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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新青年 | 曾文科:早稻田里留学梦,后乐寮中读书声

曾文科 刑事法判解 2023-11-25

《刑事法判解》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陈兴良教授任主编,车浩教授任执行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刊物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务问题,诚邀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赐稿。


公号&刊物来稿请至:xingshifapanjie@126.com


编者按:在青年时代,见证一个学者最有朝气和激情的探索在青年时代,感受一个学科临界知识的裂变

在青年时代,遥望一个共同体未来学术巅峰的气象

在过去的两年中,为了让青年学者有更大的学术舞台,让学界和实务界更多倾听青年学者的声音,让实践得到更新鲜的理论滋养,“刑法新青年”系列多次集结中国青年刑法学者中最精锐的力量,在线下实地举办“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在线上推出“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在线讲座”。秉持为全国青年刑法学者搭建平台的宗旨,“刑事法判解”公号新开“刑法新青年”访谈专栏,邀请青年刑法学者分享自身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畅谈学术及教学生涯中的感想和体悟,展现当代中国刑法新锐思考的个人风采和深度思考。陆续登场,敬请期待!——《刑事法判解》编辑部


所谓人生,事前来看处处偶然,事后来看又终觉必然。自2007年秋在张明楷老师的课堂上初遇刑法学,到如今年复一年站在法大讲台上向青年学子讲授刑法学,15年间一次次看似偶然的选择,导致自己在刑法的教学与研究道路上必将继续求索下去。2018年4月曾写过一篇小文回忆自己的留日生活,日文版收录于夏瑛、陈昭编的《寮·生:後楽寮を生きる人々》(新世纪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距此虽又四年有余,但回首往事,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后乐寮度过留学生活的那段岁月,依旧色彩斑斓,记忆犹新。借“刑事法判解”公众号“刑法新青年”栏目提供的宝贵机会,打算对上文再做修改调整,将其中文版发布出来,向眼下尚踌躇于是否出国深造的年轻学子呈现几幅当年自己留学时的片段,以供参考。



后乐寮139房间窗前的那棵小树应该仍在茁壮成长吧!
2013年3月27日,周三,小雨。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抵达成田机场,这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来到日本。从成田机场辗转来到饭田桥站,一路打听着站在了后乐寮的门前。赴日前虽然通过了国际日本语能力考试(N1),但初到东京仍宛如活在没有字幕的日剧中,对往后的日子充满期待,也充满忐忑。何曾料想,这栋由两座颇具中国风的石狮子把守的学生寮,竟伴我度过了四度春夏,三载秋冬。留学生活诚如“后乐”二字所示,先忧后乐,其间有泪水,有欢笑,有迷茫,有兴奋,凡此种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东京的春天是粉红色的,到处飘散着“秒速五厘米”的樱花瓣。这种转瞬即逝的美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追求恰恰相反,后者追究的是万里长城般的永世长存。但樱花的美学感受却更契合留学异邦者的心境。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负笈东洋攻读博士学位,机会着实难得,时日毕竟有限,定当珍惜。这是当时内心的想法。
初来早稻田,第一印象是“太小了”。校园小到令人心生局促感,对此颇有些失落。可慢慢接触早大的师生与学术资源后,印象发生了大转变,早稻田“太大了”,而且有“越来越大”之感。大在其对学问的追求,对理念的执着,对思想的包容。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离开日本前最后一次去研究室收拾杂物,在无人的研究室里静静地坐了一刻钟,三年半的留学经过在脑海里一幕幕闪过,询问着自己,早稻田这本厚书究竟读了几页,又读懂了几页。
第一次见导师松原芳博教授是在和煦的春日午后。松原老师为人热情随和却治学严谨认真,对留学生的要求算不得低。耗时整整一个学期与导师反复商讨博士论文主题,有一次竟是从下午一点半一直讨论到了晚上八点多。这令我对日本学者对待学问的严谨(甚至可以说是严格)态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晚松原老师带我去居酒屋,热情地向熟识的老板娘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的优秀留学生。日语会话尚不熟练的我只是默默地坐着,心想连论文写作主题都迟迟确定不了,何来优秀之言,惭愧至极。于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发奋努力,不能枉负导师的溢美之词。
虽然当时觉得学术要求上过于严格,但现在看来的确庆幸拜入了松原门下。赴日前听闻过林来梵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抗战八年”之说,也翻阅了季羡林先生的大作《留德十年》,一直担心留基委三年资助到期后还拿不到学位该何去何从?正是因为松原老师按照三至四年毕业的规划每月鞭策着我向前迈进,我才如期顺利地获得博士学位。此外,松原研究室的前辈们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甚至可以说是鼎力相助。例如,安嶋建前辈不仅帮我仔细修改博士论文的阶段性成果,而且特意抽出时间指导日语写作、德文文献阅读以及日本判例研读。学业之外,还带着我熟悉东京风物。第一次体验“联谊会(合コン)”,第一次走过歌舞伎町,都是跟着安嶋前辈去的。后来安嶋前辈去了NTT工作,转由伊藤嘉亮前辈负责。伊藤前辈有过三年德国留学经历,在德文资料方面给予了我极大帮助,并对我的学位论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订。可以说,没有安嶋与伊藤两位前辈,我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获取博士学位。
留学初期的日子十分忙碌,匆忙间来不及观赏后乐园中的鲤鱼戏水,就已是“绿肥红瘦”。东西线穿梭于饭田桥站与早稻田站之间,日复一日,转眼又是一年人间四月天。

比起北京,东京的夏日更加闷热,阳光也更加耀眼。唯有如期而至的台风带来一场瓢泼大雨,方能洗尽胸中的燥热与烦闷。早稻田大学的暑假很长,没有了课业压力,倒是可以更自主地推进博士论文写作,并协调时间去接触日本社会、体验日本文化。
比起后乐寮139房间,地下一层的阅览室恐怕更谈得上是我的长年驻扎地。比起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国立大学,作为私立高校的早稻田大学研究室空间有限,即便是博士生,在学校也没有固定的坐席工位。加之节假日自习室开放时间有限制,于是习惯把研究资料从学校带回来,坐在后乐寮的地下阅览室里读书写作。地下阅览室虽有“不见天日”之感,但瑕不掩瑜,这里的确是个安心做学问的好地方。最初来这里读书写作的寮生不多,待我将要离开日本时,这里竟然出现了需要占座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这种学习氛围,是由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为获得学位而苦苦挣扎的文科博士生带动起来的。在我担任寮生委员会委员长期间,自认为比较大的一项贡献是通过提案促使后乐寮事业部为阅览室增添桌椅,并设置WIFI服务器。有如此提案,不得不承认其中的确有方便自己能在此更高效工作与学习的个人考虑。
后乐寮的生活既可能让日语能力毫无长进,也可能让日语水平飞速提升。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由于居住在后乐寮里的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与访问学者,即便完全不会日语,在这里生活也不至于有太大障碍。倘若沉溺于寮内语言上的便利,恐怕在日本待上再长时间,也听不懂、说不出日语。另一方面,后乐寮又能提供大量与日本友人沟通交流的机会,既有声名显赫的政治精英,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倘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或许能比独自居住在外更快、更广地接触真实日本。因担任寮生委员会委员长的缘故,多了些接触日本政治家与中国驻日使馆人员的机会,在增长了见闻的同时,也切身体会了留学生作为中日友谊桥梁的意义所在。当有过战争经历的一代人逐渐远去,年轻一代人之间如何缔结以集体记忆为基础的友谊,这是时代赋予留学生的重大课题。
漫长的夏日里最喜欢的还是合宿活动,既有松原研究室的,也有后乐寮组织的,实实在在地与日本友人生活在一起,从中日关系到地方风土,从柴米油盐到人生哲理,无所不谈。2013年的夏天,富士山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早在1999年日光的寺庙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对于这一点,初来日本的留学生知之甚少。后乐寮在日光有一处山庄可供寮生租住,这是另许多寮外留学生十分欣羡的。炎炎夏日,约上三五好友,游览名胜,共泡温泉,合宿一处,岂不快哉!
隅田川上的花火绚烂绽放,毫无征兆的一场大雨浇灭了八月暑气。来不及吃完手头的抹茶冰淇淋,游人纷纷跑进浅草松屋擦拭身上的水渍。透过模糊的镜片,有欢笑,有抱怨,场景恍如往年。

“金风送爽迎国庆,丹桂飘香庆丰收。这里是由日中友好会馆主办,后乐寮寮生委员会承办,后乐寮寮生倾情奉献的2014国庆招待会文艺演出现场”。当我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上台,战战兢兢地念出这句主持词时,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之后我会从寮生活动的普通参与者,变成组织、策划者。
后乐寮一般居住时间为两年,担任寮生委员者可延长一年。入寮第一天就被老寮生告知了该项“潜规则”。有过一次落选经历后,2014年再度申请时本不抱太多希望。可当使馆教育处新派来寮里主持工作的夏瑛老师找到我时,结果却出乎意料,她希望我能担任第40期寮生委员会委员长,协助她组织工作。说实话,当时内心十分挣扎。一方面,担任委员长一职可以让我在后乐寮多居住一年,能够锻炼能力、开拓眼界,更重要的是在完成学业前不用大费周章地再搬家熟悉新环境。可另一方面,任职期间正好是博士第三年攻坚阶段,既要尽快完成学位论文,又要承担起不少的寮内工作,这对时间、精力的协调管理是个巨大挑战。或许是感动于夏老师的亲和诚恳,或许是为了感谢后乐寮事业部的信任,又或许是自己真的想历练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犹豫再三,终于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如今看来,这是个正确的抉择。正是因为这个抉择,留学生活甚至可以说我的整个求学阶段都增添了不少色彩。在大学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对学生工作毫无兴趣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在读博期间承担起干起学工的活儿,还是在海外,人生真是处处都有意料之外。
担任寮生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日本(东京地区)学友会副会长)的2015年,是留学期间最繁忙也最快乐的一年。夏瑛老师为人谦和却很有想法与主见,于公于私都给予了我许多关照与帮助,与之共事舒心愉快。其他寮生委员相互间经历短暂的磨合期后,很快从陌生变熟识,结下了一生不忘的友情。在2015年里,大家通力协作为后乐寮举办了不少新活动(如后乐讲堂、读书会等)、添置了诸多新设施(如台球桌、WIFI等),在维持寮内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寮生提供服务、保障寮生权益(如关于增长寮费问题与会馆方面反复磋商)。
最初担心寮委会的工作会有碍于博士论文的写作进度,可事实证明,并未有太多影响,毋宁说正是因为想到要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寮内事务,所以对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愈发珍惜,反而督促自己加快了写作速度。于是,在结束2015年寮委会工作后,转年1月底也顺利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当桂花的馨香再次飘满后乐寮,2016年国庆招待会文艺演出顺利落幕时,我刚刚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收拾好行囊准备回国。
秋风来袭,枝头的绿叶渐渐泛红,后乐园内挤满了前来赏红叶的人群。云销雨霁,早稻田里金灿灿的银杏叶熠熠生辉。在这一红一黄之间,时光从斑驳的树影里悄然流逝。

岁末年初的东京街头人来人往,忘(望)年会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新宿、涩谷、池袋排满了抢购福袋的长龙。圣诞节、天皇诞辰纪念日、新年聚集在一起,好不热闹。
手写明信片祝贺新年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习惯打字的年轻留学生而言,这是个体力活儿。早早地从邮局买来一沓贺年卡,恭恭敬敬地写下一句句新春贺词,对一年来关照自己的导师、前辈及朋友表达感谢与祝愿。比起中国早已流行起来的微信拜年方式,手写贺卡更显情真意切。在指定日期前将贺年卡投入邮政信箱的专门投递口后,邮局会保证在元旦当天将贺年卡投递到收件地址。日本邮政是真正的安心邮政。元旦当天醒来,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箱,看见师友寄给自己的贺年卡总是满心欢喜。虽然祝贺的格式大抵相似,但不同的字迹与措辞却令人感受到不一样的暖意。尤其是松原老师每年寄来的贺卡上都写着鼓舞人心、激励学业的话语,让我有勇气在博士论文写作的漫漫长路上继续前行。尽管回国前已决心轻装简行,但最终还是舍不得丢下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一大摞贺年卡,悉数背回了国内。若干年后翻看这些颇具时代感的纸片,或许会再次感动、再次欢喜。
参加元旦凌晨的初次参拜,随着人潮缓慢行进两个多小时,只为在神明前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2014年是浅草寺,2015年转战明治神宫,2016来到东京塔下的增上寺,神社寺庙风格迥异,同行的伙伴也不尽相同,但不变的是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诚挚祈愿。在浅草寺祈求能尽快融入日本生活,在明治神宫祈求能顺利完成寮委会工作,在增上寺祈求能顺利提交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现在看来,日本的神明也还是蛮灵验的!
冬日里除了要入乡随俗地大肆庆祝新年元旦,更少不了庆祝中国传统新年春节。为了能让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感受到春节的节日气氛,从使馆到教育处再到后乐寮,积极举办了各种新春庆祝活动。2015年因担任委员长,需协助后乐寮事业部在除夕当天组织寮生包饺子、吃年夜饭、观看春节晚会,未能回国与家人团聚。尽管如此,这一年的春节却并不孤单。说来也奇怪,许多留学生在国内已是多年不看春节晚会,但百余人人拥挤在地下食堂,对着算不上大的电视屏幕,听着日语转播的春节晚会时,却聚精会神。甚至为了应该按照北京时间还是东京时间跨年,争论得不亦乐乎。或许,这是只有留学海外之人才会有的特殊心态吧。
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东京站里挤满了因线路调整而焦急等待的乘客,人潮拥挤却井然有序;另一边,上野公园里寂静安详,几只飞鸟掠过天际,树枝上寒樱悄悄绽放。一动一静之间,又将迎来新的一年。
2016年9月27日,周二,晴。告别了后乐寮139房间,在两座石狮子前与后乐寮最后一次合影,匆匆前往羽田机场。几位好友坚持将我送到了出境安检口,强忍着泪水,挥手告别。告别了朋友,告别了东京,告别了日本,告别了我的留学生活。但告别不是遗忘,我仍然会记得,记得那一段段在早稻田里的留学梦,那一阵阵在后乐寮中的读书声。这份记忆,正是留日时我的存在本身,弥足珍贵。


其实,当年在选择是否要出国留学时也有过犹豫,有过彷徨,甚至已经向张明楷老师表达了希望在其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明确意愿。但老师表示,即便在国内读博,也要争取出国交流,至少一年,最好两年。当时正在积极申请早大留学的室友赵兰学君一直劝说我与其一道申请出国,理由是既然在国内读博也要花两年时间留学,算下来也得五年左右才能国内毕业,何不直接去国外见识见识呢?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让我顷刻间改变了原计划,选择了申请留基委资助直接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人生的重大选择往往就是这么偶然。但现在看来,大一时选择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来修读,后来又选择刑法学作为研究专业,讨厌“不甘”与“遗憾”的我,终究还是会选择去日本看一看吧。一切看起来这么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如果现在有学生问我,该不该去留学,我会斩钉截铁地说“去”!在日本的这几年,没有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和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研究的压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纯粹的求学与自由的学术研究满足了我对留学的所有期待。松原老师在我离开日本前的赠书上题词,“自由な心を大切に”(珍重自由之心)。我想,唯有内心自由,才能真正体悟人生的偶然性并最终接受人生的必然性,从而学会欣赏、喜爱人生旅途中那稍纵即逝的一片片风景。


作者介绍曾文科:清华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端升青年学者,刑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在《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书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独译、合译日文文献多部(篇),并主持多项纵向、横向科研课题及教学改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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