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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一起做门卫 | 人间

小李飞道 人间theLivings 2024-02-10


老李说:“我们本来就是看门的啊!世界上看门的又不只有我们两人,边防战士守卫边疆,看的是国门;郭靖和黄蓉守卫襄阳,看的是城门;我们两人看的是厂大门,守卫的是全厂三百人的财产安全。我们和解放军战士,郭靖和黄蓉一样,都是英雄呢。”


配图 | 《立功·东北旧事》剧照





1995年的夏天,12岁的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消息很快传遍了父亲老李所在的印刷厂。我考上重点中学这事本不值得夸耀,但有“同行”衬托,那就不一样了——厂里别的家属子弟都没考上,这让老李觉得脸上有光,那个夏天,他在厂家属院里走路时会故意放慢速度,腰杆挺直,耳朵竖起,等待别人上前和他寒暄,朝他祝贺。

见老李高兴,我想,这次他应该不会再找理由拒绝我了吧——读小学时我就有一个梦想,玩遍县城里所有的电子游戏厅,但这个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每次我找老李要零花钱,他都“很巧”刚花完钱买了菜,买了米,买了卫生纸……这次要钱,老李也不缺理由,他说自己得了心脏病,而且越来越严重。

8月,老李从省城看病回来,家里已是债台高筑。母亲杨玉兰本在乡下茧站上班,1个多月前,她请假带老李去成都看病,回来后,她继续在家照顾老李。老李是印刷厂纸箱车间的一线工人,不能去上班,终日躺在床上,家里的收入自然锐减。看着一脸病容的老李,望着愁眉苦脸的杨玉兰,我早忘了要钱的事。

缺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常态,已经拮据惯了的父母也从不为钱的事吵架。但这次,背着外债的他们,脸上写满压力和忧愁,只有说到我即将要去读重点初中时,家里气氛才会轻松下来。杨玉兰笑着问我:“你看书预习了吗?考入县一中的都是尖子生,不好好准备,怕是刚一开学就要掉队。”

日子要继续,我要读初中,家人要吃饭,买房看病借的钱要还。杨玉兰急着要回茧站上班,老李刚能下床走路就去找厂领导,要求重返岗位。他的身体无法再干重活了,想让厂里给他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低点也行,于是主动给厂里写了承诺书:“本人带病工作时身体出了问题与工厂无关,是自愿行为。”

厂里也不是没有轻松的岗位,比如在厂机关坐办公室。但老李知道,印刷厂总共不到两百名职工,除开生产一线的工人,厂机关各科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比如驾驶班拢共八个人,会开车的司机只有四个,剩下的都是“管理人员”。

厂长让老李回家等通知,于是他成了“待业中年”。


晚上在家,老李盘算着,不能让杨玉兰一人挣钱养家,他也要出去找事做——头一年,我们县城已有国企改革,工人大批下岗,那些下岗工人有的摆路边摊卖小吃,有的去餐馆当服务员,还有的去私企打工——但这些工作显然都不适合已经48岁、有严重心脏病的他。

半夜,我起床如厕,发现老李坐在墙角的一个小凳上,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是在哭泣。我眼睛湿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肩膀。老李转过头,眼露欣喜——原来他一手拿着皮鞋,一手握住刷子,正在用涂了鞋油的刷子擦皮鞋。

“你看我刷得好不好?原来擦皮鞋这么简单。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摆摊刷皮鞋。”

我质疑道:“擦皮鞋也是体力活儿啊,你身体受得了吗?”

“没事。大不了擦一次,歇一会儿,再继续。”老李又说,“只能这样了,难道这世上还存在一种只用坐着、什么都不做的工作吗?”

第二天,还没等到老李出去摆摊,他理想中的“好工作”就真的被盼来了——印刷厂门卫室有一个老头要退休了,空了一个缺,厂长问老李:“愿意干门卫吗?”老李说:“求之不得啊。”

老李要去当门卫了,他笑着对我说:“你也知道我这病,不知道哪一天人就没了。我不在了,你妈一个人很难供你读书。医生说我这病气不得,想我活久点,就不要惹我生气。我争取活到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他的话听得我直冒冷汗,仿佛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谋杀犯。




印刷厂的工厂区和家属区连成了一片,工人和家属共计三百余人,全从一个大门进出。我曾在周末骑自行车逛遍了县城所有的工厂、学校、机关,每到一处大门,我就径直骑入。这时,总有表情严厉的门卫拦住我,问我“做什么?”我也不答,转身离开。

我目的已达到,那就是观察各种各样的门卫。大部分门卫尽职尽责,陌生人根本混不进去,我只有一次趁一个门卫上厕所,进了一家罐头厂——其实那个门卫也挺负责的,他守门时一直盯着大门,连去上厕所都是小跑。

顺利通过门卫关卡后,我如入无人之境,径直骑过厂区,到了工厂办公楼。我从容地停下自行车,走进办公楼,每个办公室的门上都挂了标识牌。我发现官越大,办公室隐藏得就越深,比如,厂长办公室都在走廊最深的尽头。通过半掩的门,我发现无论是厂长还是科长,都无一例外在看报或打瞌睡。

很显然,整个工厂,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守大门的门卫。如果将县城的这些单位比作一个个堡垒,门卫无疑是堡垒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讽刺的是,守这第一道防线的,竟多是老弱病残。

印刷厂也不例外,门卫岗设置了两个保安,除了老李,还有老刘——刘叔的眼睛高度近视,戴的镜片一层裹着一层,一圈围着一圈,据说有上千度,几乎就是残疾人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刘叔怎么能胜任门卫工作呢?毕竟这个工作是要防止厂外的人混进来,我怀疑,若有一个人进厂,刘叔会看成是两个并排行走的双胞胎。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很多时候刘叔并不看厂门口,而是看他最爱的《足球报》。他常倚靠在门卫室的藤椅上,双手将报纸贴在脸上,神情享受。我猜,刘叔可能练成了听音识人的功夫,像《射雕英雄传》里的瞎子柯震恶,不用看也知道来者何人。


印刷厂的门分为大门和小门,小门挨着门卫室,只过行人和非机动车。大门过机动车,平时关闭,有车要通过时,门卫才离开门卫室,跑去手动推开两扇铁门,放车通行。

老李和刘叔每天各上12小时的班,白班,夜班,隔几天换一次。夜班从晚上8点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对于一个刚从死亡线上回来、仍靠吃药维持生命的心脏病人来说,无疑是项艰难的挑战。

老李刚上夜班的那个晚上,我把闹钟调到半夜1点,醒来后我便出门去看老李——杨玉兰去乡下前偷偷交待我:“你爸第一天上夜班,半夜你一定要去看看他犯不犯病。”我问她,如果老李犯病了呢?杨玉兰说:“那你就送他去医院。以后,老李就不上班了。”

9月,天气开始转凉,我穿了一件厚外套出了家门。我想,对工作一向一丝不苟的老李此刻肯定坐在门卫室里,眼睛瞪得像猫头鹰一样,一动不动地监视着大门。可走到厂门口,我才发现他早已把进出车辆的大门和行人通行的小门都关上了,小门没有锁,人可以推开,而他已经斜躺在门卫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头向后悬空仰着,嘴巴微微张开,嘴角还流着口水。我悄悄走到他旁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

这时,一个人从厂外回来,推开了小门,铁门发出“吱呀”的声响,老李一惊,睁开了眼睛。他往外望了一眼,确定推门的是厂里的职工,便没再管。等那人走了,他出去关上了小门。

老李发现了我,问我为什么半夜跑来?我说:“看你犯病没。”他有点感动,说我真的长大了。我说是杨玉兰叫我来的。老李说:“不管谁让你来的,你能来,真不错。”我说,我不来,杨玉兰回家会打我的。

我问老李,为什么不让小门一直开着,这样进出的人就不会吵着他睡觉了。老李略带严肃地说:“如果门开着,小偷溜进厂,我也不知道了。”

老李当门卫之前,印刷厂发生过一起盗窃案——有人趁门卫去上厕所,将车间里的设备偷运出了厂。厂里追究责任,分管保卫科的副厂长骂保卫科科长,科长骂门卫,门卫无人可骂,只得骂天。因为抓不到小偷,最后门卫赔了一个月工资才算了事。后来,保卫科科长一拍脑袋,想出妙计:门卫若去上厕所,得先锁住大门,待方便完后再来开锁。从此,只要厂大门被锁,进出大门的人和车只得乖乖地聚在门口等待。从来没有谁如厕,能引起这么多人如此深切的牵挂。门卫在厕所里也不急,他感觉此刻蹲着的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力:“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我。”

我问:“这一会儿就进出一个人,你睡得着吗?”

老李精神一振,兴奋地说:“今天我才发现我的一项天赋——很多人半夜一被吵醒就很难入睡,可我今晚被吵醒了几次,都很快再次入睡。原来我天生就是做保安的料!儿子,希望我这个天赋能遗传给你。”

我连忙摆手:“不,我不要这个天赋,我可不想当保安。”

老李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虽然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部分人眼里,门卫低人一等。有些外厂来送货的司机,还没到大门口,就不停按喇叭催促,老李要是跑慢了,对方便吼他:“耳朵聋了吗?”有时老李分了神,没注意到喇叭声,待他反应过来要去开门时,司机已骂骂咧咧地下了车,粗暴地将铁门“嘭”的一声砸开。

老李说他是开玩笑的:“你当然不会当保安了,你将是我们李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杨玉兰在茧站上班,平常家里只有我和老李两个人。我读初中后,中午、晚上要回家吃饭,轮到老李上白班时,他就要抽空回家做两餐饭——可门岗不能缺人,于是我一放学便飞蹬自行车,去接替老李的工作,变成印刷厂的“临时门卫”。我的门卫职业生涯就是从13岁开始的,每日中午、傍晚的吃饭时间各上岗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和老李都当了门卫,我们成了“门卫世家”。

门卫的职责之一是防止厂外的人进入厂内,那就需要认识厂里的三百余号人。这对我来说不难,我在厂里长大,厂里哪只母狗和公狗是一对我都能准确分辨,更何况是人。有时遇到陌生人要进厂,我便像哲学家一样对他进行人生终极拷问:“你是谁?到哪里去?干什么?”一开始我害羞胆怯,在门卫室里正襟危坐,但我渐渐发现,过往行人来去匆匆,没有谁会刻意停下脚步看一眼坐在门卫室里的翩翩少年,即使有人留意到了我,也只是微微一笑:“小李,帮你爸守门呀?”我就点点头。

当然,这种招呼只限于我当门卫的初期。后来,跟我打招呼的人渐渐变少,毕竟,一打招呼就得微笑,一微笑就得舒展脸部肌肉,每天那么多人进出大门,若门卫都微笑招呼,怕是会面瘫。

家属区的小孩们上学放学也从大门过。他们看到平日里一起玩耍的同伴竟然当起了门卫,无不惊讶感叹。我的好友唐游和余力经过大门时,唐游先说:“哟,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在挣钱养活自己。余力说:“哇塞,我们厂什么时候招童工了?还是个儿童保安呢!”我不好意思地笑,说道:“小屁孩们,赶紧回家,别影响叔叔工作,我要防止小偷进厂。”余力说:“还防小偷呢,我看你唯一能防的是厂外的蚂蚁爬进厂里。”


中午放学,我骑车到门卫处,一般是12点25分,老李瞟一眼手表,便急匆匆地小跑回家。我家就在家属区的单元楼上住,老李跑过3个车间,1个消防水池,绕过2栋大楼,再爬1层楼梯,就到家了。

沿途工友喊道:“老李,慢点儿!别又犯心脏病了。”

老李笑笑不语,他慢不下来——虽然他早上上班前已买了菜,洗净切好;虽然12点05分的时候他趁上厕所跑回家揭开煤炉子,接水,蒸上了米饭;虽然他已经盘算好炒菜每一步最省时的方法——但时间还是很紧,连炒菜带吃饭,不能超过40分钟,不然去换我时,我就会沉下脸埋怨:“咋这么久?”

所以,每当他喘吁吁跑回门卫室,总是会看一眼手表,说:“1点12分,还行。快回去!”或说:“1点过5分,还早,回去吧。”或说:“1点18分了,时间晚了,你要吃快点!”

有一次他来接替我时,说粉蒸肉没蒸好,让我将就吃点泡菜下饭。我不满,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把肉蒸起?他说上厕所耽搁了,跑回家太匆忙,没注意就把蒸肉的水倒多了。我气呼呼地回到家,粉蒸肉果然没蒸好,我就用筷子刨开表面的肉,希望下面是我爱吃的南瓜。我想着南瓜易蒸熟,用来下饭也不错——但粉蒸肉下面竟然是土豆,是老李喜欢吃的土豆!我放下筷子,眼泪就涌了上来。

1994年家里买房,次年老李生病,这些事撞到一起,家里欠了1万多元的外债。父母要还债,于是制定了严格的“节约制度”,包括每隔3天才能吃一顿肉。那时中学男生流行追足球明星,追球队,买自己喜欢球队的球服。山寨球服50元一套,父母自然也不会给我买。上课时,班里的男孩有的穿着黄色的四川全兴,有的穿着红色的曼联,有的穿着白色的皇家马德里,只有我没有球服,我坐在教室里,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没钱买球服,我也认了,但每隔3天吃一回肉是我平日唯一的念想。可今天,连肉也吃不成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吃饭就去上学了,经过大门时,老李惊讶地问:“今天吃这么快?”

我沉下脸,没有理他。

可放学回家见到老李,我的气就消了。因为他又使出了“绝招”——他摸着胸口说:“粉蒸肉蒸好了,你可以吃了。”

老李得心脏病后,每次只要他一摸胸口,再配合一个难受的表情,我就知道我肯定又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了。哪怕是小事,也已经升级为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要态度良好,否则,我就成了谋杀犯。




与老李相比,我做门卫的时段,工作更清闲,毕竟中午晚上工人都要回家属楼吃饭,门口过往行人较少,我不用一直盯着门口,只需要竖起耳朵留意过往汽车的喇叭声。

有的司机很亲切,轻点喇叭,喊道:“小弟弟,开下门,谢谢!”我便快步上前开门。有司机狂按喇叭,尖着嗓子吼道:“守门的!搞快开门!”我就无动于衷,等他下车走来门卫室,我才“恍然大悟”:“有车啊!刚才没听到。”然后慢腾腾地起身,不急不忙地拉开椅子,把门卫室桌上的书报整理好,在司机急不可耐的眼神中,再去开门。

虽然做门卫有过不开心,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乐意去帮老李守门的。少年时代,老李的门卫室就像一个宝藏,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那里有各种报纸和杂志,是我的快乐源泉。

每日,骑着永久自行车的邮递员会在印刷厂门卫室前停下,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自行车后轮支架上驮着的绿色邮袋。那时候厂里各科室、车间、家属区的居民订阅的报纸、杂志都要先送到门卫室,门卫收检、标记后,再等人来取。这些读物被取走之前,我可以先睹为快。老李常叮嘱我:“看可以,但看之前把手洗干净,而且不能折叠,损坏读物,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有闲钱常买这些不能当饭吃的报刊的家庭不多。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但我绝对是厂里读过最多报纸的孩子。我一边看着报,一边不由自主地唱歌:“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当门卫的每一天。”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爱读报。车间、科室订阅的报纸多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参考消息》,而我最爱看的郑渊洁童话却没人订阅。老李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读一下这些报纸:“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比如这张报纸——”我问他报纸美在哪里?他翻开《人民日报》的文学副刊,指着那上面的散文、诗歌说:“这些文字多美啊。”我想,读报总比呆坐好,便真的读了起来。

几天后,我对老李说,我也发现了美。他惊喜道:“把你的美给我分享一下呢?”我拿来一张《四川日报》,兴奋地指向体育版面中的四川全兴足球队的比赛新闻。老李无可奈何:“学生还是少关心这些吧,影响学习!”

报纸看得多了,我也渐渐认同里面的观点。有时候读完一篇报道,甚至还会仰天沉思。能想象吗?一个13岁的少年,每天在门卫室里思考我国的东西部差距如何缩小,农村贫困人口怎样脱贫奔小康……

当我喜欢上读报以后,我就不催促父亲快点做饭、吃饭了,甚至劝他不要急:“你慢点,小心身体,我可以多守一会儿。”但每当我看报看得正兴起,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会过来拿走报纸。这就好像饥饿的人正在享受一顿美食,却突然被人硬生生地把碗端走了。我不能说什么,毕竟这些报纸不属于我。

后来我发现了规律:工作人员每天12点40分左右过来拿报纸,而我每天12点10分接替父亲上班,我可以在这半个小时里尽量多读一些感兴趣的内容。慢慢地,我加快了阅读速度,先一目十行读完《参考消息》的中国新闻版面,接着读《四川日报》的足球新闻,最后再看《人民日报》文学副刊的散文。一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县城前,我几乎每天都读这些报纸。

现在想来,日复一日的阅读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对我后来的高考语文作文有帮助,给我工作后写各种报告总结打下了基础。人到中年后,我又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写作。而这颗写作的种子,萌芽于印刷厂的门卫室。




厂里有个小孩叫陈斌,一次,他和我争论“李寻欢和杨过谁更厉害”,他争不过我,便骂道:“你和你爸都是看门狗!”

周围的小伙伴都安静了,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感到极大的侮辱,气得嘴唇抖动,双手握紧拳头。大家都以为我要动手,纷纷露出了期待的眼神,等着看一场免费的武打片,我却只用右手指向陈斌,恶狠狠地说:“你等着,有种别走!”

他摩拳擦掌,一脸不屑:“我没说要走啊。”

我说完就喘着粗气走了,我不会再回去找他,这是我惩罚他的方法:让他干等。我不想就做门卫的事和任何小孩发生争执。

当天晚上,老李看我没吃晚饭,情绪低落,就问了我几次,我便把这事告诉了他。

老李说:“我们本来就是看门的啊!世界上看门的又不只有我们两人,边防战士守卫边疆,看的是国门;郭靖和黄蓉守卫襄阳,看的是城门;我们两人看的是厂大门,守卫的是全厂三百人的财产安全。我们和解放军战士、郭靖和黄蓉一样,都是英雄呢。”

听他这么说,我心情好了点,又问他:“既然是英雄,他为什么还要嘲笑我们?”

老李又说,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去嘲笑弱者:“这令人难过。”但如果我们自己先学会自嘲,那就没有人能伤害我们了:“自卑只会让人越来越弱,自嘲让我们越来越强。”

从此,陈斌只要一从厂门过,我就伸手拦他:“把书包打开,我怀疑你偷了厂里的东西。”

“你凭什么?”

“凭我是守护全厂三百人财产安全的门卫,凭印刷厂保安条例第二十五条。”这是一部我胡编的、根本不存在的条例,“你可以拒绝检查,但你将承担法律后果。”

最后,他只得打开书包让我检查。

陈斌可不想让我天天看他的书包,特别是他书包里的那些不可描述的漫画。几天后,他来到门卫室,严肃地对我说:“我想了想,我认为你和你爸是我们厂的英雄,你们守护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立即笑着和他握手言和。


工人们的收入不高,很少有人舍得花钱给自己订报,但不少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订学习辅导类的杂志。陈斌的父亲从印刷厂辞职下海了,在菜市场卖鱼,收入颇高,陈斌他妈立志让儿子将来成为作家,给他订了好几种杂志。每次杂志一到,陈斌从大门路过,我就提醒他:“你的书到了。”陈斌像是没听见,仍埋头向前,我跑上前将书递给他:“你的书!”他回头瞟了一眼《作文通讯》,用手挡住,尴尬地笑道:“不急,你先看几天,我再来拿。”

我说我已看过一遍了,他说:“一遍怎么够呢?多看几遍,才能吃透书里的内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后来我才知道,陈斌这么好心是有原因的——他每次将杂志拿回家,他妈就会立马让他摘抄范文、仿写作文,这让他头痛不已。

那天,已经走远的陈斌又跑回来,悄悄提醒我:“不要把《作文通讯》交给我妈,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杂志是用我的名字订阅的,你如果交给她,要负法律责任!”




我上初二后,因为迷恋电子游戏,再加上对英语一直未能入门,导致严重偏科。等到1998年的中考,我没能考上重点中学,而是进入了一所较差的高中。祸不单行,才高一,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学业不佳,身体也不好,16岁的我决定退学。父母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同意我的决定。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身体康复后,每天除了给老李送饭,我几乎都不出门。我每天在家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没事找事做,把一个个蜂窝煤从阳台搬到厨房的煤炉子旁,把家里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折叠整理,用抹布擦洗家具的每一个角落……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我也不再去接替老李当门卫了,我怕进出的小伙伴看到我,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学校。我退学的事,父母从来没对外人说起。

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12月的一个晚上,老李说他通宵夜班,让我陪他,因为他最近感觉心脏不好,怕夜里犯病。

当了3年临时门卫,我还从来没有陪老李值过通宵夜班。天气已经很凉,晚上12点过,我和老李坐在值班室里,就靠个烧炭圆的小煤炉取暖。我和老李几乎没有说话。这几年随着我进入青春期,和老李的沟通越来越少,退学后,我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和人说话了。老李开口,让我先斜躺在椅子上睡觉,说他睡不着。我闭上了眼睛,其实我也没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被一阵“哐当”声吵醒——原来是老李在开小门。再一看,是陈斌和他爸要出厂。他爸骑一个拉货的三轮车,后面装满了几个桶和盆。盆里的水在荡漾,密密麻麻的鱼挤在水里。

陈斌在后面使劲推着三轮车,他爸一边骑一边抱怨:“我叫你在家睡觉,明天去读书!”

陈斌也很气愤地说:“我说了,我不想读书了,我就想跟你去卖鱼。”

“卖鱼有什么好的?”

陈斌指了指坐在门卫室的我说:“你看,李翔都跟他爸学当门卫了,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

我想解释一下,但很快,陈斌就和他爸走远了。

我看了一下老李的手表,才3点过,问:“这么早就要去卖鱼?”

“是啊,不然怎么能赚到钱?”老李说,陈家父子要去菜市场占摊位——陈叔为了省钱,没有租市场里的固定摊位,只能每天早上去抢位置好的移动地摊。又说,陈斌最近经常和他爸一大早去出摊。

以前,我挺羡慕陈斌,家里经济条件好,他爸经常给他零花钱。可原来这些都是他爸这么辛苦换来的。陈斌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中考考了一个更差的职高,他一直说他不想读书了,原来是想去卖鱼。他终究没有活成他母亲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作家。


醒了后,不知不觉,我竟然和老李说了很多话。后来刚要闭眼休息,却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是赵大娘,她穿着环卫工人的衣服,把扫帚别在自行车后面的坐板上。

那是4点过。老李帮赵大娘打开小门,赵大娘对老李微笑示谢。老李说,她每天早上都是这个点去扫街,因为环卫工人要在6点半之前完成所有街道的清扫工作。

赵大娘的女儿跟我在同一所高中读高三。老李说,赵大娘曾说,她自己工作辛苦点没事,只要女儿考上一所专科学校,她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女儿就不用像我这么辛苦了”。

接着,我跟着老李巡逻。他锁住大门,持一个手电筒,走过各个厂区,家属楼区,用电筒照射各个区域,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回来后,4点半了,接下来,老李就停不下来了:有一早出门的出租车司机黄叔,有推车卖早餐张阿姨夫妇,还有去街头捡垃圾的赵老头……那几年国营印刷厂改革,效益不好,很多工人都下了岗,他们艰难地自谋生路。每出去一个人,老李就把这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我跟他们同住一个厂家属院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有那么多故事,都在努力地活着。

天渐渐亮了,东方的天空出现一片红霞,又是一个晴天。我感叹原来这么多人都过得很辛苦,老李问:“然后呢?”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老李要我说什么。

老李说:“大部分人都活得很辛苦,但即使这样,你发现没有,今天早上出门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愁苦。有人的脸上是希望,有人是自信,还有人是认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在任何时刻都不灰心丧气,只要明天比今天过得好,那怕只是好一点点,我们就充满力量。”

老李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回去之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




几天后,我告诉老李,我要继续读书,我计划明年9月重新读高一。

我知道要想重返学校,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我初中一直没有学懂的英语。不过,想想厂里那些辛苦的人,我学习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开始起早贪黑,从初一英语课本的第一个单词背起,每天看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的初中英语课堂,用大半年的时间在家自学初中英语。

1999年9月,拿着医院开的病已痊愈的证明,老李带着我回到高中。班主任兑现了他一年前的承诺,帮我办妥了入学手续,插班到了高一一个新班级。重新开始正常上学了,我的门卫工作也恢复了。从那时起,我除了每天在门卫室看报纸,还会趁四下无人的时候背单词,做数学题。

2002年8月高考成绩出来,我如愿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老李也在那月退了休(他年轻时在高海拔大山上当过伐木工人,可以提前5年退休)。就这样,我和老李同时告别了门卫工作。

大学毕业后10多年,我搬过几次家,每到一个新小区,我最先混熟的人总是小区的门卫。我总在晚饭后的散步时间不知不觉走到门卫室,给里面的人发一支烟,笑着喊一声“师傅”,和他毫无障碍地闲聊起来。我知道,门卫是这个世界上最平易近人,最没有架子的人了。

谈到门卫工作,我总是滔滔不绝,对方会忍不住问:“你咋如此熟悉门卫?”

我说:“我从初中就开始当门卫了,我是‘门卫世家’。要不,我跟你谈谈往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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