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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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提高到新的高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特别是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潜在风险依然严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始终是国家安全工作和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中央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如此重视？回看历次所谓的系统性金融危机，都会对一国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长期且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断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之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打断了自20世纪60至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使整个地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从此进入“失去的三十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崩溃，区域经济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逐渐脱离了高增长国家队列。

不仅如此，在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危机救助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流动性贷款，被迫接受依据华盛顿共识制定的结构性改革政策。经济主权受到践踏。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名义下，各国被迫接受外资无差别的流入，导致大量国内优质资产被外资廉价收购。在当今大国博弈背景下，如果一旦陷入金融危机，恐怕会出现更加糟糕的局面。

2008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际上在不断应对各种形式的金融风险，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2013年银行间市场“钱荒”推动了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制度改革。2015“股灾”推动股票市场治理伞形信托、配资和融资融券的改革。2017年人民币贬值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改革，“逆周期因子”被引入定价机制。2018年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出台“资管新规”，有效管控“影子银行”风险。然而成功治理这些具体形式的金融风险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甚至会产生一种我国金融风险不断涌现的错觉。

究其原因，所谓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绝非仅仅是金融危机。金融市场的崩溃只是危机中最惊心动魄和令人关注的焦点，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绝不不仅仅是一连串金融事件。历次系统性金融危机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尤其是实体经济层面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金融危机中，债务积累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偿债能力的下降则是更加本质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导致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遭遇重创，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拉丁美洲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 “广场协定”之后，日本半导体等尖端产业遭到美国打压无法继续发展，经济被迫转向金融化并引发1990年金融资产泡沫破灭。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东南亚国家成本压力不断上升导致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且无法实现产业升级造成的。

因此，防范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应深挖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矛盾，而不是局限在金融领域。目前我国整体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受到全球关注。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发生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相比，我国在应对短期金融市场波动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相比，我国对外债务水平较低，加上不断完善的跨境宏观审慎政策，发生外债风险或者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不大。除此之外，我国有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外汇市场波动。

次贷危机的经验表明，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恐慌和信息不对称会使市场机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大打折扣。必要时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金融市场大量运营的国有金融机构为政府干预市场，避免恐慌提供了抓手。整体来看，短期金融风险完全可控。

相较之下，我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在全球经济紧缩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升级。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风险，而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与当前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需要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对金融风险的反向吸收和化解的能力。化解风险和实现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着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采取多方面积极措施，尽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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