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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王汎森:写论文时一定要有罪恶感!

王汎森 必记本 2022-03-31

王汎森(1958-),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台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学问的快乐与痛苦


我是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后来硕论(“必记本”注:即硕士论文)很幸运的出版,在当时被“中研院”(“必记本”注:即台湾“中央研究院”)看中,后来就进入了“中研院”服务。这在当时是很少的例子,曾经“中研院”录取了很多硕士毕业、甚至是学士毕业的人进来,当然这也只有人文学科才有可能,好比今天的英国,依然认为大学毕业就可以大抵看出一个人的程度。但我那时,或许是受到美国学风的影响,大都认为一定要有博士才能够进“中研院”,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后来去了普林斯顿,留职留薪待了五年,又回到“中研院”服务,直到现在。

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

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

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

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我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我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

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

我以前在哈佛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堆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你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他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决定时间把事情完成。

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他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

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有很多学者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

论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像是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二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们都是数据,很简单的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

写论文时要做的事情


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

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你对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

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他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数据,把你搞得半死。

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甚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



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

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数据,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

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

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但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甚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

第十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

写论文时应避免做的事


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做黄侃(“必记本”注:曾任北大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甚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

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碍。例如前面提到的写作障碍。


第三,别一直做准备。不要老是花时间看数据、找数据,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必记本”注:即姚崇吾教授)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

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他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论,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

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 > B > C > D,但是历史研究却是相反的D > C > B > A,在这种过程里面,我们往往忽略很多事情。历史不是回去倒着扣,过度简单的解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而把许多论点搞错。

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学术


甚么是气质,这跟做学问有甚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量材适性,了解自己的才性。

中国有一部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人的才性,以前我不懂,后来我渐渐懂了。就是说人人有适合的地方,好比司马光,被同时代的邵雍说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没有办法做哲学性的思辨工作,但他却编了《资治通鉴》,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读,我想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人也会继续读资治通鉴。但又有多少人懂邵雍的哲学呢?并不是说那不好,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才,你要找到并且去发挥他,任何人都可留名,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智商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又好比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他们都不是我们说顶聪明,领时代风骚的人,但他们做这种工作却也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需要使用。因此,了解自己的才性之后,要做切实的学问,不要赶时髦,这样才可以长远。

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

此外,寻觅、困惑、挫折是研究过程中不可少的环节,还要研究社群的塑造,等等。

其中最核心的是「懒散空间」,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哈佛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都必须让人能够适当的「放松」,而且能够让人跟人互相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学术环境就是太紧了,压迫得人们很有压力。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天才是成群而来的,《南方周末》里有提到,西方做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故一群人把一个人顶上去。

最后,是我自己的反省。那就是一张纸片不可少,一张卷宗不可少,你随时想到甚么,都把他记下来,因为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然后要有胆量,像我做学问就是太保守,另外英文要好,最好是多学好几种语言,然后要多跟人讨论,多参加研讨学术会,但不要参加太多,做太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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