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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学校长,才值得怀念!

必记本 2022-03-31




01



匡亚明(1906-1996)

南京大学原校长

匡亚明,江苏省丹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十年”中备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大名誉校长。



十多年前,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中国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长,调查结果依次为:


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这是匡亚明的荣光,也是南大的荣光。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匡亚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他今后工作的意向,匡亚明经过慎重考虑,仍然选择高校,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耀邦曾对张黎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主任)赞叹说:“匡亚明是有理论、有作为的老同志。”

 

1978年4月,当时任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回宁后他将写稿、改稿情况告诉复出不久的匡亚明校长。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两天后,胡福明向校长请示工作,匡亚明见面就赞许说:“你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嘛。”


当时对这篇文章有多种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社会上一度还有“五胡乱华”的说法,将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胡福明与胡耀邦同志等一起列为“五胡”。南大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座谈会,匡亚明亲自到会并首先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后来,江苏省委推选匡亚明出席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公审活动,匡亚明热情推荐胡福明去参加,“因为他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中有突出贡献”。

 

匡亚明始终强调: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老教师。他认为:“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而几乎与摘帽同时,就不得不“自愿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级教授,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词学家沈祖棻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程千帆的厄运,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南师教授徐复等“同门好友”的关注。他们公推洪诚先后回宁后向匡亚明校长汇报。匡校长了解到程确有真才实学,当即作出决定: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又用武之地。

 

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先生,也愿回母校工作(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匡校长果断地决定“一起接受。

 

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系主任陈白尘,也是匡亚明从北京延聘来的。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亚明深知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甘冒风险,聘他南下就职,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

 

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陈白尘、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教授曾动情地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

 





02



朱九思(1916-2015)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大前身)原院长

朱九思,武汉大学肄业,1953年至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



在华科大,朱九思被人称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却称,他在华科大其实只干了两件半事:一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1972—1979年,朱九思顶住压力,不惜一遍遍修改黑档案,共调入教师625名,分别来自20多个省市500个单位,许多被压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进入华工以后,华工的教学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很快提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从前默默无名的华工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

在刚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大学里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工科学生轻视人文学习,连老师们都不太重视这方面。而朱九思却一直有个信念,要培养工科学生的人文情怀。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

 





03



章开沅(1926-2021)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他独辟蹊径,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著述宏富。他从事教育工作65年,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6年,育人无数,华中师大的学子们非常拥戴他,特别喜爱听他的报告。

 

章开沅在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要善于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培育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他讲到教师节,省委某副书记、某副省长、省教育厅领导及其各路媒体去他家慰问、采访,被他拒之门外。他说,尊师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做实事。

  

对于大学,他反复强调“两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学管得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他认为自己当校长坚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行,敢于谈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会不去开,有的事不去做。

 

2002年,章开沅被学校聘为资深教授,这个待遇能够享受包括每年十万元的津贴福利,但随后的三年,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最终,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章开沅也因此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04



丁石孙(1927-2019)

北京大学原校长

丁石孙,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


在北京大学的40多年中,丁石孙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教学上,先后教过20多门课。最小的课是用两个小时给图书馆系的学生讲现代数学的分类,大课则有为数学系200多学生讲1年的高等代数。教学方式由浅入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石。 

 

他认为教学对于开拓教员的知识面很重要。每教一门新课都会感到压力,边教边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即使有的课程重复地教也会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学赢得了所有学生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在管理学校上,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在北大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向他投诉,他立刻进行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让饭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现在北大食堂的质量。除此之外,他还常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他的开明,深受学生的喜爱。

 

丁石孙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04



江平(1930-  )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江平,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校长由司法部长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校务。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法学界的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务期间开创了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江平时代首创了法大学生选老师的自由选课传统。法大同一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同时开课,任由学生选择。学生的选择给老师也带来压力,努力提高教学水平。那个时代的学生说:“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发扬民主,按期召开的学生对话会,带领同事与学生展开对话,并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

                                              

江平爱护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却被法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江平卸任校长以后,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号,以其“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法大60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尽管成立60年,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基础还很欠缺,法大的校风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传统更有待于完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是大学的灵魂,没有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就没有灵魂。

 





06



刘道玉(1933—  )

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刘道玉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他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几乎每一个武大学生都认为,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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