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书香世家的百年变迁 | 人间
回看朱四爷的一生，再来看北京城百年以来的生活史，百年来的北京仿佛是一部“败家史”。在外人看来，物质上朱家是越来越贫乏，爸爸比儿子过得好，爷爷比爸爸过得好（不少老门老户都这样）。但朱家人不一定这样看。晚年的朱四爷身陷蜗居，但他活得高贵，活得有尊严。几乎没有哪位像朱四爷这位祖籍浙江、居京五代的北京人，这般留恋自己的家园。
配图 | 《什刹海》剧照
前 言
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侯磊在《北京烟树》里面，给出了自己的思索和答案。
“燕京八景”中有“蓟门烟树”一景，意指北京前身蓟城的古城墙上树木蓊郁，如雾如烟。作者侯磊借此化成本书书名《北京烟树》，寄望于依依柳烟中，述世态变迁，品人情冷暖，发怀古幽思。本书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散文集，也是一部有关北京日常的生活之书。侯磊是老北京的后代，他在一系列的回忆中，记叙了胡同人生、街面儿江湖、古都掌故，展现了一位80后青年作家眼中北京市井的人间烟火。
朱四爷的简介中，写自己是浙江萧山人，是朱熹的第二十五世孙，可生活中他说一口道地（北京话中的“道地”就是“地道”）的老北京话，因为他的曾祖是“萧山相国”朱凤标，家中世代为官，居京已有五代了。
朱四爷深爱北京。他在文章中写道：“回忆从前的印象,无论是居住的‘绿槐荫里、深深庭院’，还是登高远眺的‘城门矗立、甲第连云’，都令人神往。”
他的父亲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号翼盦，是第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系的中国人，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翼盦先生共有四子，分别为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朱家溍行四，有个官称叫朱四爷。而他的一生，是以玩当学、以学当玩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痴迷于溜冰、吃馆子、书法、绘画、摄影等，花钱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京剧、昆曲，在家里练刀枪把子功。
要是家里不拦着，真没准儿下海唱戏去了。然而，这些爱好倒促使他“文革”以后恢复了许多传统京昆戏，有《麒麟阁》《青石山》《宁武关》《湘江会》等，整理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册），著有《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主编了大量文物图册。一个爱好，玩出如许门道。
业内流传着众多朱四爷学问大、学问广、学问杂的故事。读他的《故宫退食录》，他上一篇文章谈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绘画，考证宋徽宗《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下一篇谈清代珐琅器的制造，再下一篇谈古家具、古典建筑，而上网搜搜，到处都是他的书法和演京剧、昆曲的录像。不论是古代建筑、园林、工艺，还是家具、戏曲等，都有著述。
袁世凯当“皇帝”时为了表示和以前的皇帝有所区别，下令把故宫太和殿内的匾额，和历代皇帝的宝座——髹金雕龙大椅都换了。后来，是朱四爷在1959年时翻遍了故宫，根据一张清末的老照片，在堆满残破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原装宝座，并指导修复出来，又摆回太和殿当中供人参观。
他的学问，都是从小受到熏陶，并在兴趣的前提下玩出来的。
在自家的花园划船
清末政权易手，是北京居住者的一次大换血。北京城在政权交替时没有被夷为平地，实属历史的万幸。而京城文物的主要损失，则是在八国联军的战争和义和团内乱期间，使得中华古物屡集屡毁、屡聚屡散。
朱家世代收藏，世代书香，对文物有着数代人的积累。家中祖宅位于东交民巷，房屋众多。朱家曾将家中开辟成萧山会馆，以供进京赶考的萧山籍举子吃住。而宅院却毁于义和团的兵火，地方便荒废了。
朝廷发了六千两白银安家费，不够重置家业，只能先租房。直至其父朱文钧学成归国时，他们还没有置办产业。朱四爷出生在临时租住的东城区西堂子胡同的四合院内，这里临近灯市口商业区，是旧京的繁华所在。而朱家的收藏，虽然遭此大难，但始终就没断过。
在朱四爷九岁时，全家迁居帽儿胡同的可园。帽儿胡同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南锣鼓巷中一条知名的大胡同，多是重臣的大宅。可园是清代大学士文煜（1820—1884）的故居，有“凉亭、水榭、暖阁、假山、走廊、拱桥、清池、怪石、花木、翠竹”，后来宅院易手，租给了朱家。
朱四爷留有一张童年的照片，是在园中的池塘内划船的情景。看上去不过几岁的样子，在一个周围都是太湖石的小池塘里煞有介事地支开双桨，而岸上则是一圈游廊。能租住在这样的大四合院内，也能看出此时的房租并不算高。
朱家很重教育，使得幼年的朱四爷仍旧在家读家塾。他仍按照古人的方式，熟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等功课，并像古人一样背诵。与此同时，家塾先生辅以当时教育部审定的高小国文课本，教给朱家的子弟们用浅近文言编写的历史故事。五四运动以后，像这样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家不多了。
僧王府五十一间
1930年，朱家从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曾孙阿穆尔灵圭手中，以拍卖的形式，花一万零五百大洋买下炒豆胡同僧王府的中部共五十一间房。僧王府分东、中、西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四进院，东西部分成为其他机构或民居，中部归了朱家。朱家刚搬进来时，当时墙上挂的弓，都是僧王本人用过的。
旧王孙阿穆尔灵圭（1886—1930），六岁继承了亲王的爵位，二十五岁以前的营生是当王爷，后支持袁世凯，在民国时做议员，但已远不如做蒙古王爷时的风光。四十四岁早逝后，家中欠族中赡养费而惹上官司，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法院拍卖房产。
蒙古王爷卖房之日，便是朱家买房之时：他们都曾供职于清廷，同殿称臣，彼此知根知底。此时北京贫富更迭，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买了前清败家大臣的宅子，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少宅邸很大，堵上道月亮门或砌上堵墙，拆成几个部分卖给不同的人家。大量的败家故事与民国新生活的蓬勃，真实的居住状况是一种体现，也构成了社会新闻和通俗小说的素材。
如府学胡同36号，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的宅子，据说被刘宗敏占据后，陈圆圆曾在这里住过，在清朝又先后成为靖逆侯张勇、兵部尚书志和的宅院。民国时东院归了天主教神学院，西院住的是北洋政府海军上将刘冠雄。
黄米胡同的半亩园，清完颜氏居住，主人完颜麟庆著有《鸿雪姻缘图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卖给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家。
黑芝麻胡同13号，清四川总督奎俊的府邸，为民国外交总长顾孟余所居。
……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诸侯，都是发家了就买房子住富地方，败家了就卖房子搬到穷地方。铁打的宅院，流水的名人。大四合院里，清代住清代的名人，民国住民国的名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豪宅的易手，昭示着八旗权贵阶层的衰落。
八旗制度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军队编制，仿佛后来的军队大院，叫“在旗的”和“不在旗”的，旗内与旗外不通婚，并非所有的八旗都是贵族或都是满族，之间级别很严。旗人不能从商只能从军，不打仗时就操练或闲着。北京城外各处都是八旗营房，如朝阳门外北小营，海淀周边火器营、镶黄旗等，香山前一站叫红旗村，全名叫正红旗村。
八旗营房只有正房没有东西厢房，建筑精良，级别高的自然住房就大，级别低的就一般，早年都按月发饷，相对富裕，也养成了寅吃卯粮的习惯。买东西都赊账，等下个月一关饷先还账，因此破败时也极为凄惨。
前朝旧臣无法在新朝廷谋职，或职位收入远不如前清，旗人又不善经营者居多，便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活。典当会改变落魄者的思路，仅仅会为家中还有哪些东西能卖而窃喜，不去想家产只减不增，总有一天会败光。
中下层的旗人，有点文化的去教书，没文化的去当巡警或拉洋车，女人也要劳作贴补家用。他们的言行做派与不在旗的不一样，女人也不裹脚，在街面儿上饱受歧视。
老舍先生的故居在内城西四缸瓦市，但他的父亲每月三两银子，庚子年阵亡后抚恤家属一两五，家人几乎无法生存。北京本是一座富有的城市，渐渐在市中心出现了贫民。而京郊的八旗营房几乎拆迁殆尽，一代的往事也无人再提。
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朱四爷，则与我们想的不同。
他于十四岁时直接考入了中学，初中是励志中学，高中是北京四中。中学时，他遵父命点读了全部《资治通鉴》，看不懂的地方先跳过去，往后再读一遍。带着对旧学的爱好，他于1937年考入了辅仁大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跟随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顾随等先生读书。
他本属于“穿苏格兰花格子绒布衬衣，骑凤头、汉牌自行车，抽英国三B烟斗（英国的BBB烟斗俗称三B烟斗），会吃西餐，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阶层，却在1937年赴宋哲元二十九军学习刺杀、射击，要上前线抗战。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和同学赴南京请愿，在铁道上卧轨向政府死谏，直至1941年毕业后去重庆的大后方工作。
1943年，他借调到故宫参与“中国艺术品展览”工作，故宫中成箱文物的搬运，当年都是由朱家溍、王世襄这样的大师亲自动手来扛箱子，并亲自布展、写说明牌，等等。体力、脑力劳动都能做。
1946年，他回到北平，正式进入了故宫，开始他的学者生涯。这种旧式家庭出身的人并非不革命，他们不靠革命来为自己“刷色”（色，北京话念，刷色指靠革命来做资历）。
从私房到公房
北京真正变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失败，平津战役爆发。围了城，很多行业无法展开，公园都关门了，没有大众娱乐消费，北京百业俱废。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经历了公私合营和房屋的公有化（公租房运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再次经历大规模易手。
很多大型四合院是国民党机构或有钱人逃跑时扔下的，我们将其作为敌产接收后，分给了各个机关单位，作为办公地点或宿舍。这叫“对口接收”，以前是医院的还归医院，是公安的还归公安，有部分成为领导人的住房。作为仍旧住有众多房屋的北京市民，十五间房子以上转为公租房，房主或把房子卖（捐献、上交）给国家，或者为了控制租金而由国家代替原房主出租房屋。
当时多有主动将私房、私产交公，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人们以私营、私房为耻，国营、公房为荣（至今很多平房的门楣上有个小圆铁片写着“私”或“公”），即很多四合院改叫公房。需要租房的话，便由向个人租房改为向政府租房，以控制房租。公房只进不出，只能私转公，不能公转私。
“据内务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提交的《城市私人房屋情况及今后意见》，在北京，私人房地产占全部房地产的百分之五十四，私人房产主当中不少人拥有大量房产，百分之六十四的房主拥有房屋百间以上。”
然而，正当的房屋买卖并没有禁止，北京胡同里的房价，50年代是一百多块至几百块一间。老舍从美国归来用五百美元折合成一百匹布，买下丰富胡同四百多平方米的“丹柿小院”。而买房子最划算的或许是刘绍棠，从1953年到1957年，从他十八岁至二十二岁，共出版了五本小说，稿费近两万元，他花两千多元在光明胡同买了个四合院，是同时代中买房最划算的作家。
当时人们都挣几十块钱，最低生活标准七块钱，学徒工二十八元，大学生五十六元，八级工一百零二元八角。而房价也是不断增长的，1960年，东四北头条的大北房要到了一千块，房子不论是哪个朝代，都不是普通人随意能买的。
朱家的住房，是1954年将大部分房屋卖给了煤炭部，剩十六间半以自家居住。和从前相比，朱家的居住条件下滑了。而更磨难的事接踵而来。1952年，在“三反”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天，故宫的工作人员和学者们在神武门的广场上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送往两处公安学校，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看守所，其中就有朱四爷。
平常朱四爷好唱戏勤练功，人群中便谣传朱四爷会轻功，一垫脚就上房，押送他的时候便如临大敌。而据朱四爷自己说，他还是做了个京剧亮相，在临审查前过过戏瘾，直至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后又重归故宫工作。
而一同接受审查的大玩家王世襄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从此离开了故宫。在隔离审查期间的1953年，朱家人遵从母命（父亲朱翼盦先生已于1937年逝世），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碑帖七百余种一千多件。
这次捐献并非迫于时局，是父亲朱翼盦在世时的许诺，以及朱母和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四兄弟的共同主张。民国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准备申请专款十万元收购朱家的碑帖，但被朱翼盦先生婉拒。
他的理由是：“将来身后捐赠博物馆。”
抄家
朱家溍先后于1958年、1969年和1971年，分别下放江苏宝应、湖北咸宁、湖北丹江劳动锻炼。朱四爷能作诗，但自己从不在意，只有他在70年代下放这一段的诗保存得最多。他与内兄在通信中唱和了一首写武当山的诗：“道院清秋暮，推窗望碧空。长松迎落照，桂露染琳宫。太岳当无愧，幽奇自不同。重阳期畅聚，楝叶满山红。”颇有古人风貌。
“文革”中，朱家被扫地出门，藏书被北京市文物处抄走，住房改成了街道“五七”工厂。幸得“文革”后将大部分退还。而此时知青返城，胡同中的居住成了大问题。就像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歌：“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很多知青回来没地方住，工作也很难找，一大家子哥哥嫂子、弟弟妹妹的，只能在屋里搭个铺板，甚至睡在凳子上，生活穷困且艰辛。个别知青干脆回到插队地方安家，至今也没回来。
各家被占的房子，由占据单位分给职工做宿舍，住进了外人。要退赔时，却是大部分单位无法解决，职工也住着不走。而原房主自然要请走这些外来户，两下里过了过招，僵持许久，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有的房子不退，只是折价给钱。
而拿折价的钱去买房，一般人却没有这等观念。那时少有正式的房屋买卖，都等着单位福利分房或继承祖传的家产。可等需要买房时已错过了便宜的时候，弄得谁都买不起了。有不少至今尚未解决，院落中矛盾重重，胡同中便世风日下，民风不古。而每当住不下的时候，便开始加盖小厨房。
原先朱四爷家的院落已经搭满了小厨房，而自家的前后也被挤得空气逼仄，狭窄而堆满了杂物。朱家的收藏中，有多达两万册的古籍，朱翼盦先生因收藏有宋蜀本《唐六人集》而自号“唐六人斋”，直至1967年还保持着“万卷琳琅，致多善本，几案精严，庋置清雅”，收藏家袁珏题写给翼盦先生的寿联是：“万卷琳琅昨者汲古阁；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
朱四爷曾写过一篇《我家的藏书》，谈旧时藏书家中的书香本为事实。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康雍乾武英殿版、道咸年间许珊林刻书、苏州诗局、扬州诗局、楝亭家刻本、抄本书等有书香，而平装铅印书、影印书、晚清金陵书局、崇文书局等都无书香。
1976年，这些古籍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部的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给了承德避暑山庄。朱四爷只保留了一份他于1973年毛笔手录四册八卷的《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没有了藏书，看看目录以存个念想。而他父亲的著述文稿，以及母亲的画作，也几乎散失殆尽。
从四合院到大杂院
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比想象和预计的要快，平静的胡同被嘈杂所打断。北京大规模地拆迁，很多四合院被打着“危房改造”的旗号变成楼房。
1983年，“五七”工厂终于从朱家搬走，而炒豆胡同里那座昔日的僧格林沁王府，朱四爷家这个昔日的书香世家，多少显得有些破旧。只好各种因陋就简，用装裱的字画挡住破旧的窗棂。不少朱氏子孙新中国成立后到各地工作，如今也渐渐退休归来。
朱四爷住的两间半小房更显得逼仄，家中几乎无现代化设施，还用十二英寸小电视机、蜂窝煤炉子、马口铁烟囱、铝制的水吊子（水壶）、用十一块钱买的折叠椅……蜗居于几间小房之中，家猫野猫随意出入。挚友启功先生为他题写了“蜗居”二字挂于屋中，朱先生便怡然自得。他有不怕吵的神功，再嘈杂也照样写稿，那是他被关看守所时练就的。
有一回，几个土暴发户在一起神吹，大侃自家的楼房有多么好。朱四爷听不下去了，他只回了一句：“能划船吗？”
朱四爷家的院子，小时候是能划船的，可现在不能了。
残存的四合院大量沦为大杂院了，宽敞整洁的胡同沦为棚户区和贫民窟。曾经满院子是花，有天棚鱼缸石榴树，房檐下挂着鸟笼子，养着猫狗的生活渐渐远去。见不到一群男孩背着女孩在院子里玩骑马打仗，见不到外面的孩子跑进来撅尾巴管儿（弯腰跟公共自来水龙头嘴对嘴喝凉水）。
但朱四爷一如既往地过精神生活，他忙着恢复传统京昆戏曲，一个月能唱十场，要把自己会的杨派武生戏都过一遍。他曾为历史影视剧做顾问，但因作品乱改历史而十分不满，遂不再做此类工作。
除了故宫、中央文史馆和民革中央组织的活动，他很少参与社会上的文物鉴定。除了微薄的稿费，他不收车马费。直至八十三岁，他还骑着1946年的大力神牌自行车游走于后海，闲逛于北京。
1994年，他将二十六件珍贵书画再次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他说“聚是一乐，散亦是一乐”，用子女的话说，“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晚年时，朱夫人病重，却不寻求找单位想办法报销。而他于2003年去世时，存款只有几千元。
如果给朱四爷的家列个表，表格或许可以是这样的：
学者赵珩先生的书中写道：“朱先生住的三〇五医院楼道很长，楼道最东头的窗户可以俯瞰故宫和北海。据说朱先生经常请护士把轮椅推到东窗下，长时间地伫望着故宫——那是他五十多年为之贡献的所在。”
他的一生都很高贵。
回看朱四爷的一生，再来看北京城百年以来的生活史，百年来的北京仿佛是一部“败家史”。在外人看来，物质上朱家是越来越贫乏，爸爸比儿子过得好，爷爷比爸爸过得好（不少老门老户都这样）。
但朱家人不一定这样看。晚年的朱四爷身陷蜗居，但他活得高贵，活得有尊严。几乎没有哪位像朱四爷这位祖籍浙江、居京五代的北京人，这般留恋自己的家园。
北京不是最好玩的地方，也不是最宜居的地方，而是最令人舍不得的地方。我们要思考，如何在北京活得快乐而自由；在北京，如何诗意地安居？
（本文选自《北京烟树》，北京出版集团出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略有删减）
| 北京出版集团出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2年1月
侯 磊
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
多年来热衷于北京史地民俗、
碑铭掌故研究。
本文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烟树》，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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