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宝有约｜邓玉荣：给方言“安家”的语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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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荣，贺州学院教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广西汉语方言研究，特别是广西东部汉语方言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实体语言博物馆——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著有《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藤县》《广西钟山董家垌土话》等。
邓玉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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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您好！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称语保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您带领团队承担了广西多个点的语言文化调查和濒危汉语方言调查任务，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桂东南的语言资源特点及其保护情况吗？
邓玉荣：2012年教育部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广西库的建设工作，我们学校团队完成了岑溪粤语、藤县粤语、苍梧粤语、梧州万秀区粤语、蒙山粤语、贺州客家话、贺州铺门话等多个点的建库工作。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后，我们承担了昭平粤语、富川官话、富川七都话、八步本地话、鹿寨官话、钟山两安土话等多个点的语保一般项目调查工作，另外还承担了藤县语言文化典藏调查及钟山董家垌、灵川、资源三个点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桂东南的梧州、贺州是语言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贺州市内有近30种各种名称的汉语方言次方言，它们分属官话、粤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平话土话六大方言。不同村子讲不同的方言，隔一条水沟的两个村子语言不相通，一个村子内有几种不同的方言，一个家庭内夫妻婆媳讲不同的几种方言，一个人能讲几种方言，这些情况非常普遍。语言方言品种多，语言文化丰富多彩，是这一地区的特点。贺州学院研究语言方言的老师，足不出贺州，在学校周边几十公里内就可以调查到全国的六大汉语方言和三种少数民族语言，可以调查到语言接触融合的生动样本，可以说桂东地区特别是贺州就是天然的语言博物馆。
近年来，我们建立了语言博物馆，有计划地将学校周边各种有特色的方言土语录制音像，放到语言博物馆中加以保存保护。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制订了一个语言文化资源保护计划，计划以语言文化为切入点，有意识地与当地政府部门及中小学结合，参与他们的语言文化传承工作，共建语言文化传习基地，一起编撰语言文化的校本教材，共同推进优秀方言文化进课堂活动。目前当地一些客家话方言区有客家文化传习室，有以客家话儿歌为韵律的课间操，富川的中小学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蝴蝶歌的传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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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语保工程以来，您多次带领团队开展“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项目的调查工作，在您看来，该项目的调查和传统的方言调查有哪些区别，又有哪些难点？
邓玉荣：“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项目与传统的方言调查相比更注重语言文化的调查，条目要求音像同步，这是传统方言调查中没有的。这就要求调查者在做好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调查的基础上花更多的精力去做语言文化调查，关键是要留下与条目相关的高质量的音像材料。传统的调查一般找到一两个，多则几个合适的发音人，就可以对一个调查点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而语言文化现象贯串在调查点的整个语言生活场景之中，特定的语言文化现象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会重现，调查人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可能调查到相关的条目并留下相关的音像。比如要记录到调查点的节庆文化、丧葬文化、婚俗文化、耕作文化等语言文化现象，就要求调查者亲临语言文化发生的现场，观察调查点一年四季的节庆、一年四季的耕作等活动，观察甚至参与调查点的葬礼、婚礼、寿礼等等，这就要求研究者更贴近生活，更深入现场。
难点在于调查点的节庆、耕作等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如果错过了没有留下音像就要等到下一年了。葬礼、婚礼等最能反映习俗的环节稍纵即逝，如葬礼的“撒谷米”，婚礼的“跨火盆”，如果拍摄技术跟不上就很容易错过。不可能摆拍，更不可以叫调查对象再做一次，这就要求团队成员熟练掌握相关技术并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调查任务。甚至要请当地的文化人参与才能更好的完成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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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带领团队在进行方言文化的调查采集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邓玉荣：我在农村长大，以前村子里养有很多牛，我见惯了一年四季以牛为畜力耕作的全过程，也较熟悉相关的文化现象。做藤县点的语言文化典藏调查时，我决定要把以牛为畜力的耕作文化条目典藏下来，不然这些文化现象以后就消失了。但调查时整个行政村已经没有人养牛了，没有了用牛耕作的场景。怎么办？我在县内到处找还用牛耕作的村子，根据不同季节用牛的情况去调查。一年下来，拍摄了多个村子用牛耕作的场景，才凑齐了以牛犁地、耙地、犁田、耙田、踩踏水田、平整水田等全过程。典藏中，用牛拉“木□[mok¹tɐp¹]”“□田[tɐp¹tin²³¹]”（用滚耙平整水田）的场景，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子专门约请一位老农做的。老农搬出尘封多年的“木□[mok¹tɐp¹]”（滚耙），借来一头没有拉过耙的牛套上滚耙，没料到滚耙一响，牛受到惊吓在水田泥浆上狂奔起来，站在滚耙上的老农一个趔趄差点被掀下耙来。好在老农身手不凡，瞬间站稳把握了局面，可这一幕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老农滚下耙底可不得了！
为了调查到葬礼的相关条目，我们项目组参加了两次葬礼，在葬礼前都征得了丧主的同意，并按相关礼俗做好了准备，但都是在调查的关键环节，丧主的个别亲友出来制止，要我们终止调查。多亏另有深明事理的人出来解围，调查才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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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您潜心研究广西的汉语方言，汇集多年成果创建了国内首个实体语言博物馆，您创建语言博物馆的初衷是什么呢，又有哪些先进经验可分享？
邓玉荣：贺州是语言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广西更是语言资源大省区，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影视文化的冲击等多种原因，以方言土话为载体的乡土文化日益衰落，乡间的各种土话在人们交际活动中已经边沿化，甚至濒危或消失。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或方言的濒危或消失，这是历史的必然。可是作为某种文化的符号，鸡公车、谷磨（砻）等日常用具退出使用场合后，都可以把它们搬进博物馆，而人们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方言更具文化内涵，为什么不可以搬进博物馆呢？2002年在湖南长沙举行土话平话学术研讨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教授有感于湘粤桂三省区土话平话不断消蚀萎缩的事实，希望有条件的学校建设土话平话博物馆，保存这些有特色的方言。2009年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曾撰文从理论的高度提出要建设语言博物馆。在全国两会上，也有代表委员提出要建立语言博物馆，传承优秀的中华语言文化。这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为什么不可以在语言资源极为丰富，人们称为语言博物馆的贺州真的建一座实体的语言博物馆呢？说干就干，2013年，我向学校建议建设语言博物馆，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4年开始筹建，2015年得到了广西区财政的专项经费资助，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语工处更是多年连续提供经费支持。2016年4月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成为了我国最早成立的实体语言博物馆。建设语言博物馆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说只有教训，只有苦恼。想得最多的是语言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展示。以音像为主要藏品的语言博物馆在吸引参观者方面没有她的长处，以实物为展品的博物馆，一件特色物件就足使参观者流连忘返，这是以声音为展品的语言博物馆难以做到的。因而如何布展，吸引观众，服务观众是语言博物馆的难题。我们正在尝试以语言地图，语言数字化手段来增加互动；结合与语言相关的实物展示，举行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来提高语言博物馆的吸引力，提高观众的语言资源保护意识。
语言博物馆建设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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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有哪些“镇馆之宝”？自开馆以来，博物馆为大众普及语言资源保护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呢？
邓玉荣：我们语言博物馆中的藏品主要是近年来我们团队田野调查的音像，国内同行捐赠的语言方言音像，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与语言相关的手抄文献等，有些手抄文献收藏者不愿意捐赠或卖给我们，我们就征得他们同意复印馆藏，特别有价值的一些文献，我们找民间文化人手抄，作为博物馆的展品，增加手抄文献的真实性和直观性。与传统的博物馆对比，我们这些东西太普通了，算不上什么宝物。如果说有哪一件藏品最有意义的话，我觉得我们收藏的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语言普查广西成果油印件非常有意义，这批油印件是我校校友广西师范大学刘村汉教授捐赠的。这批油印件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可以从中看到广西老一辈语言学工作者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虽然当时还没有提语言资源保护，但他们做的就是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为广西大部分县的汉语方言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音系记录。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材料与当今语保工程一县一点的记录材料对比，非常有价值。2018年，在长沙举行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期间，大会临时借展了这批油印件，使与会的各国专家及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官员看到这些展品，体现了我们国家对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一贯重视。
语言博物馆建立四年多来，参观人数达到三万多人次，受到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曾经有观众跟着电脑播放的童谣一首一首的读，说不少已经忘记了的童谣，没有想到这里还保留了这么多。除观众个别参观外，我们组织过多次博物馆日活动，附近中小学组织过学生参观。小观众们从中了解到身边还有这么丰富的语言方言和语言文化，使他们认识到在学好民族共同语的同时，传承地方语言文化也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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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里，有一件特别的展品，是一封来自广州市公安局的感谢信，信中感谢您在警方侦破案件时提供了专业的帮助，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方言研究用到了实处，对此您有哪些感想？
邓玉荣：2011年的一天，我接到中山大学庄初升教授转来的一个视频片断，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审问一个犯罪嫌疑人时，无论用普通话还是粤语去审问，嫌疑人都是用急促的语调讲一种古怪的方言，无法对话，审问无法进行。警方又没有身份证等信息识别嫌疑人来自何方，只好从她说的话里去判断她是什么地方人，去寻找突破口。这个犯罪嫌疑人涉及一桩命案，上级要求命案必破，警方请求中山大学庄教授帮助破案，庄教授从嫌疑人的发音特点判断，这个嫌疑人讲的可能是湘桂等西南省区的某种方言土话，但具体是哪个县市的土话，一时也难以判断，叫我帮忙一起判断协助破案。我看了视频，断定嫌疑人讲的就是我调查过的贺州某地土话。事关重大，慎重起见，我找来了在我校工作的贺州某地老师一起来听辩识别。因为这个嫌疑人情绪偏激，嘟囔着说得实在是太快了，说的又都是日常口语词汇，我和当地人一起听辩，也很难听懂每一个词语。但我们确认嫌疑人说就是贺州某地的土话。在半个钟头内就把信息反馈给了庄教授，建议广州警方找贺州某县公安部门懂这种土话的人员帮助解决。结案后，广州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给了我们一封感谢信，感谢我们帮助侦破案件。
这确实是我从事方言研究以来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我觉得不是我个人的事，是语言调查研究人员合作的成果，如果没有庄教授根据语音特点指出是西南地区的某种土话，而是全国去找，不知要多花多少时间。而现在有了全国的语保调查音视频材料，要解决类似问题，应该容易得多！另外我们语言调查研究人员，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在象牙塔里写写受众很少的研究文章，学问远离社会现实，其实语言调查研究还是可以直接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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