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建 博士。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609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67篇原创文章。本文为赵建博士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二讲”系列报告/课程之三，缩减版。课程目录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与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与自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货币化与现代金融

中国式现代化：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公平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与和谐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复兴与精神满足

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现实问题是道路选择问题。是沿着过去的道路继续前行，还是在新的“百年征程”开启之时，开山凿路另辟新径，找到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这是摆在我们当前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付出阵痛去探索和试错的问题。

很显然，现在又到了一个时间关口。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走了一条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重工业化道路，在艰难的探索和试错后发现道路并不可行。改革开放四十年，走的是一条模仿西方的市场经济工业化赶超道路，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全球化、货币化。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暴露出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巨大的现代病。

债务膨胀、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思潮起伏、精神贫困、资产泡沫、慢性疾病等一系列现代性危机，也开始逐渐显现。从过去生产力落后的矛盾，到现在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更高安全感、更高品质生活的满足，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领域，恰恰都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

• 单纯靠市场化是解决不了的，都是改革领域的“硬骨头”。

还有一个重大外部变化，那就是以前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宝贵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中国可利用的国际资源越来越稀缺。在这种现实形势下，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的选择中：

• 第一，继续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研究和借鉴已成功的现代化转型国家的宝贵经验，坚持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等现代化共性的东西不动摇。
• 第二，吸取转型失败国家的重大教训，尤其是将传统文明的羁绊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结合中国的独特国情和具体问题，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继续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需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包容柔和的心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设计出能够多方参与的，更能够听到社会声音的实施方案，将探索和试错成本降到最低。
• 第三，保持独立自主的能力，增强国家经济、科技、能源、粮食安全底线。

道路的多样性，将关键问题转到了选择而非建构上。无论是现实还是理论都表明，现代化的道路绝非只有一条，现代化也绝非是指简单照搬的西方化。多样化的现代化是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课题。从大的道路模式来看，成功转型的现代化道路主要有三个：以英美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模式、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大陆模式和以日韩为主的东亚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等传统文明抗拒力较大的国家。这些都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建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财富。

我们有时习惯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也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因为现代化的话语与现实构建，最初都是来自于欧洲、美国等西方诸国。现代化虽然开端于19世纪，但是追溯来说可至17、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及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此之上建构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文化等，都属于现代化、现代性的一部分。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既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又让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现代性反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开端。

所以我们可以说，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他们的道路和关键历史阶段的选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浩瀚的历史资源。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重大的国家和民族命题，在道路构建和选择过程中，一般来说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约束。空间维度来说，就是其它转型国家历史经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影响，这对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兴现代化转型国家至关重要；时间维度来说，就是新兴转型国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助力或牵绊。一个还不算成熟的观察发现，一个国家的传统文明，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元素，在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或许有点唐突，也有待于观察，但是至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成功的案例，是可以支撑这个结论的。

欧美西方诸国的传统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本身就是原生现代性的基础文明元素，他们不需要处理新兴转型国家最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转型成功的东亚国家，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其东方传统文明依然保持的非常连续，只是已经与西方商业文明进行了深度融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现代文明体系。这是顺应现代化成功的案例，在抗拒现代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最大的抗拒力量也是传统文明中非现代性元素。其中最大的元素当然是宗教力量。非基督教的宗教国家转型面临着极大的障碍（犹太教可以看作与基督教一脉，实际上后者是前者“宗教改革”的产物），也存在着阶段性的现代化后出现回潮的风险。东正教虽然也算是基督教文明（确切的说是天主教）的一脉，但是与基督新教相比，东正教存在着“宗教革命”的历史缺口，并被俄罗斯传统文明深度改造。可以说，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与西方经历过宗教革命的基督教文明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摆在新兴转型国家面前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多条，但是如何选择，哪条道路被抗拒，哪条道路被选择，却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略显唐突的观点仍然是这个国家传统文明中所积累的现代元素，或者比喻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福报”。今天我们说，要将现代化的一般道路与中国传统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走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却在于：

• 1，我们传统文明资源的库存里，有哪些是可以支撑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
• 2，这些文明元素如何支撑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正确的道路？
• 3，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借助西方模式，今天转为主要借助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要走一遍现代化的原创国家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毕竟中国近当代史上还缺乏一个完整的传统文明复兴和再造过程。

历史现实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是被动的、不得不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否则就“落后挨打”，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1.0；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主动构建，主要是在模仿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艰难的探索，试图以强大的国家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2.0；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是理性选择，主要是模仿欧美国家的成功模式，走出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员力量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成功的点燃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并初步完成了城市化、全球化和货币化，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3.0。

今天我们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四阶段，既有已有成绩作为新征程的基础和支撑，又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和风浪。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东方大国，在西方现代化、后现代主义浪潮的裹挟下，新的道路究竟走向何方？高层给出了基本的方向，具体的道路还需在实践中一点点探索。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确定不变的：

• 1，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作为主导，保证转型能继续向前。艾森斯塔德、萨尔特、亨廷顿、福山等都强调，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要有强大的领导力，否则就会陷入混乱，拉美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党的领导可以保障社会稳定、负责任的政府、以宪法为主导的法治体系、社会信任的维系等。
• 2，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注意：现代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了一个个具体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要想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那就不能只限于抽象的表达，而是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听到人民的心声，看到人民的境况，解决人民的关切。从抽象设计到具体关切，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行动，是中国式现代化4.0的关键特征。
• 3，建立广泛的现代化道路统战体系，动员国内国际最广大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提高全社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培养信任和友谊需要一点一滴积累，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是破坏这种信任关系，很可能就在一夜之间。新的中国式现代道路，是一条非常复杂崎岖的道路，要依靠各种力量多元参与，因此需要发挥我们独特的统战优势，一方面在国内统一社会各界的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关键是给企业家信任感、安全感，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另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多交朋友，为现代化创造更友好的国际环境。虽然过去那种战略发展机遇期已经不在，但是，这恰恰更加彰显统战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在英美模式、欧洲模式、东亚模式之外，应该还有中国模式。但是无论哪种模式、哪种道路，都需要多元力量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语境下，参与感才是真正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