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军，贵州安顺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2015年第11届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著有《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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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军老师，您好！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称语保工程）。在贵州省语保工程的调查项目中，您主要负责了哪些方言点？各调查点的具体情况能和我们谈谈吗？
吴伟军：贵州省的语保调查项目一共23个方言点，覆盖全省所有州府、市府所在地，分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西蜀片、云南片、湖广片和桂柳片。其中我负责了金沙点和平塘点。2017年，我负责的语保点原为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望谟县，这是全国布依族人口最多的县。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均为少数民族。由于寻找发音人较为困难，后经语保中心审批，改选金沙县作为调查点。金沙方言属于川黔片成渝小片，城乡语音差异较大。我们将发音人尤其是方言发音人圈定在鼓楼街道，通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来招募发音人。我的研究生张蓝心是金沙鼓楼街道人，在她和家人的大力协助之下，我们很快遴选出合适的发音人，完成了纸笔调查及随后的摄录工作。金沙点最大的困难是在摄录视频中有电流音而导致部分音视频需要重录。由于青男、老女后期没有时间配合补录，我们在11月时重新换发音人，重新调查并补录。补录是在金沙一中电视台完成的，很感谢熊江涛副校长，他与我素未谋面，看了我的工作证就慷慨地将电视台摄录室借给我一周，并坚持不收取租借费用。由于白天操场有人上体育课，我们一般都是中午和下午放学以后摄录，每天都会加班至深夜。有一天，一中的保安忘了我们还在摄录，将校门紧锁之后就休息了。凌晨四点，我们完成当天的摄录任务准备回去休息，发现大门紧闭，不忍心叫醒保安，只能翻墙而出……平塘方言属于桂柳片黔南小片，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中，都匀、平塘一带的方言语音面貌较为古老，例如山摄合口一等和二等主要元音不同，“官”和“关”不同音。但是由于方言演变速度较快，很多老派的语音现象不能由某一具体的发音人完整体现出来。为了全面了解老派语音面貌，我带着学生完整地调查了两位老年男性发音人，并选择其中发音较地道且清晰的黄金祥先生作为摄录发音人。另外，我还主要参与了语保工程贵阳点（川黔片黔中小片）、瓮安点（川黔片成渝小片）的纸笔调查工作，尤其是贵阳点，我还全程参与了遴选发音人和后期摄录的工作。同时我协助摄录点负责人吴蓓副教授顺利完成了摄录团队的组建。在纸笔调查和摄录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完成了语保课题，而且还培养了学生，很多硕士甚至本科生在摄录和调查中找到了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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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多次参加语保工程调查的过程中，哪一次经历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吴伟军：这些年的语保工程调查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导师邢向东先生指导我调查和写作濒危方言喇叭苗人话的过程。2015年4月，在邢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承担首批濒危汉语方言调查的语保课题，调查点定为贵州晴隆长流乡喇叭苗人话。喇叭苗人是明代调北征南战争时期陆续进入北盘江流域的湖广、中原兵士的后裔，分布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晴隆、普安、六枝、盘州、水城等县境内，总人口约20万。喇叭苗人话是喇叭苗人所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喇叭苗人话被当地人称为“土话”，是贵州省境内的湘方言岛，语音面貌接近湘语娄邵片。广义的喇叭苗人话还包括当地人所谓的“客话”，是杂有湘语成分的西南官话。喇叭苗人话我虽然之前接触过，但由于与我的母语相差很大，无法沟通，加之濒危方言项目标准高、要求严、任务重，项目组的老师多是方言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不少专家的课题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期成果。我一开始对完成调查任务缺乏信心。邢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从我一开始接手这个任务，他就不断鼓励，步步指导。2015年5月6日我从贵阳赶到晴隆，开始摸底调查。用10天时间，初步完成《方言调查字表》的记录，调查了少量词汇，大致了解了长流乡喇叭苗人话的分布状况。端午节期间，我再次到长流乡遴选发音人。我以乡政府和教辅站为中心，请求李书记和刘站长帮忙招募发音人，一天之内前来面试的志愿者有20多位。通过这样的方式，顺利找到了青女刘雨珊。但其他发音人的遴选却不尽如人意。在邢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决定采取“地毯式”的遴选方式。长流乡一共有7个行政村，其中“土话”最为集中的是溪流村、杨寨村、双龙村和虎场村。由于当时长流乡正在修路，又逢雨季，时有塌方，汽车很难进入村寨。我只能乘坐摩托或步行前往各个村寨，每到一个村，我都联系村支书和村主任，宣传语言资源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并向他们说明发音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恳请帮助和支持。就这样，几乎两天跑一个村寨，用10天的时间完成了发音人的遴选。在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将考察到的发音备选人的情况向邢老师详细汇报，请老师帮我分析和定夺。尤其方言老女王克花女士虽不识字，但能说会道，发音地道，我将情况给老师说明之后，邢老师认为可以选用。实践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吴伟军（右）与喇叭苗人话发音人王克花（左）最令我感动的是邢老师亲自赴长流乡指导喇叭苗人话的纸笔调查。农村调查和住宿条件较为艰苦，我们本可以将发音人请到贵阳来，但老师觉得在当地的调查效果一定会好于在省会调查，摄录可以在贵阳，纸笔调查则一定要在当地进行。2015年7月17日，邢老师、我及师妹李仙娟一起赶赴长流，在乡政府办公室进行纸笔调查工作。一周多的调查，老师指导我确定了音系，完成了连调的记录，并示范调查了少量词汇和语法例句。这次调查不仅解决了摸底调查中发现的许多难题，还帮我树立起完成调查任务的信心。可以说，没有邢老师的指导和鼓励，我很难最终完成书稿的调查和撰写。长流乡纸笔调查后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吴伟军、发音人、邢向东老师、李仙娟）摄录过程中，发音人刘远敖、李国元、曾勇三位先生和王克花、刘雨珊两位女士不顾山高路远多次从长流赶赴贵阳补录。尤其是王克花女士，她晕车厉害，每次往返几乎都是从长流吐到花溪，又从花溪吐到长流，令我十分抱歉和感动。由于第一次摄录没有经验，加之摄录场地条件所限，音视频效果差强人意。在后期的调查和摄录中，逐渐摸索出较好的工作模式，将摄录场地换到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电视台，摄录质量得到大幅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将所有的音视频全部重新摄录。这给发音合作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但他们都爽快答应并积极配合，最终完成了摄录任务，使上交的书稿和音视频减少了很多遗憾。Q
长流乡的语言环境比较复杂，喇叭苗人话与您的母语西南官话几乎无法沟通，方言调查难度可想而知。但在语保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个个难题最终都得以解决！这之中您有哪些收获，尤其是专业方面的提升，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吴伟军：说起调查喇叭苗人话及撰写书稿的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一次次严格而又高规格的学术训练。从调查到摄录，再到书稿撰写修改，从北京培训到贵阳试点，再到长沙统稿，最后到北京交付出版程序，其中项目组多次开会，多次把关，我每一步都得到很多专家的帮助和指点。书稿承蒙张振兴先生多次审阅、匡谬和点拨，先生还给书稿最终确定了名称，把“喇叭话”改成了“喇叭苗人话”，显示了其与湖南、广西一带苗族所操的汉语方言之间的源流关系。初稿完成后，得到执行编委沈明先生的审阅把关，沈老师不仅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性的修改意见，匡正错谬，甚至亲自帮我梳理语言，使我认识到方言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初稿长达50万字，按出版社的要求，丛书的每一本均要在体例、体量上严格一致。于是我需要在不减损珍贵语料的情况下给书稿“瘦身”，将书稿压缩至35万字。这一过程令我煞费心思，寝食难安。所幸邢老师给书稿提出了详尽的二审修改意见，主编曹志耘先生也提出细致的审查意见，为书稿的浓缩指明了方向。进入出版程序之后，责编刘建梅老师又提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压缩的建议，使书稿质量得以提升。EP同步的音频和最后重录的视频质量相较试点时有较大提升，这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韩夏老师的无私帮助。三年多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稿的调查和撰写，尤其2015年至2017年初，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到长流乡一次，住在发音人家。每天密集地接触，高强度地调查。那里的一草一木，民俗事象和语言生活逐渐由陌生变得熟悉。我想非母语调查者只有将自己融入到方言点，在生活中学习方言，在生活中调查，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上手”，使自己的记录和分析切合语言事实而不至于出现较大的偏差。感谢我的发音合作人积极配合与鼎力支持，不厌其烦地教我学说喇叭苗人话，给了我充分调查和思考的机会。书稿能最终完成并出版，也是给他们辛苦劳动的一个交待。可以说，《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虽然作者是我，但它却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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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苗人话是一个在西南官话包围之中的湘语方言岛，趋于濒危。贵州还有哪些濒危方言？目前语言活力和保护传承的情况如何？
吴伟军：除了喇叭苗人话以外，贵州的濒危方言主要有：贵州安顺屯堡话、湘黔边界“酸汤话”和铜仁“漾头话”。贵州安顺屯堡话从形成过程来看，跟喇叭苗人话非常相似，它们都是明代军事移民带来的，不同的是喇叭苗“土话”来源地方言是湖南城步、新化、隆回、武冈一带，而屯堡人的祖先来源地非常驳杂，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苏、河南、江西等地。屯堡人对自己的方言文化认同感较高，近年来屯堡文化研究也比较热，用屯堡方言传唱的地方儸戏有稳定的传承人，因此屯堡方言的保护和传承相对较好。从系属上说，屯堡话属于西南官话，但跟江淮官话、中原官话都有密切的联系。“酸汤话”是生活在黔东南天柱清水江沿岸各乡镇与湖南会同蒲稳、炮团等地的苗族所说的汉语方言。从语言系属上说，属于湘语，但由于其形成跟历史上江西迁入湘黔交界地有密切的联系，“酸汤话”又带有很多赣语的色彩，同时其与西南官话和苗语、侗语长期接触，语言层次较为复杂，新老差异和内部差异都比较明显。近年来，酸汤苗地区的封闭态势逐渐打破，方言趋于濒危。“漾头话”分布在铜仁境内瓦屋乡、漾头镇、云场坪镇和滑石乡的少数地区。“漾头话”的使用者多为少数民族，以苗族居多。从方言系属上看属于西南官话，但其语音白读层保留很多湘赣语特点。由于分布较为集中，语言濒危不明显。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受铜仁话的影响，所操的“漾头话”有些“变味儿”了，一些文白异读现象也消失了。另外，毕节赫章、威宁和水城一带还有人使用“蔡家话”，它是一种以SVO为主要语序类型的类汉语分析型语言，归属不详。据薄文泽老师（2004）的调查，蔡家人除了使用蔡家话之外，还使用当地汉语方言或苗语、彝语。蔡家话使用人口非常少，2004年时只有1000人左右，极度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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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近些年的语保工作，可以说您已经是贵州方言研究主力军中的一员了。作为致力于语言保护的青年学者，请您就贵州语言资源保护和开发应用谈谈您的想法或建议。
吴伟军：第一，加强乡镇汉语方言调查和记录。贵州境内的汉语方言，除了几个濒危的方言岛之外，均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整体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贵州省的汉语方言研究相对滞后。在语保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城区方言一致性相对较高，而乡镇方言则体现出更多的差异。例如，我的母语安顺话，西秀区（市府所在地）的方言跟贵阳话从音系上讲几乎没有差别，只体现在音值上。但出了城关，农村的方言却差异较大，保留较多的较为古老的语音现象。加强乡镇汉语方言的调查和记录，能将语言保护事业推向深入。第二，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记录。贵州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内陆山区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分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民族语言资源特别丰富。其中，苗语、布依语、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彝语等语言保存尚好，而羌族、满族、仫佬族、白族等民族语言已经失传。即使是保存尚好的民族语言，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濒危，甚至在贵州分布很广的苗语、布依语也未能幸免。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异常丰富，另一方面是语言保护和传承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这就呼吁我们应该加强调查和研究。 第三，加强语言接触和语言生活状态的调查和研究。贵州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密切。在城区，汉语受少数民族影响不明显，但在边远乡村，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就非常频繁。在贵州，少数民族所说的汉语也极富特色。第四，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给语言的记录和保护提供技术保障。这几年的贵州语保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得到了省语委、贵州师范大学以及各课题主持人所在高校的大力支持。语保项目（除濒危方言外）摄录工作由贵州师范大学吴蓓副教授负责。学校和学院领导支持我们组建了摄录团队，将原先简陋的摄录室进行了改建，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所有的摄录任务。今后若能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将给语言的记录和保护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为语保二期的工作和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打下基础。第五，方言普及读物的编撰和地方戏曲的传承有利于语言资源的保护。语言资源的传承和保护要从孩子抓起，在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让人们树立语言资源非常珍贵但又不可再生的意识，这也是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普及读物的编撰能很好地加强大众的语言保护意识。屯堡方言和喇叭苗人话同属于“军话”方言岛，前者保存较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方言戏曲的繁荣发展，屯堡地戏不仅有稳定的传承人，而且还曾走出国门，到巴黎去表演，这无疑加强了屯堡人的文化传承和语言保护意识。总的来说，我参与语保工作这几年来，深刻体会到了语保工程的实施对贵州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促进作用，也给贵州的语言调查研究带来了绝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有机会调查前人尚未涉足的方言点；另一方面，基本内容相同，且有数字化辅助的调查，可以使我们在保存鲜活的原始语料的同时，对所调查记录的语言事实进行深度整理和广泛比较，从而推动贵州语言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