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寿县调查手记

2012年1月2日，我从合肥到了寿县南端的三觉镇余集村，开始了“寿县方言文化典藏”项目的第一次调查，当时调查了余集方言的音系，余集方言有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过渡性特点。这与“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课题组要求调查江淮官话的方言文化有差距，因此决定调查寿县的中原官话方言文化。由于我的家乡八公山地方文化变化很快，诸如婚礼等都与我小时候的记忆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在联系了同学沈威与陶丽夫妇之后，我决定将方言文化的主要地点定在寿县江黄，我请陶丽的父亲陶应东作为主要发音人，调查了江黄方言的音系及文化条目。但是随着江黄方言的深入调查，我发现江黄方言与我的八公山方言存在不同，比如果摄一等见系开口与合口字，八公山方言无别而江黄方言有别，这直接影响到咸山宕江摄入声字的归并。因此，我最后决定音系就以八公山方言为主，而方言文化的调查则放眼于寿县。

整个寿县方言文化的调查工作细琐而耗时，方言文化照片和视频的调查共计花了107天，而整个调查工作完成后才初步掌握了一些方言文化的调查经验。刚开始收集方言文化条目的照片和视频时，我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多难，现在的认识则是“收集与方言有关的文化材料与调查方言及方言本体研究一样难”。主要原因是，许多方言文化及其对应的方言说法还保留在方言使用者的记忆里，但是与方言文化有关的器具和活动却已消失。总体来说，《寿县方言文化典藏》仅收集了574条有图有词的文化条目，尚有许多条目是当地人会说而与之对应的实物已消失，为了收集到这574条文化条目的照片与视频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在整个调查、材料整理、图册编写过程中，作为调查者与方言使用者的我除了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调查研究之外的收获。

方言文化典藏的调查内容涉及九大类，“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这四类属于“静态的”，只要是还存在的事物，多跑一跑、找一找就可以获得合适的照片、视频；“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这五类属于“动态的”，受时间、机缘的约束很强，需要妥善安排才能完成调查。

“农工百艺”中的“农事”时间性很强，一年四季要根据具体农事的时间去安排调查。现在粮食作物的栽种与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了，想拍摄到传统手工劳作的照片只能看运气了。为了拍摄“插秧”，陶丽的父母就放弃了机械插秧，组织一家人下田专门手工“插秧”。而为了拍摄手工割稻，我的同学孟凡宇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大顺乡间到处找，找了一个下午才找到一位妇女在田里割稻。田间地头坑坑洼洼的土路加上两个人300多斤的体重，愣是把结实的摩托车折腾坏了。

10-1修摩托车的同学

相比受时间约束的“农事”，拍摄“婚育丧葬”则靠机缘了。婚丧嫁娶天天有，但不是你想去拍就能拍。嫁娶、生育等喜庆的事还好办，托熟识的人提前去联系，拍摄时送一个红包，大家都很开心。2012年3月28日-29日我在江黄拍摄婚礼，是整个调查中最愉快的事。现在年轻人结婚时都要有婚庆摄影跟拍，所以当我拿着摄像机到江黄拍摄一户人家的婚礼时，村里的人就说这家请了两个摄影师来拍婚礼，喜东家脸上很有光。最难的是“丧葬”，这里面涉及到风俗忌讳以及逝者亲属的感情等因素，还有其突发性。为了能拍到葬礼，2012年春节期间我的母亲带着礼物看望了村里村外好几家身体不好的老人，我则跟寿县的许多同学联系，希望他们能帮忙关注一下。

2012年9月13日一大早，我接到同学陶丽的电话，说他们那边一个村子里一位老人去世了，现在她的哥哥陶良罗正在与孝子协商我去拍葬礼的可能性，还不能确定我能否去拍，让我等消息。此时已不能等了！我赶到文学院语音实验室准备好相关调查设备，穿上冲锋衣就直奔车站。即使赶过去了对方不同意拍摄，也要尽早赶过去。记得那天合肥下雨了，我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北门等了半个小时没等到出租车，就坐公交车到一处繁华路段但还没打上车，又坐公交车到一处路段后才打上车，一番折腾后才坐上去江黄的客车。在去江黄城的路上，我接到同学的电话，经过她哥哥与孝子的协商，两位孝子最终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我去拍摄他们父亲葬礼的全过程。

当我赶到江黄的俞家郢子时，去世的老人已经穿上了寿衣，葬礼已进行到一定程度，但好在葬礼的主要过程还没进行。我先见了大孝子，他正式同意我拍摄他父亲的葬礼。我进了灵堂，跪下给逝去的老人磕了三个头，起来后灵堂里守孝的其他孝子、孝女的眼神变得温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从当地风俗和个人的心理感受，拍摄自己亲人的葬礼总是让人难以接受。2014年夏天我的祖母去世时，我本想拍摄给祖母穿寿衣的过程，但最终过不了亲情那道坎而放弃。整个葬礼的拍摄过程，都因磕了这三个头而变得比较顺利。

由于葬礼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一个懂程序的人指导孝子们进行，所以我就关注这个人及大孝子。只要他一走动，我就跟着他，在之后葬礼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全程参与。但每天要很早赶到孝子家，晚上要很晚才回到同学家，以免错过相关环节。最早的一次是出殡那天，凌晨3点多沈威就骑着摩托车送我过去。每次送我去俞家郢子时只送到村边，之后就让我自己走过去，因为他有点害怕。其实拍摄葬礼的过程中我也有点害怕，好在这次是“老喜丧”。但葬礼结束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夜里，这位逝去的老人在梦里让我把他背回家，我也按要求做了，好在之后他就没再找我了。

我在拍摄方言文化条目涉及到的照片、视频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要是早几年来就好了，这些东西还都有”。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如此，比如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经常看到盖房子“上梁”的情景，可是如今大家都盖楼房，去哪找“上梁”的活动呢？还有许多过去我们玩得游戏和玩具，现在的小孩已经不知道。他们现有的玩具，是全国样式雷同的毛绒玩具、塑料玩具。但当我凭着记忆，把小时候经常玩的纸质玩具叠出来给我的外甥女玩，她是那么的开心。

10-2拿着纸飞机的小女孩

玩具可以凭记忆重新叠出来，还可以说出它的方言词。但孩子玩游戏时，却用普通话唱与游戏有关的歌。这在意料之外。当时拍摄“丢手绢”这个游戏时，几个小孩脱口而出的是用普通话唱的儿歌，你要求他们用寿县话唱歌时，他们竟然唱不出来。

有时候，为了拍到一些还存在但已不再使用的器具，我就去年纪很大的老人家里翻找。当拿着单反相机拍着满是灰尘的器具时，那种感觉也是无法言表的。现代化的设备所能做的是把满是灰尘的器具做一个记录，满是灰尘的器具所对应的方言词也只是从祖父辈尘封的记忆里翻找出来的。如果没有“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这些尘封的“能指”与“所指”只能慢慢地进入历史，被人忘记罢了。

整个文化材料的获得过程，得到了很多支持，也遇到了很多不理解。当我拿着相机，猛拍各种各样的厕所、各种各样的缸、各种各样的椅子时，别人都感觉不可思议。你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拍的？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读书读傻了？我的母亲带着我在村里各家到处找东西，敲开每户人家的门时，村里人听说我要拍各种家具、器具时，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都让我拍摄了。但他们的眼神说明他们觉得你的行为有点怪。

10-3无意拍到的眼神

当我修改书稿至“丧葬”部分时，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堂弟的笑容。2013年11月2号我还回到寿县去拍他第二个儿子的“抓周”活动，他当时忙着做菜，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但是不久的一天凌晨他却因车祸去世。堂弟比我小三个月，我和他从小玩到大。那段时间我正在筹办第七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忙碌压抑住的悲伤堵在心头，到了晚上就与泪水一起涌出。堂弟去世后，我一度无法进行方言文化材料的整理工作，因为经常从调查照片或视频中看到堂弟的身影。

堂弟去世的当天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没顾及到祖母。由于受堂弟去世及看到自己的大儿子蹲在地上痛哭的打击，祖母那天中风了。中风的祖母犹如被风吹的蜡烛，迅速燃烧。到了2014年7月，祖母进入了昏迷状态。看着祖母一点一点地衰弱下去，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体征；看着自己的父母、伯父伯母等人给祖母穿寿衣；看着穿着厚厚寿衣的祖母咽下最后一口气，大家放声痛哭。当我看着父母、伯父伯母等给祖母穿寿衣时，突然觉得人的一生中生与死是何其的相似。出生时，你的父母或者接生的人把你的身体清洗干净，用准备好的“围裙”或“裤片”把你包好，亲戚朋友欢天喜地地来看你。去世时，你的子女或者送你的人，把你的身体洗净，用准备好的寿衣给你穿戴好，子女、亲朋伤心地看着你。如果是年纪很大才去世，亲朋之间则隐藏着一种喜庆，大家觉得你是没有受灾病折磨而寿终正寝。人的一生是何其简单，生活又是何其简单。

当我基本上把“寿县方言文化典藏”所涉及到的照片、视频收集齐后，就请我的母亲来解释每一个文化条目。在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里，我奔波于各地求学及工作，一直没有时间陪母亲，即使过年回家，也因为她在忙着为我们准备饭菜，而我累得一动不动而很少与她多说几句话。2014年5月至8月间，我一忙完单位的工作，就回寿县老家找母亲解释每一张方言文化图片。我的母亲非常高兴，一是她可以和我好好聊聊天了，二是她也回忆了过去的生活。每当某个器具她不是很明白时，她就回想我的姥爷、姥姥当年是怎么说、怎么用这个器具的。这个时候她就会跟我聊起她小时候我的姥爷、姥姥的许多事，她是多么想念她的父母啊！

方言与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如同我们的亲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所能做得，只是用这本典藏记录下方言、文化及我们的亲人，保存在书中，保存在永远的记忆中。但面对着照片与视频，又能如何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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