWW》剧照



在最初几次分享的时候,Belinda 面对着我哭得稀里哗啦。留学回国在上海外企奋斗数年站稳脚跟的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裁员。和律师打架、公司关门上锁、去警局报案……本不喜欢冲突的她被裹挟进与公司的抗争之中,眼看着这个命运共同体从彼此敞开到走向分裂。最终,高于法定的赔偿金到手,却还有漫长的待业与情绪调整期等着她走过。

以下是她的自述。




前年过完年刚上班不久,部门总监 Lisa 约我吃午饭。坐定 Baker & Spice 等待上菜的间隙,她问我:“最近做得还开心吗?”

我俩关系不错,有时我会跟她直说工作干得挺没意思的——进公司快一年了,生意体量发展缓慢、工作量少,留学回国工作八年来,头一回有种在养老的感觉;总经理又常克扣预算,做起事来很难按预期推进。不过,我还是认真对待 Lisa 布置的每个任务,也向她说起很喜欢这里的人际氛围。毕竟这是家上市的外企,消费品行业,离家近,薪资待遇OK,我也就没想过要跳槽。

遥想当年面试我那天,Lisa 穿着一件风衣走进会议室,言谈举止魅力十足。我了解了她十几年的出色职业经历,对我这个新开发出来的岗位也有着靠谱规划,我们俩讲到一些点上,会不约而同点点头。其实,相比我的前东家,这家公司的规模小了很多,我之所以被猎头挖到这里来,除了能职务晋升,涨薪20%,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看中了 Lisa 这个领导——如我所判断的,后来相处起来,她确实是个很 nice 的老板,管理风格放手,过节还会自掏腰包买礼物给我们。

煎牛肉色拉吃到一半,Lisa又问我:“你考不考虑生个小孩?”

“倒也不是没考虑过,只是现在还不想。”

第六感告诉我,她话里有话,哪里有点不对劲,又说不上来。我不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试探,想:她也是在为我考虑吧,现在工作这么清闲,正好生个孩子得了?


一周后,我晚上正窝在沙发上玩手机,部门同事Yuan发来信息:“你现在有空吗?打语音说个事儿。”

我和她在部门里相当于 Lisa 的“左膀右臂”,关系不错,又是同龄人,平时交流起来嘻嘻哈哈的,不会这么正经。我心头登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什么事啊?”

Yuan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明天先别进办公室,说我们几个同事先在星巴克碰个面。我只简单回复了个“好”,心里的预感让我不想展开多问。

第二天,坐在星巴克里的除了 Yuan和Lisa,还有公司研发部的 Winter,以及其他部门两个关系较近的同事。原来,在上周Lisa 约我吃饭之前,总经理已经向每个部门的总监下达了裁员指示,Lisa 上报的人选,是我们部门入职时间最短的 Peter(比我还晚几个月),但昨晚 Lisa 收到美国总部IT部门的邮件,要注销的却是我的邮箱账户。Lisa 立刻问了研发部的总监,他说也收到了总部要注销 Winter 邮箱的邮件。Lisa又发信息问 HR 这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收到回复。

听着Lisa的讲述,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祥的预感真的成了现实。又不禁联想到 Lisa 那句关于生孩子的问话,也许那就是她对我的好意提醒,虽然为时已晚。其实我入职这一年来,公司的股价一直在跌。两个多月前,美国总部宣布在全球范围裁员5%,办公室便开始有了些风言风语。不久后,Lisa还带着Yuan和我熬夜参加了总部的townhall(管理层定期面向全员召开的大会,因为时差关系,平时不强制要求中国员工参与)。CEO讲了公司愿景和困境后,对美国国内的裁员情况做了说明。

在随后的 Q&A 环节,线上有很多外国同事大胆开麦,一位墨西哥裔小哥问,他刚进公司几个月,招他进来的人、部门领导和同事相继被裁,工作没有交接好,他该怎么办?摄像头里的他透着一脸迷茫和不满,却只得到CEO“后续会有人来帮助你的”官腔回答。

Yuan那晚也开麦提问:“总部对中国办公室的计划是什么?”

CEO用了restructure(重组)这个词,说“后续你们会知道的”。

由于会上CEO提到公司在中国和欧洲将采取相同战略,我们之后还联系了欧洲的同事询问情况,他们说,已经有人被约谈话了,大家只能互道一句“good luck”。尽管情况如此,我心中仍存有侥幸:如果只是restructure,也许不一定涉及裁员,甚至还会创造新岗位,中国毕竟是很多上市外企用来给股东和投资者讲故事的战略性市场,公司也才进中国没几年,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快被波及到……我自觉在工作上表现良好,Lisa 也时常在公开场合给我credit(表扬),此外,我手上还有几个项目在进行中,总经理一直追问着进展,显然这些项目应该是他比较看重的……

裁员应该轮不到我吧?

接着,我开始愤愤地揣测:说起来,Peter业务能力一般,英文还不太好,他平时总喜欢跨级去争取总经理的青睐。而Winter之前在创业公司工作过,是个勤劳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给部门老板明里暗里拾掇了很多活。似乎资本就是这样冷酷无情,人不会基于付出得到所谓的公平结果。大概是看到我愣愣出神,一位同事放下手中的冰美式安慰我:“没关系,很正常的,我也被裁过,拿笔钱再去找个新工作就好。”Lisa也叫我不要慌,Yuan则说,Lisa 正跟她商量对策救我呢。

大家出谋划策,最终决定,回办公室找 HR 面谈——HR胆子小,先去套她口风。

我们一伙人11点多一起进的办公室,反正公司并不打卡,晚一点到也没事。我们把 HR 请到会议室,问她昨晚的注销邮箱是怎么回事,她说是总部误操作,让我们不用管。Lisa 进一步问道:“那就是说Belinda和Winter不会被裁咯?”

HR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我就明白,自己被裁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Lisa的仗义之举让我颇感安慰,可那时还没人知道,她也在裁员名单上——现在回想,大家还能怎么“救”我呢?难不成总部定下的裁员名单还能撤回?在这之后,我一整个月的经历,都不能拿常规的公司思维去理解,大家全是凭义气在做事。

接下来几天,我坐在工位上,眼睛虽看向电脑屏幕,心思却时刻揣摩着周围人的每句话每个举动。我在搜索框打入“裁员应对话术”,开始做起笔记。




又过了一周,我本来请了天假去城郊亲戚家处理一点私事,可办事那天一早,却忽然收到邮件说10点公司要召开全员大会,我只能远程加入。办公室总共50多个人,可远程会议APP登录上去,屏幕里就坐着10来个人。我看到了总经理、Lisa、Winter、HR……还有一男一女两张陌生脸孔。

这时,“星巴克盟友群”弹出一条信息:公司请来2个律师。

原来,这就是裁员大会。

视频里,公司的会议室没人说话,气氛很僵。被裁一共9个人,算上我,有3个经理,3个专员,还有2个刚毕业的新人——私下里,一个“共进退”群迅速集结了起来。我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我们9个都属于老实、不爱搞关系的一类,大部分人才来公司半年到一年时间。我记起几天前做的功课,赶紧在群里发信息说:“让你们签什么可千万别签啊!”

Lisa 职位最高,自然成了这个群的领袖。幸好还有她,不然我们这几个新人可能很快就会被唬住的吧。我心里既替她不平,又有点庆幸。她则在群里发话鼓励道:“大家要团结,要拿就拿最多的赔偿金。”

视频里,总经理开始念发言稿,我在线上,没能听清全部,大致是说总部要裁员,“这个结果不是我的个人意愿”,“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留下”。

总经理年过半百,身材矮胖,我们给他私下起了个绰号叫“土豆块”,平时很多同事都吐槽他。他是澳籍华人,脾气差,开会发起火来会飙一通很难听的英文脏话,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对于一些好说话的同事,他会一次比一次骂得难听,而碰到脾气硬的敢回怼他的人,他反而不会说什么。此外,他优柔寡断、甚至是言而无信,有时和供应商的项目推进到一半,他会忽然半夜在已确认的邮件后头再跟上一句:“我又想了一下,我们要不要再测算一下?”他不仅对做项目的预算越来越抠,连员工出差报销他都开始亲自审批,按天数一项项算得很仔细。

总经理的发言稿念到一半,Lisa 第一个打断他:“你说我们要被裁,凭什么理由?”

接着,我的耳机里,质疑声纷纷冒了出来:“为什么明明走进来是裁员大会,却骗大家是全员大会?”“你找律师是总部的意思吗?授权信拿出来看看。”

由于争吵得太厉害,会议几次被 HR 按了静音键,我人在郊外,手机信号不好,声音时断时续,在屏幕另一端感觉很不真实。眼看场面即将失控,请来的男律师就自顾自“cue流程”,说接下来开始一对一进面谈室签合同。

公司给出的条件是法定的 N+1 个月工资——“N ”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补偿1个月的工资;“+1” 指代通知金,根据《劳动法》第40条,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其1个月工资。当日“速签”则是 N+1.5。

Lisa 在“共进退”群里提议大家向公司往高里报,要N+6的赔偿,公司大概率不会同意,而我们的底线大概是N+4。没人有异议——在外企工作的人 ego(自尊心)都比较高,总经理的一通不实在操作,已然激起了我们的反抗心理。

我们往高报,也不是毫无根据:我们都知道总经理已多次用不同名目的钱去填工厂生产方面的窟窿,多少怀疑他会在公司预备好的赔偿金上动手脚;虽说国内的法定只是 N+1,但同时期大家都看到过新闻,像一些大型药企、软件行业的外企裁员,员工拿N+7 的都有;再说,我们有些人都快干满一年了,还要把年终奖算进去呢。

Lisa让我当天赶回办公室一趟。回城路上,我收到Yuan发来的视频:敞开的会议室里场面一片混乱,有7位同事都拒绝当天签约,HR 便“领旨”先让他们回去“带薪休假”,反手却给出一纸“停职通知”。视频里,平时说话轻声轻气的 Winter甚至都恼了,冲着女律师大喊:“这是一种东西吗?中国人看不懂中国字吗?”

女律师嗓门也大:“这就是一种东西!这就是!”

另一边,Lisa老公跟男律师也推搡起来了,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听见女律师喊着要报警,大家也喊起来:“律师打人了!律师打人了!”总经理站在中间,似乎是傻了眼,直到一个同事大声质问他:“你也不管管吗?”他才举起双手试图控制住场面:“不要吵、不要吵了,听我的、听我的。”但没有人听。

镜头扫射了一圈,坐在工位上正常上班的同事们投来了注目礼,同一层其他公司的人也跑来门口张望,好好的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宛如菜场。




我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6点多,在公司里看到几个打手模样的陌生男人,据说是从郊区工厂叫来的保安。

后来我听 Lisa 转述,说警察过来后,男律师要求赔付被拽破了的西服,警察没搭理他,又说律师是懂法的,不该占用公共资源,把他们说了一通,也说了总经理:“要裁员就好好裁,不要闹事起冲突。”听说那个警察是个上海爷叔,我们好几个被裁的员工也都是上海本地人,警察爷叔了解了冲突经过后,好像表现得还蛮同情我们这方的。

我从踏进面谈室的门开始,便枪已上膛——我按照之前看过的经验帖,冷冷开口道:“我要录音。”

男律师说“可以”,接着就竖起手机对向我。我瞥向他:瘦个儿,戴着金边眼镜,斯文相里透出一丝精明。

我问:“是在录像吗?”

他回:“是的。”

我瞬间提高嗓门质问总经理:“这是你找的律师吗?什么素质?”再转向律师:“你是专业的吗?”

我下意识地感觉得把事情“闹大”一点,在此刻伪装出一个更强悍的自己。等在门外的丈夫听到动静,一下子冲进来,以为我受了欺负。总经理见状,连声道歉,让律师放下手机:“没什么事,这件事是我们不对,你先出去吧!”

我看着他,想到“笑面虎”这个词。他看起来挺疲惫的,我估计前面每个同事跟他聊的时候,应该都没给他什么好话。接着,律师递过来早已备好的合同,我看到了一个具体金额。“一开始你什么都不要答应,什么话也不要多说”,裁员应对笔记这样写过。

“不好意思,我要再想一想,今天是不会签的。”说着说着,我哭了出来,“就想知道为什么是我?”此处多少也是有意为之,“当初来这里,我在上家公司连年终奖都没拿。是不是因为我已婚未孕?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

我和总经理在一个月前算是有过一次不愉快。一次开会,安排议程的 Alice 忽然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下面的会议和你没什么关系了。” Alice 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我没说什么,迅速起身离开了。我知道这是总经理的习惯,他有时会把一场会分成好几节,让不同的同事参与,比如我能听到A和C段,但不能听B段。

但 Alice 的做法,还是让我感到很难堪,心里过不去,事后我去找 HR说,“我被歧视了”,还说想去向总部反映。这个公司氛围还是比较民主的,平时下级对上级基本不喊什么“总”,都直呼其名,员工可以直接跟上司进行一些对话,总部也会定期会给大家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后来总经理拉着 HR 和我,找了间会议室,跟我道歉:“我已经批评过 Alice 了。作为管理议程的人,她没有提前和你说清楚,我代她替你道歉。”后来他还请Alice跟我当面道了歉。

我回过神,眼前的总经理正在连声否认。他神色未变,俨然不吃我眼泪汪汪的这套:“裁员跟你本人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平时表现很好的。”

走出面谈室,我和“共进退”的大家伙儿一起吃了晚饭。大家都收到了“带薪休假”的通知,便商量起下一步的对策:首先,接下来我们每天都要上公司打卡,“咱第一个战术就是拖时间,公司有裁员的指标和期限,员工要争取的是钱,而公司往往耗不起时间”;然后是施压,Yuan 虽不在被裁之列,却很义气地连夜帮我们写了“暴力裁员”的举报信,在美国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她,用出色的英文文笔描述了当天的冲突,有一页 A4 纸那么长,直接发到了总部 CEO 的邮箱。

我们心里想着,毕竟外企还是尊重人权的嘛。

丈夫对我被裁的事心态平和。我们俩的财务状况健康,足够供我突然不上班休息一阵子。虽然到处都在说着经济下滑、大环境不好,我并不觉得再找工作会是件难事——那段时间,我接到好几个猎头电话,见推过来的岗位都没有很大的薪资涨幅,我还有点看不上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9个还是来到公司楼下集合,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走进公司,以防公司以“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公司没有打卡器,一个同事打开手机录像,还特意点开一个新闻APP 的界面——因为那上面的时间造不了假。

当天我整理了下工位,待了大半天才回家。

但隔天早上再来公司,我们就进不去了:玻璃门依旧明亮,却被拴上一把破旧的 U 型锁。愣了一阵后,Lisa决定打110报警,说裁员没达成共识,外国老板和公司跑路了。随后,我们9个人挤坐在公司门口的地毯上等警察来。期间别家公司的人路过,不免看上我们两眼,物业也过来了,客客气气地想劝我们走——上班上到这个地步,我只觉得丢脸。

两个巡逻的民警过来了。警察小哥表示可以帮我们打电话尝试让公司积极处理,此外做不了更多。我们先是拨通了 HR 电话,她一听是警察,就吓破了胆,直说跟自己没关系。又打给总经理,警察开口道:“你这么大的老板,能妥善和员工处理劳务纠纷吗?这样躲起来,你的员工只能来找我们,这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解决不了问题啊。”

一个年轻女同事立刻声泪俱下:“我还有电脑放在里面呢,是不是赔偿拿不到,连自己的东西也拿不回来了?”

我们则在一旁烘托氛围:“是啊,警察同志,你看他多过分!”“万一真跑路了怎么办?”

警察朝我们摆摆手,对电话那头厉声道:“请你至少开个门,让员工拿下私人物品好吗?”

此时一直失语的总经理不得不开麦应声,他坚持说自己有事来不了,让HR过两天来办公室帮我们开门。


那天离开公司后,我们找去了区里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Lisa 和我进去,其他人在附近等。排队叫号时放眼望去,大厅里坐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一副副很无助的模样,一旁架子上罗列着“农民工维权指南”的宣传册。

我们向公益律师核实了一些疑问,比如计算赔偿时月工资的基数,是否该把年终奖算进去?得到肯定的回答:“月工资是把所有年终奖、奖金补助等加在一起除以12得出。”又请对方看了我们的劳动合同——是由美国版本修改、翻译过来的,其中一些条款是否符合中国劳动法?得到的结论是:部分有待商榷,但没什么大问题。

晚上,我们一行人又一起吃了火锅,在氤氲热气中有说有笑。除了吐槽总经理和他的亲信们,年纪大些的同事也开始向年纪轻的传授起职场和恋爱心得,Lisa 甚至讲起她爸妈在退休后办了离婚,让我特别惊讶——我惊讶的不是她父母离婚这个事,而是她会在工作属性的团体里公开这事。

很显然,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形成初期,大家都天然地靠近、敞开了。

Lisa 的老公提议我们9个人明天开始和总经理拉个群沟通,向他施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开玩笑,说要起名叫“爆炸土豆块”,又说不能太明显,“土豆块”要用emoji表情取代;然后又开始讨论用哪个emoji,是“土豆”还是“薯条”?

那个场景,大家笑了很久。

吃完,大家各自打“企业滴滴”回家——门卡被注销了,打车账户可还生效着呢。想到抠门的总经理,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这种时候,甭管是几岁,我们都像一只只充满了自卫意识的小兽。

但欢乐过后,当我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心里只感到一阵虚无。




“李总早上好,今天是X月X号,我们希望能跟你当面聊一聊……”

拉好“和李总沟通群”后,我负责每天写文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复制粘贴,就这么每天疯狂@他9遍;同时,我们轮流每天去公司门口拍视频发到群里,好留下打卡记录向公司总部及劳动部门举证他的失联。

我们中的几位,陆续收到了来自总经理某些“心腹”的问候——几句不痛不痒的关心后,无一例外都会来一句“那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Lisa 嗅出敌情,迅速行动,召集大家来到公司附近的公园凉亭开会。

工作日午后,阳光明媚,大爷、大妈和野猫不时慢悠悠地踱过一旁的绿化带,投来好奇的目光。我望向不远处,看见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写字楼,玻璃幕墙明亮得有些刺眼——不禁又想到,我们原本应该坐在这其中的某一幢里才对。

就像以往开会那样,一位同事在笔记本上记录会议要点。Lisa 梳理了目前的情况和大家各自的任务:有资源的人去咨询身边当 HR、法务的朋友;有人负责查劳动法条款,联系劳动部门等;还有几个人,不用干啥,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接着,Lisa和大家 align(约定一致)了几条规则:不许外泄行动计划,不许单独行动,发现任何反常事件要在群里先告知大家。总经理接下来肯定会有动作,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要签字,必须一起签。

为了鼓励大家,她第一次向我们透露,其实宣布裁员当天,总经理为了先攻破她,私下给到她的条件是N+3。

一位好的 leader,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股让人想死心塌地追随的魔力。一听Lisa竟放弃了这么诱人的条件,大家内心深受触动,纷纷表明立场,绝不反水。我可以理解,从Lisa的角度来看,被裁员更像是总经理对她的一种报复。平时开会,她呛总经理几句是常事,当总经理说了些让大家都挺无语的话时,只有她会出头说:“我并不赞同。”

两个多月前,前Lisa母亲生病动手术,总经理却非要她跟自己一起去出差(已经有另一个总监陪同他了)。Lisa 想商量能否早一天回,总经理就是不同意。后来 Lisa 选择陪母亲做手术,因而跟总经理闹得不太开心。

我想,也许总经理在他这个位置上是没什么安全感的,因为Yuan说过,总经理会给她发长段的微信语音指导工作。总经理有时也会跟我讲“这个事儿该怎么怎么做”,我说我要问下我老板(Lisa),他就说:“不用,你就听我的直接做。”可我还是会去跟 Lisa 汇报一下。

但总经理的这套管理风格,对Peter却是有效的——因为Peter英文不好,我之前在英文上帮过他,一度和他关系还不错,有一次他跟我聊起,说最开始是总经理主动来找的他,他觉得自己人到中年,可能很难再找工作了,只能去讨好领导,而Lisa因为总经理的关系,也给他施压不小,这样夹在两者中间,他颇为无奈。

开始有裁员风声那会儿,我有跟 Peter 说过自己工作量没那么饱和,他可以分些活儿给我一起做。我想显得自己工作多些以自保,他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跟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加总经理的微信,没事就给他发点节日祝福什么的。”

我立马回绝:“不好意思,我做不到。”

我并不会把 Peter 简单看成一个献媚小人,但换了我的话,会从一种义气的角度考量,就觉得谁招我进来就该对谁“效忠”。本来他就是Lisa面进公司的,但他总是跨级直接跟总经理汇报,这怎能不让人心怀芥蒂呢?

会后,Lisa 又私下跟我聊起,她除了对总经理有所不满之外,看到我们一群“老实脸”,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是同僚情谊以及同情心,让她那时决定,起码大家一起拿 N+3。


接连一周,线上线下,总经理都没有再现身;HR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静待通知”的姿态。在又一次“凉亭会议”后,我们决定去派出所报警,逼总经理现身。

穿过落满阳光的公园,来到通往派出所的小道,越往里走越阴嗖嗖的,我站在门口,特别不想进去。“担心外国老板跑路,一周前就报过案了”,我们用派出所的座机打给总经理。又是等待。我们9个人分两排并排坐在派出所大厅冷冰冰的铁椅子上,一个小弟从容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看起来,还有人和看门大爷用上海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一番交涉,总经理还是坚持说有事儿不能来,我们只得撤。

两周前,我们还自以为是个大都市体面人,转眼就如丧家犬般四处奔走维权,我心里的感受很是混沌。我开始揣测:警察会不会也觉得我们是没事找事?

出了派出所的门,大家商量着,要不要去做个横幅拉起来,印上总经理的全名和“暴力裁员”等关键字。我旁听着,尽管在网上查过很多案例,拉横幅在类似的处境中不算是罕见的举动,但心里还是真害怕这么做会被抓起来。我本性并不喜欢面对冲突,但又是个讲感情、“使命必达”的人……毕竟这是 teamwork,戴上“正义”、“坚强”的滤镜,我抱着烈士般的心态,准备豁出去了。




转眼到了第三周,大家都有点累了,开始心安理得享受起“带薪休假”,纷纷出门野餐、逛街、旅游。结果,一天下午,总经理却突然在沟通群里发话,邀约大家去社区的“劳动关系调解室”面谈——但要求我们半小时内赶到,不然社区就下班了。

我们怎么可能赶得到?估计他只是想留个“仁至义尽”的记录吧。

总经理似乎也觉得理亏,于是又来提前和我们约时间,我们商量过后,还是想坚持去公司和他单独谈判。他不同意,便不了了之。

没过两天,HR 向我们发来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赔偿方案忽然变成了所有人都是N+3,说是总经理专门向总部申请的——看吧,果然是有博弈余地的,又或许,是我们的举报信终究起了点作用?

我们好几个人在公司的服务年限大都小于等于1年,N+3 的赔偿金额已经大于撕破脸才可能拿到的极限 2N(这通常是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才有的)。才两周就首战告捷,再一次的星巴克线下会上,大家满脸都是肉眼可见的放松神态。

但,是就此收手还是继续对抗?Lisa 让大家说说想法。

“我们要不就签了吧,我爸妈和朋友都说这个金额不错了。”Sherry这段时间很有学术精神,自发钻研着劳动法条款,喜欢提问题。但到这个点上,她已经满足,想开始专心找工作了——她刚毕业不久,有生存压力。

也有人问争取原本期待的N+4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我们拒绝,N+3会不会泡汤?

此外,“怎么能轻易放过总经理呢?”

“再耗下去真的有用吗?是不是会耽误我们的时间?”Sherry 显得没什么信心。

Lisa 发话,她分析过Yuan托公司总部那边的老铁拿到的最新季度财报,上面有全球各地区裁员人数比例及相关赔偿支出——在国内,除她以外,大家工资都不算高,肯定还有可争取的空间。另外,Lisa 向 Sherry 表示,如果她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话,自己可以帮助。

有了一定的数据支撑,Sherry 和几个想接受N+3的同事似乎被说服下来了。大家决定,再战一轮。


不料,两天后,我们又收到了“变更劳动合同的提议”,称“业务重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这些“待岗休假”人不用到公司上班,公司每个月发放1/N的原工资(我拿到的版本差不多是1/4),直到劳动合同期满,社保及公积金按比例缴纳。

不得不说,这是总经理和律师走了一步秒棋,夺回了谈判的主动权:你们连 N+3 都不要,那就不裁了,每个月给你们吃个低保,看谁耗得过谁?

半个多月间,我冲在第一线,承担起大半的沟通工作。每次公司发过来一个什么函,我就查好资料、写好应对话术,给Lisa看过修改一版后,再发到群里询问大家的意见。我又写了封举报信给公司总部,列举被裁的我们如何不受尊重,以及所搜集到的总经理在工厂里的一些虽不至触犯法律、但有悖于公司value(价值观)的行为……回想起来,这一天天的,可真是不比上班轻松。

我有时会感到无力,这场斗争怎么没完没了?甚至会在家崩溃大哭。被裁后的斗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搏一搏,赔偿金确实可能“单车变摩托”,可另一方面,博弈对人的身心消耗也是巨大的。老公说让我妈来陪陪我,一直没给我压力的老妈,隔天便痛快地从老家飞了过来。

我妈经过细心计算,很快发现了公司新提议的一个bug:按照这套方案,我们每月所得乘以合同剩下的2年年限,赔偿金总额其实比之前 N+3 还多——其他人一算,也果真如此。我妈提议,或许可以和公司协商在3到6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工资?这样,找新工作期间,社保也有了着落。

正当我们美滋滋地畅想着这个解决方案时,工资最高的Lisa直言,按照她拿到的提议上的比例来算,如果跟我们一起同意这个方案,她将损失惨重。看来,对方这招是经过精心算计的——考验我们良心的时刻到了,“不放弃、不抛弃”的原则,难道在这个时候就要被打破了嘛?

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如果方案对任何一人的利益有损,我们就要拒绝——即便知道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后果是大概率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走上仲裁之路。

线上讨论就这样匆匆结束,屏幕背后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彼此的真切表情。


又过了两三天,我和“共进退”的一位小伙伴去奥特莱斯逛街散心,刚从一家店走出来,看着手机的她一脸严肃:“你看下邮件。”

一纸措辞严谨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已躺进邮箱。我心里“咣当”一下——真的要走仲裁啊,这趟裁员之旅真是一个站点都没落下呢。

自然是没心情再逛下去了,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我俩啥都没说,都在叹气。

最后一次“共进退”大会,大家又来到了熟悉的星巴克,脸上都没了笑模样。Lisa 努力主持会议,但很明显,士气低迷。以 Sherry 为首的5个人对走到仲裁这步表达了不满,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去联系总经理,挽回 N+3;剩下的人则觉得没有回头路可走。最后,大家打开了人社的APP ——以往只会在查询社保信息时偶尔使用,这次解锁到了它的新功能“调解仲裁”,用相同的话术模板,做了提交。

Lisa 说:“有想法,大家透明地讲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希望到了最后的最后,大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要背刺对方,提前通个气就行。”

没想到,这句话很快一语成谶。

3天后,我们陆续接到仲裁老师的电话。听筒里传来温柔的男声,我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一遍全过程,只觉得悲愤、屈辱。当时我站在大马路上,一边讲电话一边嚎啕大哭,吓得旁边的保洁阿姨跑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或许仲裁老师已经听过好几遍同样的叙述了,但仍然很耐心地问:“还想跟公司和解吗?其实你们有这么多人一起,还是可以跟公司好好谈谈的。如果不想,我这边的流程就继续往下推进了。”

我没把话说死,只讲我们需要公司老板对这段时间以来的不尊重行为道歉,然后能谈再谈。

“了解了。”




第二天中午,我把妈妈送上飞机,开车快回到家时,接到了Lisa 电话。她的语气很急促,说得到消息,Sherry 他们5个人已经私下与总经理联系好,马上就要去签约了。我住得离公司近,她希望我赶快过去,也把协议签了。可当天下午晚些我还有个线上面试要准备,就说不太想去。

Lisa 随后又来了个电话,说“倒戈方”的第一位已经到达公司办公室。她怕我们若不能及时赶到,Sherry他们就都签完了,这样我们剩下的4个人就陷入被动了。

我只好答应,赶到公司时,倒戈方的两位似乎已经谈妥了,在会议室外的走廊等着队友。

我心里挺气的,上前去冷冷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来签字的是吧?”

他们对着我讪笑。

总经理和HR看到我时也一脸诧异。

“我来了,跟你们聊聊,可以吧?”我说。

“哦,欢迎欢迎!”

进了面谈室,总经理又是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个多月不见,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变老了,脸有些发肿,皮松垮下来。一上来,他就先道歉,说他没有处理过裁员的经验,这段时间他也想了很多,觉得一些做法确实不太尊重人,给大家造成了伤害。

我就真心实意地回他:“如果一开始就真诚些,也不至于会这样。”

HR在一旁面无表情,当着他俩的面,我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这一个月过得真辛苦,终于解脱了。总经理显得特别好,他还给我递纸巾,反复说道“我可以理解”、“我很抱歉”。这种反差感,让我情绪上更受不了。

最后,我们所有人得到的方案都一样:提供正规的离职证明;N+3,没有年终奖,社保缴到当月截止。

还差一个月的社保,我就可以办上海户口了。


回到家,线上面试肯定来不及了,总经理帮我安排了一间空会议室。大哭过后我头很痛、鼻子也堵,当天恰好又来了大姨妈,面试结果可想而知。

想起一年前总经理给我面试时,他看起来很自信,讲话中英文切换,选择的一些用词让人觉得颇为decent(得体)。我又想起,曾听早来的同事聊起,总经理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到我来这儿之后,特别是后半年间,他变得越来越小心眼。细细想来,其实能感觉到他每天的疲惫——我们都知道他爱指使前台姑娘给他冲咖啡,每天5、6杯清咖,毕竟他老是半夜要跟美国那边开会,又常常给同事半夜发邮件、发微信指示工作。

在抗争期间,我们小分队有向圈内人八卦到他老婆是谁、在哪上班。据说他老婆个性强势,他在家也没少受气。不久前他买了新房,两个小孩又要送国际学校,估计中年男人该有的压力,他一样都不少。

大家撤销了劳动仲裁。“共进退”群沉寂了下来。隔天,听说 Sherry 给 Lisa 打电话道了歉。




一笔6位数巨款在签约没几天后便到了账。工作一年就拿到这个数目,很OK了。接下来小半年不用上班,还可以享受与之前差不多的工资——我在理智上这样安慰自己,却渐渐难掩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来的焦虑。

本来我对自身的期待,是无缝衔接去新公司报到,毕竟我工作这么多年来,勤勤恳恳,从未有过空档期。但陆续面试了好几家公司,每家都面了好几轮,有些面着面着说是 headcount没了,只有一家,在第五轮终面见了总经理,然后又是漫长等待。问猎头,说是有戏的,我就一直抱着希望在等,可到最后,还是空等一场。

这次面试打击对我不小,再后面就没什么特别合适的机会了。转眼,离职3个月了,我开始对自己产生诸多怀疑。我彻底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从上班、维权期间每天8点起床,到关掉闹钟、拉上厚厚的遮光帘,一觉再加一觉睡到中午。从餐厅到客厅,人不知怎的,总会回到床上,躺平、玩手机,微信上没有任何人找,就这么慢慢又睡着了。

我开始埋怨起我的身体,为什么总是这么疲惫?我开始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我就只会闲着睡觉?我越发想蜷缩进被子,想和外部的一切隔绝。睡觉很好,因为会做梦。梦里总有这样那样的情节,像是一种身体的代偿活动,替我去接触这个世界。

我有时会在家嗷嗷地哭起来,好悲伤啊,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就是这样吗?一个成年人为何战胜不了一场小小的layoff(裁员)?老公总是对我说:“没关系,你正好休息一阵。”他安慰我一切只是暂时的。我理智上知道,但生理上的不舒服是真的。除了总是感到疲惫,我的记忆力也变差了,嘴巴表达不出我脑中的想法。

在离职半年后,我开始了新工作,工作量大了不少,原本想着大干一番,却因为身体上的这些情况而力不从心。不佳的表现又让我自责、内耗。新团队人际关系冷漠,大家各干各的,也让感性的我很不适应。枕头上开始有了大把的掉发,我常常在凌晨3、4点惊醒,开始需要在午休时间躲进厕所隔间里默默哭一会儿,老板向我说话时,脑子就“轰”地一下,浑身发热,到后来,演变成只要他一叫我名字,我就汗毛竖起、心跳加快。

我和 Lisa 见了一面,她说离职后她会哭,有心慌症状,不久前去医院看了身心科,确诊 PTSD。她现在就在家看看书、种种花草,休养着。回家一查资料,我才明白过来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症状,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之前我只是一度怀疑自己变傻了、能力不足。为了自己的健康,一个月后,我决定离职。

辞职后,妈妈给我在老家配了些疏肝解郁的中成药寄过来,吃了一个月,胃口和睡眠情况有所改善。我规律运动,不抱野心地做起运营小账号的兼职,养花插花,帮朋友带狗。几个月过后,我刷到一个朋友带有情绪的朋友圈,私信问她怎么回事。那天聊完,我跟她说,发现自己在心里冒出想关心人的念头的一瞬间,好像就感到自己复原了。我承认自己需要休息,不再一味去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我没有工作就一文不值”的谎言,不再捆绑我了。

前段时间,老同事聚会,之前帮我们的两个同事,也在半年前喜提公司第二轮裁员大礼包,现在整个办公室,包括总经理在内,只剩下5个人。被裁员这小两年,每过几个月就会看到一些外企整体或部分撤离中国市场的新闻,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一个没被裁员过的打工人,人生是不完整的吧。

年底,我看《年会不能停》,大厂裁员、派系斗争,几位主角从撕逼到和好,我从笑看到哭。编剧安排了一个圆满结局,董事长站起身表态:“那些本不该失去工作的同事们,我会让大家回来的。”而现实里,我们曾一直寄希望于会“主持公道”的美国总部,自始至终没有回应。谁会真的在乎被裁掉的人?又是按什么标准去区分谁应不应该被裁?

这几天搬家,我在一个不怎么打开的柜子里,翻出了写着前总经理名字的“暴力裁员”横幅,白底黑字的,簇新。想起这是当时一个同事去复印店制作好,最后邮寄到了我家,可终究是没有用上。

我笑了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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