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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出生的山东大姨,从美国回来寻根 | 人间

知非 人间theLivings 2023-05-14


有一个瞬间,她骨子里山东人的那股犟劲儿涌了上来了,她一把抹去满脸的泪水,站起来对自己说:“我要好好活着。”


配图 | 《俗女养成记2》剧照





认识Kate姐实属偶然,她是一个理发师,在美国加州我们这个老华人区曾开过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前两年疫情汹涌,当地很多华人非常害怕,自发居家隔离,轻易不出门,更不会去理发,Kate的理发店很快关张了。之后,她将理发、烫发的工具挪到了自家车库,成天打开车库门暗戳戳营业,竟然捣鼓出了一个不交房租的“理发店”。

疫情稍缓后,我想找一个靠谱的地儿烫头发,朋友就给我介绍了这家车库理发店。我去了,第一次烫得我很不满意,头发烫了跟没烫一样,回家后,我越看越气,打电话跟Kate发牢骚。Kate却不恼不气,笑眯眯地说给我免费重做。我立刻开车过去,Kate如约推掉其他客人,给我重新烫了一回。这一次烫得效果挺好,但回家后我又觉得修剪得不如意,再次致电Kate,一通埋怨。其实到这一次,我心下已经有点过意不去,但Kate又好脾气地让我回去重新剪。

最后,我终于对新发型满意了,也对Kate产生了兴趣。

车库理发店只有十来个平方,干净舒心,毛巾整整齐齐藏在印花桌布后,理发工具分门别类插在收纳筒里,等候区摆一张大沙发,茶几上陈列着近期的杂志,旁边置了一台咖啡机和一摞一次性咖啡杯。墙上挂大公鸡形状的铁艺装饰,窗台上沙漠玫瑰开得火红。

Kate上了年纪,却也是时髦的一个人。她时常上着一件条纹衬衫,下搭咖啡色烟管裤,衬衫下缘掖在裤子里,浅浅勾勒出她的纤细腰身,清新、优雅。她面庞白皙、五官清秀、略带细纹,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一头茶色锁骨发自然散落在肩,很精致,只有一双青筋满布、皱皱巴巴的手暴露出了她的年龄。

熟了后,Kate给我回溯了她跨越三个国家,跌宕起伏、飘飘摇摇的大半生。这世上一些人有故乡,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常叫她“Kate姐”,后来才知,按照岁数,应称呼她一声“姨”,因为她已过耳顺之年。

Kate在韩国仁川的一个小村子里出生长大,后去往台湾读书,现于美国退休,但无论在韩国、台湾或是美国,她从出生到年老都是异乡人。她爸爸从小就告诉她,他们的故乡是山东烟台。故乡风物也深深地刻印在Kate的骨子里,她爱吃鲅鱼饺子、大蒜,能讲一口土掉渣的山东话。

但直到60多岁时,Kate的双脚才第一次踏上山东的土地——这个她念叨了一辈子的故乡。




1948年,战火中的国民党兵力损失严重,几乎是扫荡般地在山东各地抓壮丁,连老弱病残都难逃一劫。当时Kate的爸爸20岁左右,正是最“危险”的年纪,为了躲避兵祸,三天两头东逃西窜,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家里老人便说,“出去躲躲吧”。

那时村子里好多男人都会弄个小舢板漂过黄海到对面的朝鲜半岛去,只需在海上漂一晚就能到。Kate的爸爸和伯伯也这样赌了一把,两兄弟走得急,只草草卷巴了一点钱和几件衣服,本想着躲几个月就漂回山东,却不想这一走便是与父母从此天人永隔。

他们上岸后,经韩国政府检查,去了仁川的华人聚居地。虽被允许在当地生活,但按韩国新政府当时排斥外侨的政策,这些漂来的山东人无法取得韩国国籍,只有居留权,而且想要拿到永久居留权也不知要苦熬多少年。

当时有这样一大批的山东人聚集在韩国,因为语言、文化、风俗、国别、制度等原因,他们完全无法融入韩国社会。因为被排斥,在仁川的山东老乡们遂集资在郊区买了一大块土地,在上面建住房和华侨学校,大家住在一起,孩子们在华侨小学念书,老师也都是从山东来的,授课用山东话——那个地方,就像山东在韩国的一块飞地。

Kate的爸爸和伯伯先是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一段时间后,眼见回国无望,哥俩遂跟别的老乡学着做山东炸酱面来卖,再之后卖起鱿鱼干。日子稍好,两兄弟便相继在韩国结婚生子——当然,他们都是娶了山东女人做妻子,那时韩国人绝不允许自家女儿嫁给中国人,山东老乡们也普遍不愿意娶高丽女子。


1958年,Kate出生了,成了家里孩子中的老小。此时家里在做渔获生意,屋子里永远都充斥一股鱼腥味,苍蝇嗡嗡乱飞。Kate回忆起妈妈时,满眼笑意和疼惜,一如父母回忆孩子:“我妈妈长得美,但是性子娇弱,又特别任性,身体还不好,常年生病。家里全靠我爸爸一个人支撑。我妈妈被娇惯了一辈子,不太懂事,到现在也还是不懂事。”她爸爸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回家还得照顾妻子,孩子便像杂草般肆意生长。

Kate爸爸做生意有一股山东人的实诚劲儿,去批发商那拿货不会刻意压低价格,到市场上卖也不会刻意减少分量,故而鱼摊生意很好,韩国妇女们都喜欢上他这里买东西。可她爸爸会的韩语有限,她哥哥大了一些后,时常帮着爸爸在摊子上吆喝。

每年过年,是Kate最高兴的时候——她会穿上新衣,跟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包饺子。烟台过年老传统要吃鲅鱼饺子,而鲅鱼也是韩国人常吃的鱼,包饺子当然不成问题。猪肉混着鲅鱼肉剁馅儿,包成一个个巴掌一般大的饺子,一口下去,鱼的鲜味就在舌尖绽开。每次吃饺子,爸爸都要鄙夷一番韩国人的饭食:“一小碟泡菜,一小碟辣黄瓜,一小碟咸豆芽,一小碟瓜条,一小碟鱼板……抠抠搜搜的,吃那些东西干活儿哪有力气?哪像咱们山东人的大包子大饺子,一口咬下去,满嘴是肉,多实在,那才像话嘛!”

大年初一,大家凌晨起床,互相串门以山东话拜年,拜着拜着,天就亮了。主妇们拿出各色小菜当早饭,炸小鱼、猪皮冻、蒜泥猪头肉,当然一定得有自己蒸的花馍馍,捏成鲤鱼、牡丹等样式。她们互相较量,看谁家的最好看。

在蒸腾的白茫茫热气中,吃着白白胖胖的大饺子,一年就过去了。看着这些热热闹闹,年幼的Kate心中就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山东老乡们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共同抵御外头涌来的几多歧视,让她感觉心里有底。那时她尚没有“家国”、“民族”的概念,爸爸以前在山东也只是普通农民,所以,对她来说,中国就等于山东,守住了心里的山东,就是守住了祖国。

Kate的爸爸有时会在家里喝点小酒解乏,微醺时总会把兄妹俩叫来训话,叫他们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山东人。每每听到爸爸这么说,Kate自豪的同时也隐隐有些心酸:日常生活里,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孤岛——彼时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满大街牛仔裤、小短裙,女人们将头发烫出一个个小卷,脸化得花红柳绿,但这日新月盛,从来不属于仁川华人聚居区的山东老乡们,这里一切还是老样子。

战后,因为韩国政府特别忌惮华人会掌握经济资源命脉,挤压了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所以出台各种政策,中国人在韩国只能居住在特定的区域,纳税的税率比韩国人要高,拿的工资却比韩国人低,连积累财产也有上限规定。爸爸说,华侨就是这样子的,在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能活着就够了,不要奢望太多。

每当这时,Kate心中就会升起一股愤怒: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讨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回到故乡呢?唯一能发泄怨气的渠道,就是学中文——彼时韩国还在大量使用汉字,她中文学得扎实,读书、看报都不成问题,每次看到韩国小孩学汉字那费力的苦相,她甚至有一种优越感。

可惜山东老乡们无力兴办华侨中学,小学毕业后,Kate和同龄的中国孩子们只能进入仁川当地的中学。初中对Kate来说几乎是噩梦般的存在——那里有歧视中国人的韩国老师,欺负她的韩国同学,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Kate说什么也不想进入韩国高中了。正好哥哥要去台湾,全家人一商量,干脆让兄妹俩一起去台北继续学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像Kate家这样漂到韩国的山东人及其亲属后代,身份一直比较尴尬。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也不让他们入籍,而大陆“文革”尚未结束,跟韩国也没有建交。后来经过争取,台湾表示愿意接纳这群黑在韩国的山东人,Kate和哥哥去到那里后,能领取到一本“无户籍护照”,他们的爸妈因为生意走不脱,还要支付兄妹俩的学费和生活费——幸好几年后,爸妈拿到了韩国的居留权。

就这样,16岁的Kate离开了父母,从仁川南去台北。临行前,妈妈拉着Kate的手依依不舍,Kate倒觉得很高兴,恨不得早点离开,看着妈妈眼泪汪汪,只觉不耐烦。

哪曾想,她这一走,也走上了同父辈相似的路,之后,再没机会回家长住了。




到了台北后,哥哥住进学校宿舍,没办法再带着Kate了,遂请人介绍了一个开餐馆的家庭,让妹妹寄住在那儿。餐馆位于天母,离Kate的学校不远,阁楼有一个空房间正在招租。主人家姓吴,当年是被国民党军队带过去的,也是山东人。初次见面时,吴家大小都蛮热情。

正值花季的Kate亭亭玉立,皮肤白皙、鼻子细巧、身材苗条,笑起来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特别迷人,“我当年也是校花一级的人物啊!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几乎半个学校的男生都在追我”。

追求者众多,男生们送的礼物课桌里都堆不下,也让Kate的心一下子野了起来。父母远在千里之外,Kate完全无心学习,跳舞、闲逛、和女伴们一起去跟男生联谊,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日常生活。70年代中期,邓丽君和凤飞飞的歌红遍宝岛的大街小巷,每每周末郊游,Kate都会和朋友们摆上大大的收录机一起听歌。坐公共汽车时,她和女同学们都会羡慕起漂亮的“车掌小姐”,她们烫着卷卷的头发,每到一站,清脆的哨令、播报声就回荡在车厢里。当车掌小姐曾经一度是许多台北女孩们梦寐以求的职业,可Kate心里明白,要想实现梦想,自己必须先把高中念完。

编者注:在1930年代台湾就已出现“车掌小姐”,即“随车售票员”“随车服务员”,她们专门负责剪票、验票与补票、报告站名、哔哨指挥车子及协助注意路况等工作。台北市公车处的车掌小姐,月薪高达6、7百元。到1990年代后期,这个岗位逐渐消失。

可没过多久,追求者们突然销声匿迹了。Kate很纳闷,直到有一天看到哥哥纠集了一帮人把一个男生堵在学校门口殴打,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彼时哥哥早成了所在学校的一霸,但这样一来,谁还敢追她?

从众星捧月到无人问津,滋味不好受。在韩国的爸妈还殷殷期望着她能考上大学,可Kate心里明镜似的——她的心早不在学习上了,现在的她只想玩、只想享受青春。


哥哥堵得住学校的男生,却防不住家里的——Kate和房东的儿子吴天翔恋爱了。

吴天翔比Kate大三四岁,人长得高高的,很文静,不爱说话,也不爱读书,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自家餐厅里帮忙。吴妈妈精明要强,瞧出儿子读书无望后,立马让他进入餐厅打下手以便日后接班。

Kate刚住进来的半年,都没能跟吴天翔说上几句话。按当初谈好的条件,吴家人要负责Kate的早晚餐,本以为开餐厅的准备饭食很容易,谁知Kate住进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吴家人开的是只有七八张桌子的家庭餐厅,薄利,没钱雇工,每天吴妈妈都早早起床,叫起全家,买菜、打扫、备料……中午11点左右,餐厅开始营业,主营小笼包、水饺,另有个小窗口卖些卤猪脚、卤大肠。

吴家全家忙得连吃饭的当儿都没有,哪有工夫顾Kate?经常扔给她一些昨天卖剩下的盒饭包子之类的就算作早餐了。寄人篱下,Kate不好说什么,告诉脾气火爆的哥哥只可能更糟糕。但有一天,Kate发现,楼下餐桌熟悉的位置上,摆着豆浆、热乎乎的包子、油条和米粥,似乎是专门留给她的——之后的每天都有,而且餐餐不重样。

Kate一番观察后,发现,是吴天翔。一次,她偷偷早起下楼,看着厨房里那个高高瘦瘦、认真专注的身影,眼底就盈起潮热——原来还有一个人在默默关怀她,顿时倍感踏实温暖。吴天翔热好早餐,把包子放到桌上,一抬眼,蓦地看到Kate愣愣的样子,霎时羞红了脸,也愣愣地跟她对望良久。

男生的小心思被Kate全收眼底,而这一刻的心动,也酿出了十多年的纠缠。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背着家人谈起了地下恋爱,Kate远在韩国的爸妈更不可能知道,每月只照旧寄钱来续房租。他俩悄无声息地谈了好几年,Kate的学习成绩波澜不惊,感情倒越发如胶似漆。直到Kate开始频繁呕吐——小情侣小心维护的窗户纸要被捅破了,吴天翔更是被吓住了,两人搂在一起瑟瑟发抖,像是一对在雨中被淋湿的小兔子。

第一次踏进吴家餐馆的门谈租约时,Kate就感知到吴妈妈是不好惹的。后来哥哥给Kate送行李时,吴妈妈正在指挥人卸面粉和大米,他一眼便料定这个家真正管事的人是吴妈妈,还开玩笑地对妹妹说:“幸好她不是你婆婆。”哪知一语成谶。

吴妈妈烫一头小卷发,吹得蓬蓬松松,很贵气的样子,平日着一件绿色镶金边长袖旗袍,胖墩墩的身子异常灵活,常常把丈夫、儿子和女儿指挥得团团转。丈夫做厨师,儿子女儿当杂工和服务员,只有她才是正儿八经的老板,餐馆里的一分一厘都得从她眼皮子底下过。晚上餐馆打烊之后,她会独自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盘账,架势十足,少一分钱,全家鸡犬不宁。

怀孕的事终究瞒不住,没多久,吴妈妈就知道了儿子和自家的女租客闯了祸。她原本根本不可能认下这桩婚事——Kate是从韩国跑过来的,虽说也是山东人,但中文说得怪怪的,在台湾一点根基也没有,怎么能配得上她儿子?但越来越大的肚子替Kate说了话——等不了了。吴妈妈看着Kate尖尖的肚子,像是怀了个男孩,也就无奈点头了。

吴家用最最简便、快速的方式办了婚事——叫Kate哥哥过来谈了谈,给Kate在韩国爸妈打了个电话,喊亲友们一起吃了个饭,将小夫妻的房间合在一起,这事就算办完了。

当地人把婆婆这些大陆来的人叫做“外省人”,而Kate则是“外国人”。婚宴上,一个亲戚听说她从韩国来的,就起哄让她说两句韩语。Kate本不愿意这样被人当猴耍,但看着丈夫无动于衷的样子、婆婆寒冰一样的目光,她只得勉强笑着说了两句。亲戚们听完哈哈大笑,余兴未尽地研究起了她的肚子,算着月份,一脸意味深长。




不满20岁的Kate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结了婚、成了家。她还来不及品尝一丁点新婚的甜蜜,第二天立马就被婆婆拉着投入了餐厅的劳作——这场婚事,只是让吴家又多了一个免费的杂工。虽然吴天翔对Kate仍旧很好,但只限于夫妻之间,在公婆面前,丈夫是一点也不敢维护她。

每天早上5点多,吴家全家就都起床了。公公和丈夫一个去早市买菜,一个去渔港买海获,婆婆和小姑子去店里打扫、备料,Kate则负责家里的卫生、洗衣服。

8点多,刚打扫洗涮完毕,Kate就得赶到楼下店里包饺子、包子——婆婆已经把肉馅儿调好,面也和好了,她坐下来就开始包。婆婆规定她和小姑子每人每天要包500个饺子。Kate常常包得头也不抬,只机械地舀馅儿、捏皮儿,包完一抬头,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脖子酸痛、臂膀肿胀,肚子里的孩子也在拳打脚踢。

她刚准备起来歇一歇,婆婆便会进来斥骂她手脚慢,有时惊得孩子在肚子里跳。有时恰逢丈夫扛着蔬菜进门,Kate多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可吴天翔总是把头一缩,扛着菜快步避到厨房。看着丈夫冷漠的背影,Kate唯有活动一下麻木的双脚、酸疼的脖子,咬牙接着干。

婆婆派来新活儿,喊Kate去卤肉和炸鸡。她端着一大盆焯过水的猪蹄跌跌撞撞地挪到卤锅旁,腥臭的热气喷在脸上,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时候,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了,但无人在意。

好在儿子很坚强,平平安安出生,全家一片喜悦。但生活照旧,Kate坐完月子后,背着儿子继续操劳,每天仍然有一大盆肉馅儿在等着她。家里所有钱财都被婆婆把持着,婆婆从来不会给家里人发工资,顶多过节时给一点红包,店里每天迎来送往,那装得满满的钱匣,Kate能看见但永远摸不着。

Kate也不是没有闹过,没用,只能忍。小时候,她在被韩国人同学欺负或者家里生意与韩国人有冲突时,爸妈总是叮嘱她必须“忍”,他们是外乡人,不能得罪当地人。她那时不理解爸妈为何这么懦弱,长大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连居住权都是临时的,一旦跟人发生争执,引起诉讼,可能会被遣返,全家多年辛苦积攒的家业,就烟消云散。

孩子身上脏了、鼻涕流下来了、生病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婆婆都要骂她。Kate清楚,婆婆看不上自己,嫌自己是外乡人,嫌自己靠着肚子里的孩子不明不白地挤进了吴家。那时哥哥已大专毕业回韩国去了,她和婆婆发生任何冲突,也没有人能给她出头了,婆家亲戚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她。有那么一段时间,Kate觉得生活简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她也曾阴暗地想:自己总能比婆婆活得长,小姑子总要嫁出去的,到时候,全部家底就是自己的了——可婆婆才50岁出头,身体硬朗、风风火火,看起来比她还年轻。

好在丈夫还是贴心的,白天,婆婆的强势和凶悍让她喘不过气来,晚上,夫妻俩躲在房间里长出一口气,伸展手脚。有时候受了委屈,Kate偷偷地哭,吴天翔总会温柔地安慰她。她明白丈夫爱她,但没有多少用处,这种温柔只敢在夜里偷偷绽放。

对于当年的种种,如今的Kate早已释然,她说:“我那个婆婆虽然厉害得很,但是仔细想想,她确实也锻炼了我。后来,生活不管多苦多难,我都能撑下来。而且,在餐馆干了这么多年,我好歹学到了很多技术。”


日子如流水,四五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也念小学了。

Kate依然要干那么多活,背着一个孩子累得直不起腰。小姑子出嫁后,婆婆终于松口雇了几个帮工,Kate虽然不知道家里赚了多少钱,但看婆婆跟人搓几圈麻将的功夫,就把信义路上的一套好房子给定下来了——当然,婆婆可不会那么好心地让他们小夫妻俩搬出去住,她转头就把房子租了出去,再揽一笔进账。

有时候婆婆会去复兴北路逛街,和朋友去“波菲尔”做头发,会把整个餐馆交给Kate打理。Kate坐在收银机后,服务员们就“老板娘”“老板娘”地喊着,丈夫有事也会从后厨跑到前厅问她,一时之间,Kate真有点恍惚,觉得自己也要当上老板娘了。

80年代末,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进入了发达地区行列,人们口袋里钱多了,各种生意也好做,吴家小餐馆物美价廉,成了周围许多居民的食堂,遇到饭点,服务员忙得连跑带走。麦当劳、肯德基早就入驻了台北,哈蒂汉堡也开了十来家分店,台北人兴起了一股吃洋快餐的风潮,年轻情侣们纷纷跑去快餐店约会,连吴家的小餐厅都开始做起煎肉饼和份饭等餐食。塑料薄膜包装的一次性碗筷流入市场,几乎所有小饭店的餐桌上都配上了铁制的带刺小戳,以供顾客们用来刺穿塑料薄膜——虽然一次性碗筷不免费,但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人们不在乎这点钱。

公公身体不太好,一直嚷嚷着不想做了,向婆婆提议把餐馆干脆交给儿子儿媳。吴天翔甚至开始跟Kate规划:等过几年他爸妈退休,餐厅交到他们手里,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老板、老板娘了。

丈夫的心愿很多,想要扩张餐厅,想要给家里添一辆小汽车,休息时开车带着孩子们到台北郊外玩——当时,天母街头到处跑着小汽车,堵车很厉害,从天母到南边的公馆不过七八公里,但常常要开一个小时。巨大的车流人流带来了巨大的生意,小店的生意简直好到爆,买一辆汽车并不是奢望。




1989年的那一天,阳光特别好,照得门口芭蕉树上的叶子闪闪发亮。但婆婆突然宣布:她决定全家移民美国。

那一刻,Kate完全是木的,她看着自己住了十来年的小楼,刚放学的儿子和邻居小孩正在一起滚铁环。

这么多年,Kate已经习惯了台北的生活,邻居大姐拜年时,为感谢上次Kate及时把她的小孙子送到医院去,特地送了她一块蓝底白花的绸缎料子;丈夫参加同学聚会时,她也会穿着新买的洋装和白皮鞋一起去,那曾是她最放松的时刻。她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里,虽然不是故乡,但也差不多,而且,而且,她很快就要当上老板娘了,可这一切美好,一夕之间突然被一把大锤打破了。

婆婆的话是圣旨,全家没人敢反对。婆婆想移民,其实早有先兆——和她一起搓麻将的几个老姐妹,儿子都出国念的书,后来都在美国安了家,纷纷把老母亲们接去住了一段时间。老姐妹们对国外赞不绝口,天天夸耀儿子开车带她们去大商场购物、去国家公园游玩、去坐游轮……当时,台湾正大兴房地产,天母的地皮价格一路飙升。婆婆一向是个最要强的人,儿子吴天翔没别人的儿子有出息,这口气她早就咽不下了。如今,抓住可以全家移民的机会,她当然要一雪前耻。


婆婆张罗着把店面、住宅全都卖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元。这时Kate才知道,家里的房产、店面再加上积蓄,居然有50多万美元。

婆婆的老姐妹给她介绍了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地产经纪,洛杉矶能讲中文的华人地产经纪很多,专门做华人新移民的生意。那天,Kate站在楼梯口听婆婆与那个地产经纪打电话,“50万美元”一出,惊得她倒吸一口冷气,紧接着一阵心酸和愤怒涌上心头——这么多钱!都是一家人这么多年拼死苦劳赚到的,却全把持在婆婆一个人的手里!

婆婆放下电话后,一瞅Kate脸色,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厉声教训道:“这钱是我家的,你个外人想都不要想!”

那时正是早晨,吴天翔刚送完小儿子上学回来,看见这个情形,还是一声不吭。那一刻,Kate气血直冲脑门,她真的不想再忍了!她嫁进吴家近十年,天天牛马一样,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想给自己买件衣服、给孩子买个玩具还得喊丈夫去跟婆婆要钱,每次都引来一阵怒斥。哪怕是按市价折算,干服务员、干餐馆杂工,她这些年的工资得是多少钱?多年怨气顷刻间涌了出来,Kate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这日子不过了,也要把这笔账算清楚!

她正要跟婆婆理论,却被丈夫猛拽回房间。她气得心脏一阵绞痛,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和婆婆打一架。丈夫却死死按住她的肩膀,低吼道:“不要闹,将来钱都是我们的。”见她平静一点,丈夫搂住她,在她耳边承诺: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钱要买房子,他一定会把她的名字写进去,到时候,这笔钱有她的一半。

“你放心,我这次说到做到。再说你也不想想,天秀(小姑子)已经嫁出去了。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所有的钱将来都是我们的。”

在丈夫的温柔攻势下,Kate渐渐安静了。去美国重新开始也未必不好,房子重新买一遍,这一次,她也有份。




到了美国洛杉矶,为省钱,一家人先租住在一栋破房子里。那个华人经纪开始四处带他们看房。此时洛杉矶房价不贵,十来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独立屋。婆婆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竟然允许Kate参与看房了。

在Kate的坚持下,婆婆决定买下一栋高速公路旁的大屋子,出门方便,离小学近,接送孩子上下学都非常省事。搬进新家,Kate很兴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她的家。房子大,格局方正,楼下是大客厅、厨房,另有一间客房和厕所;楼上四间卧室,其中两间自带卫生间;房子层高三米,采光充足,门口种着高大的棕榈树、红艳艳的玫瑰花——这栋房子,几乎算得上是豪宅了。

同时,婆婆又买了一栋房子,一套有三个卧室的独栋小别墅,装修还算新。在中介的帮助下,小别墅很快就租了出去。

接着,婆婆又全款买了两辆车——那段时间是吴家花钱最大手大脚的时候,在美国人均月工资1000多美元的时代,他们有50万美元,是妥妥的有钱人。Kate回忆到这儿,不无后悔:“当时应该贷款买房买车的,这样可以增加信用分。可是我们当时不懂啊。大家还遵循着山东人的那一套处世原则,觉得自己又不是没钱,何必去跟银行借钱呢?”

信用分:美国金融体系对每个人的评分,办有信用卡或借贷又能及时还款者,才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分。分数高的人在办理贷款、租房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一家人安顿下来,一下子从经营小餐馆的辛劳中解脱,像是放假一样,完全放飞自我,每天什么都不做,就懒洋洋地休息。大房子住,小房子收租,一点儿房贷压力都没有,银行里还躺着20多万美元。

这也是Kate过得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早起做饭,牵着儿子们的手送他俩上学,回来打扫一下屋子,然后去韩国教会参加活动。教会里的人全是自韩国来的,Kate说了多年中文,又重新回到了韩语的环境中,大家都挺热情,这让Kate觉得幼年受到的欺凌仿若黄粱一梦。


存折上的钱慢慢变少,吴家人开始不踏实了——还是得找事情做。别的事情他们也干不来,接着开餐厅吧。可在美国开餐厅并不容易,一家人一句英文都不懂,如何申请执照,需要办哪些手续,更是一窍不通。但想到要开餐厅,全家人疲惫中又有点淡淡的兴奋,毕竟老行当了。

婆婆先让儿子去别家餐厅工作一段时间,摸一摸底,吴天翔非常听话,很快就在一家中餐厅找到了打荷的工作——每天早起跟着师傅去买菜,回到厨房分拣、洗、切,客人点单了,他负责配菜。

在中餐馆打荷很辛苦,吴天翔要背下几十种菜谱,再根据客人的需求进行配菜。美国中餐与台湾中餐口味迥异,所需配菜完全不一样,一切都需要重新记忆。吴天翔手脚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厨师用铁勺敲打后脑勺,虽说不太疼,但是很吓人。他本就胆小懦弱,被敲打几次之后,更是吓破了胆。Kate说,丈夫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好几次都在睡梦中大喊“别打我”“别打我”,她吓得紧紧抱住他,轻声哄着,直到他安静下来。

在这异国他乡的黑夜里,Kate感觉浑身冰冷,心里满塞着无力和绝望,冷脸的婆婆,弱小无助的丈夫,到处的不适应。他们住华人区,吴天翔去中餐馆打工,Kate到中国超市买菜,虽然都用不到英文,但有一种隔阂感仍难以消弭——毕竟,一打开电视、收音机,到处都是英语,信件、账单、通知之类的也是英文。虽然婆婆在洛杉矶的好友会每个月开车来他们家一趟,帮忙看信、处理账单、缴水电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Kate在一家成人学校报了名,刚下决心好好学英语,婆婆却通知:准备一下,家里要开餐馆了。看儿子每天在中餐馆打荷苦不堪言,婆婆就想,反正银行里还有20来万,不如盘下一家店自己当老板。

说干就干,跟几个洛杉矶的老友一说,有人便讲,刚看到一家餐馆在出兑,问婆婆要不要去看看。婆婆立马跟几个朋友去瞧,餐馆位于新华人区罗兰岗一个有中国超市的Plaza(广场)里,总体面积不大,位置比较靠边,旁边已有一家大型中餐馆,但不知为何大门紧闭,貌似很久不营业了。

婆婆很满意,当场敲定,还独断地给餐馆取了“天母餐厅”的名字,以纪念曾在台湾天母的旧家。餐厅照旧卖小笼包、小馄饨、牛肉面等等,味道虽然不算惊艳,但是很地道。旁边守着华人超市,出入广场的都是中国人,很多台湾人看到“天母”两个字,都倍觉亲切,所以刚开张时上门的客人很多,

生意做得顺心,但Kate的学英语计划泡了汤。她只能自学,没有教材、没有时间,她就拿儿子的小学课本挤时间来念,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问儿子,甚至问店里的客人。说到这儿,Kate很得意:“学语言靠的就是练。那时候,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就学一个单词,但是我会在一整天里念上几百遍,确保自己能记住。”比如,她学了“spinach(菠菜)”,她就会在洗菜的时候念、端菜的时候念,甚至给客人点单的时候,还问人家要不要“spinach”,把客人搞得一头雾水。

丈夫嫌她丢人,Kate才不管,学语言就是需要厚脸皮,遇到只讲英语的客人,Kate就主动冲上去打招呼。就这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蹦,渐渐地,老公和婆婆都主动默认她去接待英语客人,再后来,家里的账单也不用请朋友了。




为了省钱,起初“天母”的经营又是全家人上手,待餐厅逐渐步入正轨,打扫、洗涮就不由地懈怠了一些,因为实在忙不过来。

美国卫生局检查非常严格,一个区域的卫生检察员每半年就会轮换管辖区域,就是为了防止商户们行贿。每逢检察员来,吴天翔就靠边站,一家人把唯一会英语的Kate推去应付。检察员也很奇葩,每次都是突然闯入,东看看西敲敲,从厨房到卫生间都检查个遍。有一次,检察员甚至很有耐心地站在后厨敲墙壁,敲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把两只蟑螂敲出来。看到蟑螂的一刹那,检查员嘴角咧了咧,似乎很得意,随手一张罚单,并要求餐厅停业整顿3天。

这种不时的突袭,搞得一家人不胜其烦。而后公公中风住院,婆婆要去照顾,餐厅的人手一下子非常紧张。没办法,Kate只好雇了两个墨西哥人。

可Kate没想到,墨西哥人很懒,只要工资一到手就挥手说拜拜。墨西哥人热衷聚会,一大家子聚在公园里,吃吃烤肉、喝喝啤酒,听震耳欲聋的音乐,孩子们在公园的秋千上玩得不亦乐乎。平日里,他们也会囤上炸猪皮、炸薯片等一大堆零食,在家里边看电视边吃,钱耗光了才出门。Kate虽然有些看不起他们,但是几乎每家中餐馆都会雇佣墨西哥帮工——他们不挑活儿,什么都能干,工资要的不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华人雇工般偷师,然后自己去开店,他们就踏踏实实地打工,打一辈子工。

这样的“随性洒脱”,在Kate等勤恳劳作、拼命攒钱的华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华人手里不攒一点钱,过日子就心里没底,而墨西哥人就像把家建在浮冰上似的,漂到哪儿算哪儿。墨西哥人来来去去倒是自由了,可苦了Kate这些小业主,三天两头地招人。招不到人时,夫妻俩以一当五。

祸不单行,隔壁关门的大餐厅竟开门营业了,原来之前的关张只是重新装修而已。大餐厅实力雄厚、装修豪华、菜品齐全,“天母”根本拼不过——人家已经开了多年,积攒了很多老顾客,此前老顾客们只是退而求其次才跑来吴家小餐馆吃饭。如今,“天母”就如同被抽干了水的湖一样,人声鼎沸瞬时消失,一整天都上不了一个客人,苍蝇也嗡嗡两下就寂寞地飞走了。可即使这样,也得备菜,偶尔来一桌客人,不能说没菜做不了,那人家下次更不来了。蔬菜米面肉备好了,也是一筐筐地烂,Kate心疼得要死。

1991年,餐厅就赔得差不多了,一家人赶紧低价出兑止损。可霉运像是缠上了吴家一样,小别墅的房客也退租了,新房客则陆陆续续地来又去,没有一个能长期租房的。婆婆着急之下,找了一位老姐妹推荐的算命先生,先生掐指一算,说婆婆买在高速路边上的那栋房子风水不好——这下,婆婆总算找到了发泄口,她一股脑地把所有恨意都甩在了当初坚持买那栋房子的Kate身上。

拿着剩下的钱,婆婆又折腾起了一家花店,但花店也赔了,最后也着急顶了出去。这些事儿,婆婆和丈夫都没有精力管,就靠着Kate跟着一个地产经纪跑来跑去。吴天翔37岁了,自打花店关了,他只能去别的餐厅打工,而近60岁的婆婆,全身精力都用在了中风的公公身上。

钱去得流沙一样,只要用力一握,就消散于指缝间,什么也留不下。刚来美国时的富足感荡然无存,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一次,吴天翔把一大盆洗好的土豆抬上操作台,一不注意,腰“咔吧”一声扭伤了,立时就直不起身了。吴家一直没买医疗保险,在美国治病全靠自费。吴天翔在餐馆打工本来可以交医保的,但那样工资就会比较低。他们联系了一个诊所,光看诊费就要30美元,治疗费则是100多美元一次,想要治好,恐怕得4、5千美元,实在太贵了,根本治不起。婆婆也不相信西医,她觉得台湾的中医推拿更好,于是,吴天翔被送回了台北,Kate和两个孩子留下来,再跟着中介一起跑卖小别墅的手续。


赶巧,教会的一个姊妹想考一个美容美发的证,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生拉硬拽着Kate一起学。Kate英文是个二把刀,平时说话还行,但是听课、做作业,她真的干不下来。美容美发学校又极其严格,每天得在学校老老实实地听完8个小时的课,笔试、实操考试一样都少不了。

家里生意、房产赔了钱,丈夫又病了,Kate拖着两个孩子,心情实在烦闷,根本不想去,可是架不住姊妹三番五次来拽她。最后,姊妹的一句话彻底惊醒了她:“你才30多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们开饭馆赔了不少钱,干嘛不想想别的主意?学了美容美发,把证照拿在手里才是真的。不然,你以后靠什么过活哦?”

说学就学,Kate和那姊妹一起去报了名,每天早晨送完儿子,就开40多分钟车到帕萨迪纳(Pasadena,洛杉矶的一个卫星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儿子们会被邻居接走,在邻居家写作业。等Kate下了课,开车回来都6点多了,她把儿子们接回来,做点晚饭,然后摊开书本,反复消化复习白天所学。

职业术语不好记,Kate就硬记:bleach(漂白),dye(染色),alcohol(酒精)……她用上老办法,每天嘴里不停念叨,学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7点多一醒来,做点早饭打发儿子们吃了,送他们去上学,她去上课,周而复始。

那段日子,Kate开车时常困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木。有一次要并线时,她转头确认左后方来车,却不想恍神了。回过头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撞上一辆大货车了。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美国美容美发执照考试分技术操作和笔试两部分,实操课考试时,Kate仔细观察,考试老师怎么说,排在前面的考生怎么做,她就依样画葫芦。但笔试120分钟,100道选择题,要考到70分才合格,对英文熟练的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Kate一道题就要看上几分钟,还不一定能够看明白。无奈,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要死抠题目,如果看不懂,就选最长的。

一番操作下来,她居然考过了,拿到美发证的那一刻,她头脑发懵。

“我的运气实在是好。”Kate说起考试还是一脸得意,“当时,我只考了一次,就过了,而我的那个朋友考了三次才过。”




考试过了的当晚,Kate兴冲冲地把儿子们接回家,却意外发现家里的灯亮着。她心里一惊,急促的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前几天,婆婆打电话说丈夫要回来了,而她忙于考证,几乎把这事儿忘了。一想到婆婆那张冷冰冰的脸,Kate就觉得心里发慌。

进了家,果然是丈夫和婆婆回来了。吴天翔在沙发上坐着,Kate心里一喜,他的腰应该是好了。两个儿子兴奋地扑上去叫“爸爸”,但吴天翔摸了摸孩子们的头,一脸心事重重。Kate刚翻上来的喜悦退却了,瞥见一边的婆婆,脸阴得能滴下水来,她的心一下跌到谷底。

原来,丈夫和婆婆回来时刚好碰见了邻居,好久没见,不免多聊了一会儿,邻居就无意说到Kate经常跟着个男人进进出出,每天又回来得很晚——天地良心,邻居口中的男人,其实就是地产中介,有时会来家里接Kate去签合同,Kate也没多想,就坐上了他的车,仅此而已。Kate本以为这很容易就能说清楚,但她低估了婆婆的顽固和丈夫的唯命是从。之后,丈夫以休养身体为由,跟她分房睡,平日里几乎避免所有单独和她在一起的场合。夫妻之间,不但没有亲密,连静静地在一起说两句话都不可能了。

儿子们也注意到了父母的冷淡,甚至想要帮他们。放学后,两个孩子经常看看爸爸在干什么、妈妈在干什么,然后使劲把吴天翔拽到Kate的房间里来。儿子们的懂事让Kate心酸,一次,她听见小儿子偷偷问哥哥:“爸爸为什么不跟妈妈住在一间屋子里?”大儿子没回答,只是拿手捂住弟弟的嘴,看得Kate潸然泪下——大儿子才15岁,小儿子10岁半,可是大儿子活得小心翼翼的,一点都没有青春期孩子的恣意飞扬。

之后有一次,两口子带孩子们去Chick-fil-A(美式连锁快餐店)吃炸鸡,这是吴天翔回来后他们夫妻俩难得单独相处的时候。小儿子懂事地把Kate拉起来,按在爸爸身边,被儿子拉着时,Kate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好不容易和丈夫坐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Kate心里终于染上一些微微的幸福。她想,只要把问题说开了,他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看着丈夫熟悉的侧脸,Kate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去摸摸,谁知吴天翔却像触电一般迅速别过了脸,Kate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浑身像结了冰。


一段时间后,吴天翔到底跟Kate摊了牌:他俩必须得离婚,他的腰并没有好,也不想拖累她了。Kate知道,除了吴天翔的那一点善意,其中也有婆婆的撺掇,婆婆嫌弃她当初靠着怀孕挤进了吴家,如今又想把她挤出去,婆婆从来就没拿她当过自己人。可毕竟她也生了两个儿子,为什么非要逼着他们离婚呢?

后来Kate才知道,原来是婆婆后悔来了美国。原本一家人守着台北的小餐厅,日子过得还行,来了美国之后干什么赔什么,公公和丈夫的身体又不好,婆婆早就打算回台湾去了。但她不想再带Kate回去,因为她觉得Kate是个灾星,弄得他们家败业落——她完全忘记当初是她自己坚持要来美国的,而吴天翔多年被撕扯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早就累了,这一回,他选择彻底站在自己母亲那边。

Kate哭过,也闹过,咬着牙拖着,拼命想挽回丈夫。吴天翔看她伤心欲绝,也有过动摇,但是自己母亲那双冷冷的眼睛在警告他,不准违逆。

1993年,Kate终于筋疲力尽,同意离婚。房子卖了之后,他们立刻办了离婚手续,吴天翔要走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Kate答应了——虽然婆婆对她刻薄,但是对待两个孙子相当疼惜。

吴天翔自觉心里有愧,承诺给Kate 4万美元,算作她这么多年辛苦劳作的补偿。可钱都捏在婆婆手里,吴天翔只能说容他一段时间,等母亲心情好点儿,他再把钱要过来给她。

离别时,小儿子哭成了泪人,连一向要强的大儿子也红了眼眶,但就是咬着嘴唇一句话都不说。

在南加州,秋天是最好的季节,阳光晴暖却不燥热,树叶泛黄却不萧瑟,人们逛公园、徒步、野餐,罗兰岗偌大的乡巴佬公园(Schabarum Regional Park,发音与“乡巴佬”类似,所以华人们起名“乡巴佬”)里到处都有尖叫奔跑的小孩、活泼雀跃的狗。人们拉家带口地席地而坐,烤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公园。可那天,Kate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哭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公园里渐渐安静,她才渐渐想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

人生打了一个转,她又是孑然一身了,上次还有个鲁莽的哥哥在身边护着她,现在,在这样一个更加陌生的国度,就只有她自己了。

夜深了,公园里的人走光了,树林黑魆魆,Kate浑身发冷。她想自己曾经也当过老板娘,有过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有自己的房子还当过房东,可转眼间她就被抛到了社会最底层。现在,她没房、没家、没钱、没工作,今晚死在这里,明早就会变成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世界遗忘了她。

但有一个瞬间,她骨子里山东人的那股犟劲儿涌了上来了,她一把抹去满脸的泪水,站起来对自己说:“我要好好活着。”




吴家的房子已经出售,新屋主允许Kate再多待一个星期,所以她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找到新住处。南加州的华人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会把家里的一个房间租出去,他们尤为喜欢安静、简炊的女性房客,罗兰岗的电线杆、红绿灯柱上到处都贴有招租的广告。Kate正是符合他们预期的房客,她很快找到了安身之所。房东是一对中国小夫妻,有一个小女儿,夫妻俩买了一栋三个卧室的房子,用了两间,第三间租给了Kate,每月租金三百多美元,不便宜。

住处解决后,下一项是工作。Kate翻出了压在箱底的理发师证,从大华超市门口拎了一大摞免费的地方中文报纸回家。报纸最后一版是各种豆腐块招聘广告,Kate挨个打电话去问。她以为自己精通韩语、中文,英语也勉强能说说,找个工作应该不难,然而理发店的老板们一听她快36岁了,都连连拒绝,有个老板直白地说:“3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不要。干理发是要站一整天的,这活儿太累人,大姐,你这么大岁数了,干不来的。”

工作找不到,Kate手里那点钱渐渐花光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做,去餐馆洗碗、去后厨打杂,特别难的时候,她也想向在韩国的哥哥借点钱,可嫂子生下小侄子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哥哥在韩国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抚养一双儿女,日子也很苦。

一次,她洗碗的那个餐馆突然关门歇业,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别的活儿,银行卡里空空如也,兜里只剩几十块了。又快到交房租的时候了,恐慌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加州的大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她头晕。Kate到处转悠,拼命想能从哪里搞到一点钱,把眼前的难关对付过去——她甚至想过找教会的朋友借点,可实在开不了口。

焦急之中,Kate只得鼓足勇气拨通了吴天翔的电话,让他兑现当初4万美元的承诺。谁知吴妈妈刚巧就在旁边,她一把夺过电话,大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妓女,居然还敢来跟我儿子要钱?你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我没让你赔就算是好的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Kate猛地把电话挂上,浑身颤抖,快要站不住。

即便现在已过去近30年,回忆起这段往事,她仍泪流满面。


好在,一个朋友说自己认识的一户人家急需一个保姆。主人家是台北人,做生意的,很有钱,把小女儿送来南加州一个人读高中,需要一个诚实可靠的女性晚上去家里帮小女儿做做晚饭、料理家务,或者开车带女儿出去买菜。朋友推荐了Kate,那家主人不差钱,先预付了Kate一个月的工资,让她体面地把这次交房租的难关渡了过去。

Kate另找了一份白天洗碗的工作,跟餐馆老板好说歹说,人家终于同意她每天早点下班。她每天晚上7点多从餐馆出来,开车赶往小女孩的家。小女孩家里乱得像鸡窝,袜子、衣服、被单到处都是,可乐瓶倒在地上,地毯浸染了一大片。伊始,小女孩刻薄、跋扈又冷漠,应付Kate时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进门后Kate先垂手问女孩晚饭要吃什么,女孩说自己不喜欢Kate做的饭,点名要吃某餐厅的有机寿司、要喝某牌子的矿泉水,于是Kate赶紧开车去买。等女孩吃饭时,Kate就收拾屋子、打扫地板、清洗地毯,洗堆在水槽里的碗,一切归置完毕,然后才离开。

直到一次傍晚,天空打起响雷。女孩竟一改往日女王般高高在上的姿态,惊恐请求Kate留下来住一晚。那一晚,Kate睡在客房里,女孩睡在卧室。晚上起来上厕所时,屋外电闪雷鸣,她听见女孩嘤嘤哭声如同鬼吟。Kate忍不住敲门询问,原来女孩是想家了,想念父母。女孩家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家族,父母忙于和叔叔争家产,顾不上她,遂把她抛来美国念书,名义上是为她好,实际上没人在乎她。父母各有心爱的孩子,爸爸爱哥哥,妈妈喜欢姐姐,她像是多余的。

女孩转身拭泪时,Kate看到她薄薄的肩胛如同蝴蝶的翅膀,心里不禁一酸:原来家里再有钱也没用,钱始终是冰冷的,只有爱是温暖的,多少人渴盼父母的爱而不得。

Kate不由地思念起两个儿子,她很久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那一刻,她擦干泪打定主意:她必须结束打零工的日子,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开自己的店,只有这样才能再见到儿子。


第二天,Kate特地去餐馆请假了一天。她烫了头发、做了指甲,买了许多化妆品,重新找到各家理发店的电话,一家一家地打过去。在电话里,她反复央求老板们给她一次面试机会,一家韩国理发店同意让Kate过去面试。

面试之前,Kate刻意化了浓妆,戴上假睫毛,一头卷发吹得极为蓬松,暗紫色的指甲也很艳媚。

当她出现在理发店老板娘面前时,老板娘有点吃惊:“你很年轻嘛。”

Kate心里一喜:看来有戏。

老板娘说:“你在电话里对自己的年龄含含糊糊的,我还以为你年纪很大呢。”

Kate的心忽悠一荡,有点玄玄的。老板娘问她有没有经验,是否在别的理发店做过——Kate心又是一颤,只能狠拍胸脯保证,自己非常有经验。

面试结束,老板娘很满意,要了她——Kate中文、韩文流利,英语也会讲一些,要的工钱又便宜。

Kate考的理发师证只教了理发、染发操作流程的规范和禁忌,并未涉及具体的洗剪吹技巧。面试时,老板娘跟她说好了,她只负责给客人洗头、打扫店面、换洗毛巾等杂活,没想到店里生意异常兴隆,可上班没多久,老板娘和几个师傅忙不过来,就赶鸭子上架要Kate去给男客人理发。

老板娘将一把推子塞进Kate手里,Kate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愣在当场。男顾客哪知道理发店里还有不会理发的人,早就摆好姿势挺直脖子等着她了。Kate求救似的望了望周围,人人都在低头忙自己活计,根本没人管她。顾客的头颅还支着,Kate眼一闭、心一横,拿起推子就推。

那是Kate平生理得最胆战心惊的一次头,推子剪子拿在手里重似千斤。她战战兢兢地推完,反复检查男顾客头上的每一丝弧线,稍有不平整,就拿过剪刀细致地修。等修完男顾客的整颗头颅,站起身,Kate觉得衣服凉凉的,一身的冷汗。

顾客起身离开时,脸色有点难看,嘟嘟囔囔地付钱,抱怨Kate理发时间太久,他坐得腰都酸了。老板娘一边收钱,一边瞥了Kate一眼。Kate浑身发虚,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咧开——她是一个真正的理发师了!




Kate干好分内活之外努力偷师,每次师傅给顾客剪发、染发或捆烫发卷子,她都在旁边细细地瞧。回家后,就拿窗帘须子、自己的头发练习。

一段时间后,她大概摸清了店里的情况:这家理发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每次盘账,老板两口子都直摇头。他俩手太松,管理松散,理发师傅们散漫惯了,有推销员来店里推销洗发膏、染发剂、养护膏、发蜡等等用品时,多说两句好话,师傅们就会应下,再跟他俩报账。这些用品,理发馆后面的小仓库里都快堆不下了。Kate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暗地替两口子算了一笔账——除去工资、房租以及杂七杂八后,他们忙活一年也就赚了个寂寞。

这样的经营状况,她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呢?开始Kate不敢想太多,先把手头上的做好,等她手艺日渐精湛,也开始有顾客点她理发。月末,除了基本工资,老板娘还会给她发提成。一笔笔的钱,Kate都小心攒起来。

除了理发店,Kate还在东奔西跑干各种杂活儿疯狂赚钱——教会的朋友出去旅行,她帮着浇花、遛狗;开服装店的朋友晚上有事,她就帮着看店;她甚至跑到各个华人教会和韩国教会,去邀请教友在她那里订餐——她定价实惠,一个猪肉韭菜的饺子连工带料才收5美分,口碑传得很快,之后有教会办庆祝活动或者新年活动,都会从她这里预订200个饺子和30份猪蹄。

Kate上班下班连轴转,回家简单吃一点东西,就马上开始拌馅儿、和面、包饺子。那段日子因为长时间坐着,Kate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可看着户头里的钱不断增多,她极满足:“只要一闲下来,家里那死一样的安静,会让人发疯。前半生,我陷在那个婚姻里,给人白干了十几年,如今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


在小理发店干了两年多,店里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老板夫妻俩在店里公开说要把店兑出去。

Kate动起了当老板的念头,她算了一下手里的钱,盘店应该够了。心里的火苗越窜越高,她又怕自己做不好,好不容易攒下这些钱,赔了,将再次一无所有。

踌躇之间,Kate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是吴天翔。Kate不由地一愣,精神便恍惚起来,她完全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等回过神来,只听见前夫在电话那头“喂喂喂……”

Kate连忙定了定神,问:“你说什么?”

吴天翔说得断断续续:吴妈妈拖着一家人回台湾后,日子每况愈下,老伴半瘫,只能由她伺候着,当年那个穿绿色镶金边旗袍、戴珍珠项链的体面老太太,彻底沦落成了一个贫苦老妇人。再开餐馆是不可能了,吴天翔自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挣得很少,只够全家日用,根本存不下钱。好在吴妈妈用余钱买了个小公寓,一家人用不着付租金。他们的两个儿子他是照顾不上了,每天自行上下学。

如今,大儿子快要上大学了,前夫嗫嚅着,说他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了,能否把儿子们送到美国来。Kate哪能不懂——吴妈妈心里门清,大孙子上大学要付一大笔学费,她这是把这些担子又抛给了自己。

把儿子们接过来,是又受了一回前婆婆的欺负;可不接过来,毕竟那是她的孩子,怎么能不管?思来想去,孩子是最重要的,Kate咬牙答应了吴天翔的请求。


两个孩子被送过来时,Kate眼泪流到视线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儿子们已经长成大小伙子,把他们搂在怀里那一刻,她觉得真的别无所求了。多年懦弱的吴天翔终于硬气了一回,偷拿了家里的存折给她打了3万美元,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可这些钱却无法缓解Kate的窘迫——这些钱加上她自己的积蓄,盘店够了,买房也够,但只能选一样。

Kate狠了狠心,决定先做生意。她租了一套公寓,带儿子们搬了进去,然后找到理发店的老同事艳姐,商量两人合伙盘店。艳姐是延边的朝鲜族人,爽朗大方,常把自己做的泡菜、打糕拿到店里请大家吃,她们两姐妹平时很聊得来。

艳姐正有此意,一拍即合。很快,手续办完,理发店是她们的了。Kate给店里简单添置了一些设备,更换了座椅、镜子。看着窗明几净、装修一新的店面,她心头升起一阵豪气,仿佛自己可以气吞山河,在这里打下一片江山。

可自豪滚过去之后,留下的底色却是辛酸。




新店开张,最怕出岔子。Kate给几个老理发师打电话,反复说明“换老板不减待遇”,装修结束后,希望他们能继续来店里上班。师傅们都答应得好好的,一切准备就绪,真正属于Kate的店马上要开起来了。然而,一个电话敲碎了这一切。

深夜电话铃声叮铃铃响起时,Kate正在睡梦中,她心头一阵乱跳,慌忙抓起听筒后,发现是韩国的爸爸打来的——她哥哥去世了。听见这几个字,Kate的头一阵阵嗡嗡地响,再听不清爸爸在说什么了。过了好久,她才感觉脸上似乎有虫子在爬一样,非常痒,一摸,全是泪水。

新店开业在即,韩国的亲人在等,两个儿子学习紧张,Kate只身返回韩国参加葬礼。临走前,她给艳姐打了一个电话,安顿好孩子们,随即启程。

韩国,这个Kate爱恨交加的国家,过去的二十几年,她只回来过一两次。不承想,现在却是因为哥哥去世再次回来了。走到家门口,Kate一抬头看见院门上装饰的白花,眼泪就扑簌簌地掉。离上次探亲又过了好几年,爸妈又苍老了许多,爸爸高大的身躯佝偻下去了,洪亮的嗓门沙哑了,风风火火的动作也迟缓了;妈妈还是慌慌张张的,一会儿接待宾客,一会儿想起厨房里的茶还没泡,一会儿觉得客人脱下的鞋摆得不正,东奔西撞,一抬头猛地看见灵堂里儿子的大相片,眼泪喷涌而出,人也瘫软下去,旁边的人忙过来搀她,灵堂一片混乱。

曾经野草般的小女孩,如今也顶起了这个家。Kate张罗起了哥哥的丧事,思量哥哥留下的两个孩子怎么安置——侄女刚刚上大学,学费靠哥哥的遗产勉强能支撑住,小侄子才十来岁,爸妈他们照顾好自己都吃力,Kate似乎是唯一的监护人人选。但她也万般犹豫,自己本就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而此前租房、盘店、装修、购置家具,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这次来韩国的机票钱都是咬牙挤出来的,她真的要再带一个孩子回美国去吗?

她正在想事,兀地发现小侄儿不见了,找了好久,才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隔间里找到他,小小的人儿蜷缩着。她连忙把小侄儿抱在怀里,摩挲着孩子小小的脸庞。然而,侄儿的表情木木的,不哭也不闹,只安静地坐在她腿上,半天都不说话。Kate隐隐觉得怀里的侄儿像块冰,怎么捂都捂不热。

她牵着孩子回到客厅,一些亲友还没散,正围着她爸妈念叨着“该怎么照顾孩子啊”。母亲心疼Kate,絮叨着她孤身一人在美国,拖着两个孩子,本就活得不容易,怎么能再添一个。客厅里的亲戚们也连忙附和,但半是同情、半是奚落,说Kate自己过得苦,何必把孩子也带到美国受苦。

气愤、委屈、难堪、心酸、悲伤……合成一股洪流,快要把Kate淹没了。她正气得全身发抖,蓦地感觉衣角被人拉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侄子正紧揪着她的衣角。

Kate把侄子搂进怀里,主意已定:“我要带他走,一起回美国。”

她爸妈先是愣住了,然后不断地劝她别任性,一时意气把孩子带过去,到时候如果养不了,还得送回来。这边这么多亲友,“一家给一口”,好歹也能把孩子养大。Kate把侄子搂得更紧了——“一家给一口”,当他是什么,一只小狗吗?

更有亲戚没头没脑来一句:“你也是单身一个人,今年还不到四十,将来万一再结婚怎么办?拖两个儿子就够受的了,拖三个孩子,谁敢娶你?”

Kate眼泪划过脸庞:“我就任性这一回了,我就任性这一回了。”


回到美国后,Kate给侄子单独收拾出来一个房间,联系了学校,责令两个儿子要照顾好表弟。侄子英语很差,一开始上课完全跟不上,Kate让两个儿子轮流给他补课。

平时,家里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先尽着侄子。后来,侄子跟Kate说:“姑姑,不要什么都给我。”

Kate有些吃惊,忙问:“是不是哥哥们跟你说什么了,他们欺负你了?”

侄子摇头:“我想变成姑姑家的孩子,不想像客人似的。”

Kate满脸诧异,小侄子的脑瓜子里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的想法?她迅速调整,不再刻意迁就,而这也许才是让孩子融入家庭的最好办法。

过了不久,侄子改口了,喊她“妈妈”。




转过头,理发店的生意还是一团糟。周六日本该顾客盈门,但却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艳姐抱怨说,早先谈好的老师傅们一个个都不来上工,近半个月,店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很多顾客都接待不了,搞得理发店口碑渐渐变差,老顾客们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再也不来了。

Kate急忙给老师傅们打电话,有人打哈哈说想休息一阵子,有人说Kate太凶不敢来,还有人已另投他处,更有人干脆不接电话。一圈电话打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想来。Kate与艳姐面面相觑,再看看新镜子、新椅子,顿觉无力。

时间不等人,门面租金马上要交,家里的更是不能断,还有三个孩子指着她呢。Kate深吸一口气,开始打第二轮电话,她放低声调央求那个说她很凶的人:“你来几天试试嘛,我凶不凶,你试试就知道了呀。”

那个老师傅终于答应试试,人来了以后,Kate近乎谄媚地对她好,同时安排艳姐赶紧对理发店进行包装宣传,给老顾客们打电话。过了几天,其他老师傅突然开始陆续给Kate打电话,问能不能再回来——他们去别的理发馆找工作,座位费被要得特别高,有的理发馆老板也不好相处。

作者注:在美国,很多华人理发师独立营业,每个月向理发馆缴纳一定的座位费,以获得在该理发馆做生意的资格,费用每月500到1000美元不等,根据理发馆的档次、装修而定。

Kate自然张开双手欢迎,艳姐的宣传也起作用了,那些很久不上门的老顾客也回来了。Kate一直坚持低价策略,男头5美元、女头8美元,烫染也才不到50美元,即使到现在物价涨了几轮,她的理发定价仍然比别家便宜。她又特别能琢磨爱琢磨,自己的头发,孩子们的头发,都拿来练手,还能根据顾客的脸型帮忙设计发型。这样一来,理发馆生意好到爆。


诸事顺遂后,Kate甚至有了一个追求者——男顾客Paul。Paul个子高高的,头发向后梳着,是个地道韩国人,与Kate交流起来没什么障碍。他来理发馆很频繁,每次都点名要Kate剪,有时候头发明明根本不需要打理,也还是要来。时间久了,Kate再傻,也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Paul说,自己第一眼看到Kate就心动了,每来一次,心动就更深一分。大家都是成年人,Kate就主动约了Paul去星巴克,大大方方询问他的情况:30多岁时,Paul就移民美国,现已在美国待了20多年。他在美国一直做建筑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5年前,他离婚了,和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孩子们已经大学毕业,并各自独立。

Kate双手捂住热气腾腾的咖啡杯,盯着杯子里蒸腾出来的白气,缓缓道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波折。长长的前半生,似乎几句话就说完了。最后,Kate吐露了最艰涩的部分:“我哥哥去世了,我收养了他的儿子。加上我自己的,我得抚养3个孩子。老大现在已经上十一年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Paul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他自然懂得在美国上大学何其昂贵,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一年学费也要1万多美金,再加上生活费、住宿费、书本费等等(美国的书大多很昂贵,一本教材就要100多美金,一个学期修七八门课,各种教材或其他设备加起来也有上千美金),一年得3、4万,4年就是20来万。供3个儿子,相当于买3栋房,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生活费。按照亚洲人的传统,将来可能还要赞助他们买房结婚,这就相当于走向一个无底洞,谁有闲钱往里填呢?

“带着3个孩子,负担确实挺重的。”对面的Paul说。

Kate别过眼睛,一股子酸楚直冲眼睛——那个讨人厌的亲戚说得对,带着3个孩子,她这辈子别想再嫁人了。

“那我们更得在一起了,我好早点儿帮你分担。”Paul说。

Kate不敢置信地转回视线,对面的男人冲她笑着,笑意真诚。

这次会面之后,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面对Paul的热烈表白,Kate保持了冷静克制。她深知,说到和做到是两回事,人家凭什么帮自己养孩子呢?自己的魅力有这么大吗?她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克制住自己。

Paul还是经常来,有时候带一束花,有时候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有一次塞给她一张支票。钱不多,1000多美金。Kate坚持拒绝,Paul却不管。理发馆众人看着他俩推推搡搡,最后Kate不好意思,只能暂时把支票揣在兜里。

渐渐地,他俩的传闻散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也知道了。大儿子带着弟弟们郑重地跟Kate谈了一次,孩子们支持她再婚,只要那个人能对她好。

Kate看着唇边冒出青茬的大儿子——他已经长得比自己高了,筋骨结实、肩膀宽阔,看起来像个男人了。Kate又看看老二和小儿子,两个孩子都对她用力地点头。Kate摸摸孩子们的头,没有说话。

Paul开始进入她的家庭,带孩子们玩,请他们吃饭。每次吃饭,Paul都先点孩子们爱吃的,菜上来,他把好吃的都堆在孩子们那。Kate气得直叫:“哎哎,我也要吃呀。你把好吃的都放在他们那边,我怎么办?”

大家都笑,Paul好脾气地请服务员过来加几样她爱吃的菜。




大儿子顺利上了大学,理发馆依旧红红火火。然而,烦恼也还是有——Kate经营理发店多年,天天泡在各种化学制剂里,双手被腐蚀得不像样子,皮肤问题一直困扰着她。

Paul看了心疼,劝她转行。两人先盘下一家超市里的音像店,出租一些韩国和中国的电影电视剧DVD。一开始生意还不错,很多在美国多年的华人不懂英文,也不爱看美国影视剧,只能靠在他们这里租DVD一解乡愁。

可谁知,互联网异军突起,音像店生意一落千丈。Paul又劝说Kate跟他一起做制衣厂。Paul把制衣厂的前途渲染得非常好,说有朋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服装品牌的门路,他们只需要从服装公司那里拿已经剪裁好的布料,再用缝纫机拼接起来。他保证一切苦力都请工人来做,工厂走上轨道之后,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可比开理发馆轻松多了。

Kate心动了,似乎只要制衣厂开起来,她就能退休了。为此,她还特地考了个执照。制衣厂开起来以后,一直是Kate在管理。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订单多的时候,夫妻俩雇了20多个工人,甚至能接到H&M、Forever 21等品牌的单子。

然而一年多以后,合伙人私吞了钱款。Kate气得去跟那家伙理论,怒火冲天之时,顺手抄起了桌上的剪刀。合伙人立刻报警,要求警察以谋杀未遂逮捕她。好在,警察并没有听信合伙人一面之词,只是警告了Kate一下。

经此一役,Kate认命了,她这辈子就是个理发师的命,发不了大财,但也还不错。于是,她重新开起了理发馆。


2005年,当Kate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市场时,才发现房价涨了一大波,之前吴家买的房子涨了两倍多。想起当年,Kate苦笑着对我说:“当年我们带了那么多钱来美国,要是拿这些钱全买成房子,一套自己住,两套出租,然后老老实实打工赚钱,而不是瞎折腾做生意,我们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可人生没有如果。

婚后,在Paul的帮助下,他们买了一栋3个卧室的独立屋。3年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他们的房子贬值了许多,但Kate不难受,便宜也好、昂贵也好,守着一个安稳的家,有体贴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她再没有什么遗憾了。

可Paul的子女不同意父亲再婚。他大女儿做律师,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不太看得上Kate。平时姐弟俩来看望父亲,也是把Paul约到外面餐厅,从来不进家门。Kate每每想起,难免神伤,但Paul一直安慰她:“只要我对你好,对你的孩子好,这就行了。其他的人,你不用管他们。”

Kate听了,也就释然了。她与Paul的婚姻,阴差阳错,虽然她从小就憎恨那些歧视和孤立她的韩国人,谁知到头来,还是嫁给了韩国人。这个国家,终究也变成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了几年,噩耗再次传来——留在韩国的侄女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Kate痛哭一场,更加宝贝家里的老三,他是哥哥唯一的孩子了。

供完老大后,家里已经捉襟见肘,老二主动提出不上大学了,直接出去工作。Kate从小在韩国长大,中文都说得别别扭扭的,不想让儿子也这样,正好Paul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开公司,Kate灵机一动,想把儿子送到北京去,既学习又工作。

于是二儿子高中毕业就随着朋友去了北京,发来的照片里,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哈哈大笑,Kate不知怎地就流下了眼泪,想着,自己没回去过的故乡,让儿子回去一趟,也挺好。

再后来,老三也长大了,是3个儿子里最体贴、最孝顺的,Paul也最喜欢他。老三看家里不富裕,说什么也不去上大学,Kate拼尽全力劝说,可是老三犟得像头驴似的。最后,Paul让老三去他的建筑队干活,见孩子实诚又能干,Paul干脆让他接了班,自己索性退休了。老三接手以后,干得不错,每个月都拿钱给Kate补贴家用。Kate劝他不要这样,应该攒起来,留着将来结婚买房子。可是老三就是不听,倔驴一样,Kate只能帮他把钱攒起来。



尾声


疫情来了,理发馆不得不关门。关门之后,Kate在家里开起了车库理发馆。

疫情稍缓后,她暂时歇业,和Paul一起回了一趟山东烟台,这是她策划已久的旅行。爸爸没能回去的故乡,她一定要回去一趟。6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声音仍一直在她耳边回响:“要记得,你是山东人。”

梦里的故乡,她终于来了。她和Paul一起去了蓬莱阁,站在山顶上看着浩瀚大海,渤海与黄海交界处,青色与黄色泾渭分明。Kate不禁感慨万千。

走到山脚处,他俩在一个小贩那里买雪糕。小贩看她打扮时髦、身量苗条,一袭豆青色的连衣裙衬得她清雅脱俗,又听见她和Paul叽里呱啦地说韩语,不禁问道:“你们是韩国人吗?”

Kate转过头用地道的烟台话回答:“不是,俺就是烟台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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