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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

吕文浩 学习时报 2023-06-06



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

——社会学家吴景超的治学之道

吴景超(1901—1968年),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过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工业化、都市化的先驱人物,其著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他的治学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世界眼光”,即讨论中国问题时参考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经验;二是“历史方法”,即为增加对现实状况的理解,而不时地从历史文献里归纳社会学的通则。

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事实研究中国问题

1928年9月初,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这时,有人和他说道:“你们教社会学的,真是容易,跑上讲台去,随便吹一下就是一点钟!”吴景超听后颇受触动,9月15日便写了《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一文,回击这种偏见。他强调社会学者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问题的: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还要对事实进行分类,作有系统的叙述和解释。他指出,社会学者始终不能离开事实,“离了事实,他便不是科学家,等到事实已经解释清楚,科学家的职务,便算成功了”。

吴景超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William G.Sumner)的治学方法。孙末楠强调做学问要围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并加以简明清晰的叙述和解释。孙末楠去世时留下52箱资料卡片,每箱约有3000张,正是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他才写出不朽名著《民俗论》。吴景超感叹:“我们读过他那本《民俗论》的人,看到事实之后,还是事实,最后才来一两句结论,便没有不相信他所说的。”孙末楠的研究多用民族学材料,他为了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学过很多种外国语言,而且除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以外,其他各种都是在45岁以后学习的。以孙末楠为楷模,吴景超青年时期就掌握了英文、德文,后来为研究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又自学了俄文。他大量阅读西文文献,从英国、美国、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中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资料,始终在世界格局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学风在那个时代实不多见。从英美那里,吴景超看到了以发展民生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从苏德那里,他看到了后发国家必须先图强后致富,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世界性视野,他将当时流行的种种只强调农本政治的论调,归之为“经济上的复古论”。在他看来,无论要克服多少困难,中国都应尽快迎头赶上工业化、都市化的世界潮流。

吴景超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借助卡片科学搜集资料的办法。他每天把读书读报所得资料,分门别类地做成卡片,每天所录资料不少于3000字,数十年如一日。他多次强调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为的是方便对资料进行分类、再分类,这样,排比卡片便能发现问题,“卡片可以解放我们的记忆力,使我们可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思考上面”。1955年,他把自己做卡片搜集资料的经验写成《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发表,文中再次强调,做教学工作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料,做科学研究工作则必须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对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广泛了解、搜集丰富的各国统计资料,是吴景超形成“放眼世界、着眼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基础。他的弟子费孝通就曾说,“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发挥历史法对社会学的独特价值

吴景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兼收并蓄,使统计法、个案法和历史法都能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他的很多文章广泛运用统计资料说明问题,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数字和图表随处可见;他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是运用个案资料进行分析的典范;而他以社会学眼光对中国历史材料的分析更是独具特色。吴景超使用历史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是1928年至1935年,他发表了7篇颇具影响的历史社会学论文,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内乱、社会流动与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人才升降以及社会分层等;其二是全面抗战初期,他利用经济部档案对企业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吴景超看来,社会学者运用历史资料来进行研究,和历史学者的着眼点有所不同,他们注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和原理。同时,以历史法研究中国社会,亦可弥补实地调查法之不足。1931年5月吴景超发表的《两汉多妻的家庭》,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分析中国婚姻制度中的多妻制情况,据他说之所以采用历史法,是因为“用个案法以研究这个问题,困难很多,在这些困难没有打破之前,历史法颇有一试的价值”。抗战初期,吴景超怀着检讨过去的心情,从他任职的经济部的档案中搜集材料,重点研究了汉冶萍公司、象鼻山铁矿、安徽售砂公司、龙烟铁矿以及筹建未果的国营钢铁厂等几个企业失败的教训,他说:“我深信这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以前走错的路,以后不要再入迷途。”他将这些研究写成了一组文章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后来收入他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中。1942年,吴景超耳闻目睹官僚资本横行,愤然发表了《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一文,从西汉的史料中分析出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6种形式,这在官僚资本家占据要津,资料获取和成果发表都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有着特殊的尝试价值。这些成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增添历史的纵深感,更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学有两个不可偏废的研究对象:“现在的情形”和“历史的事实”;前者靠实地调查,后者虽不及前者切实,但“现在的社会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由历史演出”,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吴景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为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现实状况而采取的一种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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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3月22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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