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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1029天,我靠读书找自由 | 人间

五花马 人间theLivings 2023-12-08


一个被嘲笑“书读太多读傻了”的囹圄读书人,最后自救的手段还是读书。


配图 | 《秘密森林2》剧照





2020年的夏天热得出奇。

厚实的透明膜密不透风地附在铁栅栏上,把小小的审讯室隔出了冰火两重天。

那一边,是空调,软椅,香烟。半掩的门外,是自由的世界,时不时有人影在走廊里行色匆匆地晃过;这一边,是冰冷的审讯椅,禁锢双手的铁环,38度蒸腾的高温,上了锁的铁门,审讯结束,门才会打开,被管教从审讯椅上解下,送回深处的囚笼。

这两个仅隔着一层膜的世界,谨守着彼此的分寸。属于冰的凉风一丝也漏不过来,属于火的闷热半点也不敢透过去。

空调已经打到最低,身材魁梧的男警官似乎还是嫌热,一支笔在他指尖转了又转。他身后的门外,隐隐传来远处模糊的嘈杂和压抑的低泣,声音有点耳熟。我盯着唯一在动的那支笔看,脑袋里满是嗡嗡的杂音,神智渐渐迷离,开始疑惑眼前的一切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

“听说你是个高考状元?”男警官起身关严了门,彻底隔断了外面的世界。

我悚然惊醒。身上不知经过几手的蓝马甲,散发着不知道属于哪一位“前任”的汗臭,提醒我目前的处境。我无奈地苦笑,并不接茬儿。在这样的场合被人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没有多光荣。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说白了就是商业回扣,在你们电商行业,很常见。事情是李强发起的,收钱的是徐明,你只是因为认识徐明,被李强利用,帮他们牵了线而已。”男民警一脸理解,“不过,你是我最近接触的女犯罪嫌疑人里最冷静的,没哭没闹。”

哭闹有用吗?我有一瞬间的怔忡。如果哭闹有用,不用民警说,我绝对能拿出孟姜女的架势,哭他个摧枯拉朽,天崩地裂。只有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绝不夸张: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重获自由,任何代价都愿意支付。只要有人肯开价。不哭闹,无非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在明知无效的前提下,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丝体面。

“你妈妈和爱人就在外面。你出事后,你妈天天守在看守所墙外,想离你近一点。她想见你一面。这个忙我们真没办法帮。但是,早说清楚早回家。塞钱送礼这些事……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行贿的,最多缓刑,金额高低也就关系到退赔,没多严重。这样的环境,嘿嘿,读书人……”男民警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


创业第一年,我经人介绍从李强手上买过公司和商标,渐渐熟了起来。日常相处,李强仗义可靠,我们处成了朋友,我叫他一声“哥”。

时间久了,李强知道我平台出身,求上了门:“妹子,帮个忙,我有货源,想在平台上开几家店搞点资源,能不能帮我搭个线认识认识‘小二’?好处费什么都不是问题。”

我向来不愿意麻烦以前的同事,生怕让人家为难,不假思索地回绝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李强几乎驻扎在了我们公司,来得比我早,走得比我晚。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答应试试。

没承想,找到前同事徐明的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可以,但是,我不愿接触陌生人,我只认你。”

把徐明的意思转达后,李强顺势说:“小雨,你是专业运营公司的,以后开了店相关的运营工作你来,该给徐明的好处费,你帮我递给他。”

初创团队正缺业务,我想了想,同意了。

就这样,从未见过面的李强和徐明,通过我达成了隐性合作。而现在,我们3个人被徐明所在的公司起诉,出现在了同一份拘留材料里,成了“同犯”。




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除了空调,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冷风机。它做起功来,风吹不动叮在人身上的蚊子,声音却大到面对面说话需要扯着嗓门喊。值夜班人的瞌睡虫,倒是被轰隆隆的声音多少赶跑了一点。

人一旦失去了自由,认知就会变得和“外面”十分不一样。

监室门分两道,一道纯铁板的移门,一道上锁的铁栅栏。白天的时候,移门是不关的,只锁了铁栅栏。通过栏杆和打饭的门洞,可以透过对面的窗,瞄到一角的绿。

小草扎根在脚下的泥土。天好时,阳光明媚,它在微风里摇曳。天差时,风狂雨骤,它在风暴里颤抖。它是自由的,能自由地感应天时,顺应风雨。不像我们,铁门一关,不见天日。24小时不灭的白炽灯亮着,不是墙上高悬的那一个挂钟和偶尔的提审,我根本不知道白天黑天,是晴是雨。

那颗素不相识的小草,几乎成了黯淡人生里仅剩的一抹亮色。我总喜欢在靠近门口时和它对视一眼,然后在被监控提醒“不许向门口张望”之前,及时离开。

我最羡慕的还是那几只来监室门口啄食的小麻雀。每顿饭,大姐推着饭车到室门口,监室“1号”把整理好的碗从一个方方的小孔递出去放在饭车顶部,讨好地报上米饭的块数,再弯着腰一碗碗把饭菜接回来。

大姐手势娴熟,上下起落,不一会儿就能打好一个监室的饭菜,然后推着小车去往另一个监室。大姐一走,“1号”立马拿条毛巾,把手伸出栅栏,竭尽所能地把自己能够着的地面擦干净。略远的地面散落的饭粒,就便宜了小麻雀。

监室里最放松的就餐时光,也是麻雀们的欢乐时光。它们雀叫一声,呼朋唤友。跳跃的身影时不时在栅栏外闪现,不受拘束地叽喳着进食,吃饱了,双翅一振,从窗口直接奔向天空,留给我们一道自由的残影。

我变成了自由的信徒,由衷地爱护每个能拥有它的生命,甚至连监室里的蚂蚁都不忍伤害。夏天,热绝对不是最大的惩罚。监室长长的铺板缝、坑洼的地板洞,里面藏着无数的生灵。蚂蚁,不知名的小爬虫,蜥蜴、壁虎、蜈蚣,甚至还有老鼠这种大家伙。一出现,总能把本已处在人生低谷的一群女人吓得更加惨淡。

有同监把喝完的牛奶盒拆开,撒上点红糖,偷摸放在角落。牛奶加红糖的诱惑,不多久就能吸引到一窝的蚂蚁,再拿个脸盆倒上水,泡进去。反复几次,睡觉的时候,在身上攀爬的蚂蚁明显就少了。

坐铺板的时候偶尔捡到蚂蚁,我不忍捏死,悄悄放到墙角,任它们离开。同监放的牛奶盒几次被我“误捡”,扔到了垃圾桶里。同监跟“1号”抱怨“新来的读书人,拎不清”。“1号”报给了管教,说我“破坏监室环境整洁”。

接下来一个月,我每周多领了1个夜班。但是没关系,我得到的,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小生灵,得以回归自由的国度的希望。


一个监室二三十个平方,住了20多号人。

晚上睡觉,铺板上睡14个,地上开4铺,可以睡12个。加上2个值班的人,补洞睡。一个监室容纳28人没问题,挤一挤,30个也凑活。

晚上20:30开始到次晨的6:30,共安排4组夜班,2人一班,一站一坐,交替休息。多数人最喜欢第一班,其次是第四班,前者上完可以睡整夜,后者醒了直接连天亮,二者中途的睡眠不会被打断。

“1号”排班的时候,习惯性问了一句:“身体怎么样,有没有特殊情况?”我摇摇头。监室里年纪大的人不少,人人都挑班的话,是照顾不过来的。我的思维是,尽量少给人添麻烦。然后,毫无意外地收获了一堆第二班第三班,每天还不一样。

有人提醒我,去和“1号”搞搞关系,说说好话,每天换成同一个时段夜班,至少生物钟稳定一点,不会那么累。我想了想,摇摇头。反正也睡不着,何必呢。对刚失去自由的人来说,一夜梦境不是恩赐,而是折磨。梦里没有蓝天白云,自由世界,只有牵强的笑颜,惨烈的泪眼,还有反反复复的自我怀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醒过来后,会陷入更久的“是梦是醒”的迷茫。所以,我宁愿值班,清醒地面对当下的困境,一遍一遍舔舐、消化,一点点提升自己的承受能力。

比我更喜欢我值班的,是一个偷钢材进来的老太太和一个打扫厕所时扭伤了腿的新人。

老太太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值班的时候一坐下就舍不得站起来。我实在站得腿酸,示意她站一下,让我坐会儿,老太太的嘴巴立马开始不干不净。看看一室熟睡的人,我赶紧示意她“嘘”,忍耐着继续站下去。

扭伤腿的新人如愿换了个轻松的内务,值班的时候,一脸难为情地示意我她腿疼,站不住。我无奈,渐渐习惯了和她们俩无论哪个搭班,就站一个通班。没有其他人愿意和她俩搭班,渐渐地,她们就成了我的固定搭档。

老太太和那个新人都是幸运的,她俩一个缓刑,一个取保,20多天后,民警来通知释放,两个人欢天喜地,铁门一开,一溜烟跑得飞快,压根看不出一点腿脚不便的痕迹。刚巧,我在前岗值班,俩人走的时候,不约而同回头看了我一样,眼神里分明写着:“读书人,嘿,真好骗。”




民警调侃,堂堂“高材生”,竟然不懂法。

我苦笑。如果不是这次意外,我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法盲。

我一心以为,商业回扣最多有违商业道德,没承想竟涉及犯罪。而我认为的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中间人的行为,竟已构成行贿的共同犯罪。

我从没想过,一个人从被公安带走,到被判坐牢,中间的时间到底是待在哪里的。即使是轰动社会的案件,出现在新闻媒体里的,也多半是破案、抓捕、服刑环节,鲜有“看守所”的身影,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想过,所谓“看守所”,到底是干嘛的。更不知道一个人从被公安带走,到送到监狱,中间需要经历短则几月、多则几年的羁押等待。

监室里的人对我态度渐渐和蔼起来,说“还是读书人好,记性好”。是啊,监规纪律整整4张双面A4纸的内容,听说有些人背到37天取保走了还没背完。我2天就背完了。这意味着家里的汇款一到,就可以“开账”了。

然而,防疫形势严峻,物资寄送困难,连汇款都格外慢一些,好不容易赶在月底前收到钱,开了账,到货通常需要1个月。但我希望那些东西永远发不下来——按司法流程,37天内有2次取保机会。30天内是公安取保,31到37天是检察院取保。取保成功的话,自然就拿不到了。


过了一阵,来了个坏消息:因为疫情,律师足足排了15天的队才终于见到了我,民警早已多次录了口供。

律师进来就给我泼了冷水:“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6万元开始入刑,200万以上就3年以上,缓刑的可能性就变小了——你供述的金额太大了。”

“李强给的现金,我压根没打开。民警说,行贿不严重,金额多少只关系到退赔。我才顺着他的话猜了金额。”我急急申辩,希望律师对我说“还能再抢救一下”。

好在还有个好消息:律师念了本市近5年和我同罪名的相关判例,全是缓刑,包括不少金额200万以上的。

“刑事案件的金额一定会关系到量刑……”律师叹了口气,“但这个罪名,确实性质不差,取保和缓刑的可能性还是大的。我们尽量努力。”

绝望中的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选择性听进了好消息,冰凉的心热了起来。

监室里有些爱八卦的,一到放风就到处打听别人的案子。我跟一个大姐提到了律师讲的话,大姐兴奋得满脸潮红,似乎马上要取保的那个是她。她已经在看守所待了2年多了,还没等到一审开庭。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大姐先塞给我一包零食,然后把家人的电话号码小声报了一遍,请我帮忙带话。那天在“风场”,一共有3个人偷偷给我留了号码,嘱咐我一段说辞。后来,又陆陆续续收到了好些个电话号码。

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看着铺位上的人,脑子里对应的不是她们1到4位的“识别服号码”,而是11位的手机号。

25个人,我背了18个号码。虽然自己还没“发货”,但是我突然不缺零食了,总有“老人”给我塞零食,吃饭的时候主动拌饭分给我,酱油醋老干妈随便拿,推都推不掉。一到放风时间,我就像读书时一样,要被各科老师“抽背”:“号码还记得吗?我讲的事你说一遍看看……”

虽然不能公然宣之于口,但经验丰富的老人们早就看出来托我带话的实在不少,生怕自己的“要事”被忘了。好在我经受住了考验,每次“抽背”都顺利过关。体验过和家人被一堵高墙阻断连接的感觉,我太能理解她们的想法了——这种境遇下认识的陌生人,案子的事是不敢随便说的,怕你反手出卖她立功。无非就是些思念、忧虑、渴望之类的内容。女人,最多的是怕丈夫不等自己,怕孩子不认自己。

和大姐们越来越熟,我越发觉得,哪有那么多坏人。多数不过是为了生计的可怜人罢了。人生最低谷的境遇里,哪怕别人给的只是一包饼干,半个苹果,都忍不住想倾尽全力去报答。




遗憾的是,30天公安取保失败后,第36天,我等来了检察院的逮捕证。

放风时,总爱围在我身边的大姐们突然都不见了。

取保失败,明明我才应该是那个最难承受的人,可大姐们仿佛被一个假装能取保骗吃骗喝的骗子玩弄了,看起来更加受伤。有种荒诞感冲淡了我的悲伤。

签逮捕证的隔天,民警例行公事来看守所提审。

“你是中间人,可轻可重。往轻里说,李强和徐明‘郎有情妾有意’,你只是从旁助推,怎么谋利谋多少利和你没啥关系。往重里讲,按李强的说法,他只是把钱给了你。你送多少,怎么送的,他都不知情。”

“你没有公司职务,不存在职务便利,李强给你钱,不算行贿。你给徐明的钱,不论替谁谋利,那就是实打实的行贿。李强甚至可以把自己摘出去,留下你和徐明,一个行贿,一个受贿,刚好闭环……”

那一晚,我辗转难眠。我一直喊“哥”的李强,家里有2个孩子,他当然很想出去,可我的孩子也还没有断奶啊。

监室里芸芸众生,有人化悲愤为食欲,有人吵架打架。而读书人的悲苦、愤懑,大抵只能通过文字发泄了。看守所每个月要交的心得体会,是我们为数不多能用纸笔的机会。

对自由极度的渴望,对亲人千般思念、万般愧疚,对命运无常的慨叹和哲思,在我的身体里肆意冲撞,和肚子里的那点墨水搅和到了一起,催生出了浓浓的抒发的欲望。每一动笔,洋洋洒洒一两千字不自觉就流了出来。

这可看呆了半天憋不出一行字的大多数。民主生活会上,“1号”意有所指地看着我:“自监室组建以后,从没有人密密实实写满一张纸的正反面,管教重点表扬了。其他半页纸都没写满的,重写。以后,门槛提高了。”

有个贩毒超过50克的大姐当场甩了脸子:“这么能写,一个监室都你写得了。会读书了不起吗?还不是来这里了,装什么装!”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直到被监控室的管教敲了监仓对讲。




上个月开的账陆陆续续发到手了,屁屁的待遇,终于从看守所发的糙纸,升级到了双熊猫皱纹卫生纸。吃完饭,我也舍得抽张“洁云”擦一擦了。

平时推辞不过,吃了用了别人的,我都加倍还了回去——吃一片饼干,还一包。吃一口蛋糕,还一袋。

梅雨是继酷热之后的另一个考验。小小的“风场”,20多个女人的衣物层层叠叠。一人2个衣架,一周下来,每个衣架上摞的7、8件衣服,一件都没干,还馊了。律师来过以后,我特意喊家人多寄了些一次性内裤。衣服可以少换洗,内衣裤可不行。东西是寄进来了,可用完就扔实在太奢侈了,洗洗还能穿。刚来时,连换洗的内裤都是老人拿穿过洗干净的接济的,实在做不出浪费的事。

大部分自己舍不得穿的新内裤,接济了室里“三无”(没钱没衣服没家属管)的老人,和刚进来缺衣少穿的新人。

“小学开始父母就不管我了。男朋友在我进来3个月就失联了。哎,都快换季了,好羡慕你们有衣服收。”足浴店的收银小姐姐已经多次跟我聊没衣服的事了。耐不住磨,我又给了她几件新衣服新内裤。

没过多久,这个小姐姐因为违规被“罚班”,我竟看到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人小姑娘总自觉去帮她顶班。放风的时候,无意间被人挤到了小姐姐和小姑娘身后。她俩没注意到我,正在聊天。

小姐姐:“这地方没好人,像我这样单纯热心乐于助人的人真的不多了。”

小姑娘感激地看着她,连连点头,手里攥着一条没拆开的新内裤。

小姐姐:“能出去的话,帮我给家人打个电话,求他们给我打点钱,跟他们说我以后出去了会还的。”

小姑娘拍着胸脯打包票:“姐姐,能出去的话我给你打钱。谢谢你雪中送炭。”

小姐姐满意地点头,转身抱着盆去洗衣服了。

我清晰地听到她嘴里在嘟哝:“得亏这些读书人,嘿嘿……”

后来我发现,这个小姐姐时常从“傻气”的老人手里讨点衣服纸巾,送给新人,再在“37天”前后,可着有希望出去的人哭穷卖惨。话真带出去不少,钱依然没人给她打。每个人走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最后真打钱的,只有那个小姑娘。


“逮捕后的2个月侦查期到了,资料已经提交给检察院了,后续我不怎么会来了。”再次见面,民警仍旧转着笔,“取保申请,当初帮你提交过,可李强的每笔钱,确实都通过你,你太重要了。”

律师说过,口供里不该去估算金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口供录了,再要以诱供名义推翻前面的口供,几乎不可能。取保失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你一直问他们好不好、会怎么样——李强把责任全推给你了,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取保了。你现在是公诉人眼里拖他们俩下水的首恶了,先操心自己吧……”

我不语。

 “不是什么难听的罪名,出去以后,重新开始吧。”民警撂下最后一句,走了。

放风时间来了“大账”,“1号”招呼几个洗完衣服的一起进监室领。人手不够,“1号”犹豫了几秒,门口的管教开始催促了。我被抓了壮丁。

200包花生,90包香肠,150袋苏打,30袋红糖。我数来数去,花生多了2包,香肠少了1袋,苏打没错,红糖多了1袋。“1号”哈着腰报给定账的管教:“香肠少了1包,其他没错。”我刚想开口纠正,旁边的“2号”狠狠在我胳膊拧了一把。

多出来的东西被“1号”用自己的打包袋顺势收了起来。还有3双拖鞋,接货的刚好3个人,“1号”给了我们每人一双:“拿着,别多问,管住嘴。”

我以为她们只是占看守所的便宜,直到遇到了一个特别细致的姑娘。

“我开账一共624块3毛6,自己算好的价格,为什么扣款多出了22块5?”她问。

“1号”愣了一下,回复:“手写出去的单子,管教登记错了也是有的,这里是什么地方,不兴维权那一套,发到什么就是什么。”

认真姑娘十分执着:“钱多扣了,可我发到手的东西并没有多。”

“1号”从监室公用物资里拿了两瓶洗发水,堵住了姑娘的嘴:“一点儿小事,别给管教添麻烦啦。”

我脑中灵光一现——22块5,刚好是3双鞋的价格。“手写的单子”,听说,以前也有过,把别人交上来的纸条上的“1”改成“4”,多出来的还没发到个人的时候就截留。大多数人很难发现。即使最后凭空多出了一堆东西,1号一句“可能管教弄错了”,质疑的人也不敢起“维权”的心思——偏偏这次遇上了认真姑娘。

那双鞋来得怪异,我一直没用,还找了个借口私下给了认真姑娘等价的东西。

“1号”阴阳怪气:“本就是行贿进来的,还把自己当道德楷模了。”

躺在铺板上,我呆呆地望着至少离我10米的天花板,老旧的电扇吱吱呀呀地打转。听说这个“1号”在外面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涉案金额上亿。人在封闭、匮乏的环境里待久了,都会变得格局全无,醉心钻营占点几块、几十块的便宜吗?我既迷茫又恐惧。




入监逾半年。这个月的心得体会,有人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诗,用词诙谐,行文流畅,管教惊为天人。

新调来的一个“小哥哥”成了监室里的风云人物。她露出花臂,浑身文身,剃着板寸。刚进门的时候,还以为是管教送错了地方。

小哥哥本科学历,罪名是贩毒。据她自己说,只是帮别人拉了个微信好友,收了500元介绍费。公诉人建议量刑13年。家里父母失望至极,再不管她了,入监快1年,一共只给她打过500块钱,衣服都是别人接济的。

我的律师转达了公诉人的态度:签认罪认罚,建议3年实刑。为争取缓刑,律师还在苦苦沟通。这个形势,早已跌破之前律师给的“最多2年,十有八九缓刑”的预期,足够摧我心肝。

而13年是什么体验?读书人之间的悲伤似乎更能共情。我对小哥哥油然生起了怜悯,于是,在我这儿,吃的用的随便她拿,还让律师转告家人,衣服买大2号,多寄几套。

监室里的大姐们调侃小哥哥,说她傍上了“金主”,吃穿不愁了。我俩一起看书,一起背诗,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又一轮监室调整,我跟小哥哥还是分在一起,彼此都很开心。

偶然一次,我值班违规,被停了账,小哥哥可以开账,但是没钱,我索性把小哥哥的账号报给了律师,让律师通知家人,往小哥哥账户打钱。

停账的同时,伴随的是罚班和内务调整。我被调去搞最辛苦的厕所卫生。一般搞卫生要两人搭档,不然甩不动厕所的垫子,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要强又脸皮薄的我自然是不肯求人的,自己咬着牙扛。

到了甩垫子环节,熟或者不熟,偶有热心的同监犯伸出援手。可膘肥体壮的小哥哥,从来没有下过场。那个月,小哥哥用我家打的钱买了2大袋物资,可里面没有一片饼干是属于我的。

我已经不会失望了。失望多了,渐渐就习惯了。

新的“1号”是个重本毕业的硕士生。她冷眼旁观,轻声说了一句:“‘小哥哥’有吸毒史,进来这么久,换一个监室就傍一个‘金主’,硬是混得吃穿不愁。读书人跟读书人,不一样。”


见公诉人前,律师曾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哭。

可公诉人说出第一句,我就知道完了:“你的微信我看了两天,你是个什么货色,我很清楚。别哭,哭也没用。”

我的自尊心在炸裂边缘,一股气直冲脑门:“什么货色?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你来评价。”

犯罪了,一定是坏人吗?这个哲学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除了看我微信,那公诉人看没看到我不占人便宜,不虚言夸大,不贪图享乐,帮人助人,热心公益呢?除了“犯罪嫌疑人”,我也是客户信任的伙伴,员工爱戴的领导,赤诚待人的朋友,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的妈妈呀……

累了,无心自辩,爱怎么判怎么判吧。

检察院认为证据不够充分,退回公安补充侦查2次,退无可退,流程终于快走到法院了。不知不觉,进看守所已近1年,我也从过渡监室换到了隔离监室,方便随时宣判、投牢。新监室的栅栏看出去,能看到草坪上竟开了朵小花,娇艳,活泼,随风摇曳,分外美丽。

见识见长的我渐渐锻炼出了公诉人的眼力——什么人能取保,什么人恐怕会重判,大概几年到几年。

有个阿姨,看守所“四进宫”。在我看来,肯定取不了保了,前科太多。阿姨神秘一笑:“我肯定能出去。”

我不以为然。

结果还不到30天,阿姨就接到了释放通知,走之前得意洋洋:“我的事不小,但就是口供做得好,态度好。打这么多年交道,不是白给的。”

律师每次来都叹气:“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刚。民警说行贿不严重,金额多少压根没关系,在口供上签字就能取保——这种话怎么能信?公诉人贬低你两句,又何苦回怼?书呆子,哎……”

我怎么能不信呢?越是渴望,就越容易轻信。想到离家的时候,刚学说话的孩子仿佛有预感,突然口齿清晰地喊了一声“妈妈”,我怎么能不渴望呢?

只要能出去,只要能回到家人身边,哪怕只有一天,我甚至愿意用生命来交换。区区几个签名,又算得了什么?犯了罪,该受什么惩罚,自有法律裁定,为何要忍受人格上没有根据的贬低呢?

可是我又错了。

眼看着无数罪名比我重的人都取保走了,我的预期,在不断地降低。

口供做坏了,印象分也完蛋。只能提升自己的接受度和承受力了。

律师送了几本书进来。刑法,刑事诉讼法,取证和质证相关的程序和要求,我拿出钻研文献的劲头,研究了无数遍。按理论,很多缺乏客观证据的口供,都不应该被采纳。但是律师摇头:“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你太书生气了。”

我在这样的境遇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民警眼里,我是被李强利用的法盲。公诉人的眼里,我是品行不端的首恶。家人眼里,我是枉担骂名的可怜虫。同犯眼里,我是格格不入的傻子。

……

我将为自己的书生气,付出自由的代价。




看守所生活的主旋律是单调、重复和无聊。墙上的电视放的什么《走西口》《温州一家人》《大宅门》等剧,几乎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更无奈的是,很多剧已经单剧循环了不下5遍……

连奶奶辈的人都不爱看了,宁愿两眼放空地发呆。

可读书人有自己的世界。我在图书室找到了一些好东西。从一堆破烂的言情小说里,翻出崭新的经济、历史、哲学、心理方面的好书时,我几乎忘了自己失去的自由。

在外面的时候,忙忙碌碌,偶尔翻书,也只能接受消遣类的书籍,让自己无脑快乐一下。在里面,度日如年,不事生产,反而成了阅读的绝佳土壤。以往喜欢的快销书籍突然失去了魅力,非得有深度、有思考、有内容的书籍才能入眼。

一书在手,物我两忘。监室的阿姨们惋惜地叹气:“本来就老实,这下更成书呆子了。”

她们不懂。读书,有着强健心灵的巨大魔力,给了书呆子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支撑着书呆子忍下去,活下去。

瞧,多有趣。

一个被嘲笑“书读太多读傻了”的囹圄读书人,最后自救的手段还是读书。读着读着,我终于和读书人身上的傻气和解,学会了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承受现实给予我们的疼痛、苦难和无奈。接受了我终须以“不畏死”的心态,去等待属于自己的结局。


律师来得越来越少了。

越到后面,我们能沟通的东西越少。更重要的是,家属已经把全阶段的费用交清了。37天一过,取保的机会断崖下跌,临近开庭更趋近于0。除非上诉,律师再没有新的收费项。

其实我挺理解律师来得不情不愿。钱收完了,还得干活。他们不会觉得这些“活”是前期客户花了钱买的,只会烦躁于这一单怎么还不结束,耽误了自己去赚别人的钱。收到家属大半年前寄出的信,说前期律师以托人办取保为由,跟他们要了一大笔钱。我父母给了,他们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小外孙整天哭着要妈妈。

取保失败,钱当然是不退的。用律师的话说,“该活动的都活动了,是你们自己家人不争气,口供没做好”。

幸亏和家属的沟通时效隔了大半年,不然,气血上涌的我恐怕会把律师骂出去。这会儿,经历过无数夜不能寐、绞尽脑汁的尝试,到底该怎么通过律师向家属传递“我想换律师”的意图后,我早已平和了。总不能是“麻烦给我家里带句话,我觉得律师您不靠谱”吧?

精明的律师早已识破了我话里所有的暗示,修饰润色了才会转告家属。我终于认清,即使有血缘之亲,人和人之间的心电感应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早早就放弃了换律师的念头。而且,父母也没钱了。

我父母学历不高,但也算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一辈子老实本分。他们大约和我一样傻气。在律师拍着胸脯说“这么点小事,分分钟把人捞出来”以后,他们就着急忙慌地把自己住了几十年、市场价140万的房子,以100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钱都给了律师。

看,这就是“唯利是图”的坏人真实的经济实力。

硕士毕业的“1号”说:“律师费差点比肩涉案金额,不怪公诉人觉得你没有交底,嘿嘿。”

我也咧嘴笑了——这话可千万不敢让父母知道,他们会自责的。




在小小的监室里把四季寒暑都经历了一遍,我越来越平和了。

监室不像监室,倒像是道场。我除了偶尔想一想以后出去了该怎么赚钱回报父母外,什么愤懑、仇恨、不甘、委屈,通通随着时间越来越淡。人生,除生死外无大事。至少我们还好好地活着,无论时间长短,总有回家的那天。

刚来时,我恨不得立刻马上出去,一秒钟都待不下去。时间久了,内心居然有点舍不得走了。

在外界眼里,我们是有污点的人,回归社会,异样目光、有色眼镜是免不了的。但在这里,所有人是平等的。不论是曾经腰缠万贯万人之上,还是社会底层艰难求生,都穿一样颜色的马甲,一个月最多只能花600块。

市值过亿公司的财务总监,内务是洗碗,每顿洗近60个碗,每天3次。

连锁酒店的老板娘,内务是打蒙古包,每天2次,把几十床被子摞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

“风场”谈笑,财务总监说,以后出去找工作,写简历就说自己有多年家政行业从业经历,没准儿还很吃香。

每天晚饭后有10分钟的散步时光,我们在宽1.5米、长7米的过道上一圈圈快走,老板娘说:“今天这是在草原,这里有花有草有小动物。明天咱们就去海边,心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风景真美,看到了吗?”

我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久病成良医,法律书看多了,成了监室里半个免费律师。请不起律师的,没有家人管的,总爱凑上来咨询一番,试图寻到一点希望。

案子基本尘埃落定的,最爱问被羁押期间家属提出离婚怎么办,财产怎么办,子女抚养权怎么办。年纪大的,会问以后对子女有没有影响,对退休金有没有影响。

知道的,我一一解答,不知道的,查阅书本,倒也十分充实。

“1号”调侃我:“像找到了工作。”


作为这一年多里我见得最多的一个“自由人”,我和那个抓我的警察之间仿佛滋生出了一种奇怪的相互了解。讲话越来越随意。

开庭前,民警最后来了一次,走之前格外认真地打量我:“跟这里的管教打听了下,听说你最近过得挺不错,还是替你开心。”

听到这话,我笑意顿敛:“会有人在这种地方过得好吗?”

他目光沉沉,久久不语,挤出一句“……再熬一熬,投牢了,日子就好过了。最苦就是看守所。”

我知道他是好意,也见过太多监室里的人,投牢执行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欢天喜地的模样。多荒谬,这个地方的人,最大的快乐和期盼竟然是去坐牢……

“可我一直以为,自己能判缓刑。”我说。

民警不说话了。

“看了我近5年所有的聊天记录,在你眼里,我是坏人吗?”我犹豫许久,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他默默点了根烟,到走,也没有回答。




在看守所待了1年2个月后,我的判决下来了——认定金额220万。这个区间,非公受贿的法定刑是5年以上。李强判了5年。徐明作为实际获益者,虽没得到期望中的缓刑,但判的是对应档位的最低刑期,3年。因他俩前期取保,投牢以后有利于减假,实际服刑时间不会长。

而我,作为中间人,却因固执和刚直,被公诉人多送了6个月——3年6个月。

家人决定上诉了。我也同意。我不再恐惧了。没有什么是必须得到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无论结局是什么,都能坦然接受了。我怕的是,还有太多书没来得及看,万一突然走了,那些书怎么办。

“1号”安慰我:“听说监狱有图书馆,书只会更多,还是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一边点头,一边加快了看书的速度。

裁定下来了,维持原判。预期之外,意料之中。

都说监狱很好,未来会更好,但经历了人生无常的我们,早已比普通人更深刻地懂得,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抓住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当下,只有看进去的书,读进去的故事,它们才是属于我的。我虽羞于卖惨,可逼迫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却一流。我如饥似渴地看书,偶然抬头,门外那怒放的小花在风里频频点头。


2021年9月。律师最后一次到访。尘埃落定,对彼此的希望和失望都不再有意义,反而能敞开心扉聊两句。

我说:“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律师摇头。

“最后悔的是,枉我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竟然坐了牢才发现自己书也没读好。看了李敖的《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真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同样是坐牢,人家可以旁征博引,写出一封封有知识、有思想的家书给孩子,而我只能不学无术地说想念,太弱了!”

律师怔忪过后,笑得开怀:“难怪你先生托我带话,说收到你的家书,没想到在外面,还能收到你的鸡娃安排和读书作业……无论如何,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快1年半了,再差再差,可以算一半已经过去了。回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我眨眼大笑:“隔着一堵墙,交流本来就困难,再不读读一样的书,思想更没法同频了。只能辛苦他们,陪着我一起做这一层修炼了。以后,无论是收到诗,收到散文,还是收到育儿思考、人生感悟,都请他不要惊讶。”




在监狱比看守所“好”这事上,民警倒没骗我——到了监狱,每个月1封信,1个电话,1次可视会见,终于和家人恢复了联系。虽然因为疫情,没法现场会见,但这样的日子,与过去的1年多相比,明显更加让人心情愉悦。

因为疫情,除了信,书和衣服都寄不进来,但监狱里可以买书!

爱人来信说,他再也不阻止老人攒纸壳卖纸壳了,他自己还迷上了在闲鱼上出售旧衣物。

而这些资金,通通打给了我,支持我在里面多买书。他说:“权当供你又读了个大学!”

囹圄3年,常听人说,老婆在里面,老公会等的,少之又少。身边同犯时不时收到的离婚起诉、婚变家信,都印证了这一点。可命运终究是给了我馈赠。日复一日的阅读,豁达了心胸,磨砺了心性,增长了智慧,没有把让高墙把自己磨钝,反而出落得更锋利了。

平均3天一封来信,我和家人分享着《褚时健传》《活着》《傅雷家书》等等书籍的读后感。

看别人经历的相似的境遇,残酷的命运,动荡的时代,个体身上的苦痛被抚慰了,缩小了。

这种交流牢牢地构筑起了我和家人沟通的桥梁。隔着高墙,不仅没有生分,反而感情愈笃。

爱人颇为自得:“李强和徐明的家人都问过我,夫妻分离这种状况,怎么维系感情。我告诉她们,多读书,多交流,当笔友一样去重新谈一次恋爱。现在,她们都实践得不错!”

是的,作为经历了同样的阵痛和分离的3个家庭,最终没有选择相互责备,反而对彼此多了共情和理解。

3个家庭,一起等着各自最重要的人。


2023年3月8日,失去自由1029天以后,我终于在这个不错的日子,率先得以脱下囚服。大墙门口,一家老小齐齐整整,天刚擦亮就等着了。

老妈眼含热泪:“终于不用每礼拜抄诗寄给你,解脱了!”

爱人半是心疼,半是调侃:“小书迷,汇报一下改造成绩?” 

我拍拍爱人的肩膀:“身有桎梏,精神自由。帮很多人写家信,发了很多文章,做了电台专栏,收到许多感谢信,鼓舞了很多人。赚了不少奖励,过得充实又富裕。谢谢你赞助的书资!”

小朋友略显拘谨:“妈妈,你以后还去很远的地方工作吗?”

我一把搂住他:“不走了,妈妈以后一直在你身边,陪你读书。好不好?”

听到“读书”,小朋友的脸色一垮。

我摸摸他的小脑袋:“成绩不重要,但读书很重要。等你长大就会明白,人生如海,好书是船,载我们自渡……”

小朋友的双眸清澈又懵懂。

爱人眼神缱绻:“恭喜你,毕业了。”

劫后余生的读书人,终于和家人紧紧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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