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与世界顶级中国研究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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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也是一种肯定

作者简介：汪永晨，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中心40周年聚会，郊游。照片上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包括傅高义。

2003年12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邀请，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半月的访问学者。我的身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一下子被当成了学者有点受宠若惊。中心秉承“学术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拆除学术高墙，让我这样的民间环保人进入学术大观园。

当时，中国媒体人正在为留住中国唯一一条还在自然流淌的大江怒江呼吁。在香港中文大学，站在这个独特的国际平台上，令我自己的视角，以及传播的范围，都有了与国内不同的高度。在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上，我介绍了中国媒体如何为留住怒江而做出的努力，香港的几家报纸、电台做了长篇报道。后来温家宝总理对外界谈到他对保护怒江的看法，起到关键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出口转内销”的效应。

之后数年间，我几次路过香港，都到中心讲讲大陆的环境保护。令景明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厚脸皮”。每次演讲完毕，就拿出一堆书来售卖。有一次带去太多，卖剩一大堆。待人散去，林达轻声道：我都买了吧，放在中心送人。无论在国内讲学，还是到国外开会。我这个小贩都乘机售卖我们“绿家园”出版的，关于中国环保和江河保护的书。卖书的钱用来买书捐给我们“江河十年行”项目关注的大江大河边的小学。靠义卖自己出的书，在中国的大江边捐了快100所小学阅览室。景明曾经推荐了许多做有关中国环境，特别是中国江河保护研究的国内外学者给我及另一位关注江河保护的于晓刚。她对“学术媒人”的角色很尽心呢。

在中心一下子认识了数名国内外研究中国的顶级学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耶鲁大学的戴慧思教授；还结识了中国的学者ZM，林达等人，之后相互往来，受益匪浅。ZM说我是环保狂人，也就认了。几年后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意外收到戴慧思教授邀请，让我去耶鲁大学讲讲中国的媒体与民间环保组织对环境的关注，以及保护怒江等案例分析。戴教授甚至自己出钱让学生陪着我去参观大峡谷。她说：这也算是我对中国的环保做的一点贡献吧。

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教授曾说：“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

来到中心，才知道名不虚传。我大学念图书馆系，从图书管理的角度看，中心的这套制度非常有创意，读者在这里很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不是一本，是一批。除了书，我在这里还找到一位朋友熊景明。我和她都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关心环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令人伤心，做环保会处处遇到令人沮丧的事，但我们随时不忘赞美、感受自然之美好。两人见面，先说一声“幸福死了”，然后哈哈大笑。她女儿李立后来到北京工作，我和景明的这份交情，延续到她的下一代。

中心的周末例行远足，照片中最年轻的是立立 （我站在对面，手持相机）

在中心留下的遗憾

我计划在访问中心期间完成“中国的传媒与环保”一文，很遗憾没有如愿。此地诱惑太多，和那么多用现在的话说是大咖学者在一起，听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谈，与他们讨论，简直就是精神大餐。

大牌学者一个个坐在那里看书，可以随便去向他们请教，记者的本能让我不要错失良机。一次去到坐在角落里的傅高义教授跟前，和他聊起美国建了胡佛大坝后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在学者和民间的呼吁下，美国已经开始拆除一些年久失修的水坝，检讨美国的东水西调对加州生态影响。如果不是在一个屋檐下，和这样的学者讨论问题或采访，想都不敢想。

来到中心才了解到它的前世今生。1963年，一批特立独行的美国学者，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既不满美国国内对中国资料的片面摘取，又无奈于大陆的封闭，于是申请了私人基金，来到香港开办了“大学服务中心”，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研究资料，为全球的中国研究者提供服务。

1988年中心移交香港中文大学，并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继续收集中国研究资料，服务海内外学者。凡去过中心的人都知道，熊景明在收集资料上奉行“一本都不能少”的原则。中心的骄傲之一是收藏了全世界最齐全的中国地方志和专业志。内地某县县志出版时仅印刷了20册，中心收藏到最后的四本之一。为何有这样的能耐，是另外的故事。

熊景明也采用“守株待兔”的策略，对访问学者“雁过拔毛”。她在中心门口放了一个表格，请大家推荐图书，上面写着：“不用赞美这里的资料齐全，请告诉我们还缺哪一本书，哪一份期刊。”1988年熊景明接手时中心的图书收藏只有一万多册。等她2007年退休的时候，中心已有馆藏十多万册，报纸二百多种，杂志二千种，成为海内外同类图书馆中的佼佼者，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与其他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心的藏书规模并不算大，但这里收藏着最好最齐全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资料，而且还有一套独一无二的资料编码系统，查找起来很方便。

面对这样丰富、完整的收藏，而且许多资料国内看不到，我将写作放到一边，每天在中心查看和生态灾难有关的报导，为今后的考察和报道做功课。还有一个原因，“学术媒人”熊景明的朋友太多，应付她给我安排的采访，约稿以外，还有周六行山和行山后的副产品及各种饭局聊天。这些热闹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景明拉着我两次参与和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教授的中午聚餐。文革时开始时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不甚了了。见到文化精英，肃然起敬，席间听他谈话，十分享受。

上书香港渔农处

熊景明说：访客来到中心，通常说不上三句话，就会接到我发出的周六行山通知，香港人称为“行山”。作为导游每次在行山中，我都会骄傲地告诉大家，香港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从空中望下来，九龙半岛和香港岛竟然绿色为主，自然覆盖的面积占整个香港的75%。

在一次我们去马鞍山吐露港海边行走，去到乌溪沙村。村里的一棵古老的樟树曾经被村民奉为神树，而今枯死。在她的“怂恿”下，我给香港渔农处写了这封信。

致：香港渔农处

我们是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邀请，来自北京、云南、安徽、陕西和美国的访问学者。我们中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有研究教育的大学教师，也有对环境问题有较深研究的记者。

一个多月的香港生活，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对香港有了新的认识，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它的绿色。我是其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已经发回北京一篇文章“享受郊野”并已在中央台播出，在报纸上登载，让更多的国人除了知道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以外，也了解到香港还是全世界森林覆盖率最高，人均享受郊野面积最大的大都市。嘉道理森林小径的兰花，西贡青山绿水中的夕阳、东坪洲的页岩和绿田园的有机耕种。这些来自香港郊野的绿色信息，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来自内地和美国的学者。

2004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行人漫步在乌溪沙新村的海边，清澈的海水，蔚兰色的天空，和海边那被依然留在岸上的，多姿多彩的一颗颗贝壳，让我们再次陶醉在香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

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在香港的朋友建议我们去看看那里的一棵古老的樟树时，看到的竟是这棵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老樟树，已因政府在树的周围铺了水泥，窒息，而结束了它饱经风霜的一生。残存的只有不愿离去仍然寄生在苍劲的老树上的条条青枝和小小的失去了生命供给的嫩叶。

当时，我们这些已深爱香港绿色的学者们，无言以对。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遗憾了。我们的脑子里刚刚装了太多的香港绿色；我们的心中本充满了对香港人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动，我们本准备回去让朋友们看到我们用相机记录下的一棵棵香港的大树，小树和花朵。而这些记录中，本没有这样一棵，也是我们多么不愿意加上的一棵树啊。但是，它实实在在地，于2004年1月1日下午5点20分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我们知道，大树之所以能成为大树，是因为它生命力的旺盛和坚强；我们知道如果早点把水泥从大树的周围除去，大树或许还有回归生命的可能。

在此，我们恳请渔农处的你们，也到乌溪沙新村枯死的大樟树旁走一走，看看这棵千年大树还有没有可能不因我们一时的举措而丧生，重还生命并继续荫及我们的子孙。也让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云南、安徽、陕西及海外的华人再次来到香港，再次来到乌溪沙新村时，在和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剩不多的，但香港还有的一棵棵千年古树留影时，也有乌溪沙的这一棵。

乌溪沙村，枯死的百年老樟树

2004年，本文作者汪永晨（右一）参加中心四十周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