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我的武汉梦想

[斯]斯拉沃热·齐泽克 22.01.2020

李孜聪 Zicong Li译 11.03.2020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Worcester，MA

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有如此多的文章——我作为一个信息非常受限非专业的观察者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但也许，有人应该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信息从哪里结束以及意识形态从哪里开始？

第一个明显的谜题：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现存的可怕得多的传染病，那些病毒每天就能致死成千的人，而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这一种传染病呢？我无需再提1918-1920年的流感疫情，也就是西班牙流感，在那次流感中总死亡人数估计至少有五千万；而现在，至少有一千五百万美国人正感染着流感病毒；仅仅是这一季，就至少有十四万人为此进了医院，并且不少于八千两百人死于流感。

显然，带有种族歧视的恐慌在这里起着作用—想想那些对于那中国的老太婆在武汉活剥蛇的皮，喝蝙蝠汤的幻想…而在如今，一个大的中国城市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武汉新建的临时医院（图源：dpa）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悖论在起着作用：我们的世界联系的越紧密，一场本地灾难能够造成的世界性恐惧以及最终造成一场浩劫的可能性就越高。在2010年的春天，冰岛的一次小型火山喷发—对于地球生命的复杂结构的一个小干扰—导致了欧洲大部分空域的停飞—这是一个提醒，提醒着我们哪怕我们通过规模庞大的活动来改变自然，我们人类仍然只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中的一支而已。

这小小的干扰，却造成了如此具有社会-经济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航空旅行）：一个世纪以前，一次火山爆发会悄无声息地过去。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独立于自然，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更加依赖于自然的灵动多变。同样的道理对于新冠病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甚至不会听说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如何对抗这隐形的，自我复制的诡异寄生生命？它是不死的（活死的），况且我们对它的精确原理基本一无所知。正式这对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恐慌：万一这病毒会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繁殖并且真的导致异常世界性灾难呢？

以下是我个人的恐惧：权威所给出的恐慌的理由（尽管现在它的效果还相对温和）是不是建立在他们知道（或者至少怀疑）病毒可能会变易，并且他们不想让这件事带给公众困惑和恐慌的基础上的？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隔离，建立新的隔离墙和更多的隔离区，并不能起作用。我们需要完全的无条件自我隔离和世界性的默契合作，这种新的形势我们以前称之为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今天的武汉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某个城市的一个缩影。

许多反乌托邦主义者也想象到了相似的未来：我们大多呆在家，通过电脑工作，用视频来交流，用机器在家（同时也是办公室）里的某个角落健身，时不时的在屏幕的硬核性交画面前自慰一发并且可以点外卖到家…

在这噩梦般的预见之中，仍然，有着一些解放性的前景。我必须承认最近这几天我不停地梦到我在拜访武汉。那些巨大都市的半废弃的马路—平常忙碌的城市中心会看起来像鬼城，商店开着门却没有顾客，只有一个孤单的行人从这里走到那里，每个人都带着白色的口罩—难道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自在的非共产主义世界吗？

上海或者香港空荡荡的大街的那种病态的美让我想起那些老的末世灾难片，例如《末日来临》（On the Beach）。那些电影展示了把人口从城市中清除掉之后的景象—并不是什么大到毁灭地球的灾难，只是世界不再是现成在那里，等着我们，看着我们，守着我们…甚至对于街上少数的那几个行人来说，他们的口罩也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匿名性，让他们从被认出的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

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记得1966年由学生组织的“情景主义运动”所得到的著名结论：“Vivre sans temps mort, jouir sans entraves.”— 拒绝行尸走肉的生活，尽情的享受！如果弗洛伊德和拉康教会了我们任何事的话，那就是这个公式—，如拉康清楚地展示给我们，超我发挥到极致也只是一个基本积极命令，命令着我们去享受，而非一个消极地禁止着我们去做某事的东西-它（公式）是灾难的基本调料：这种把我们生命中的每份每一秒都活到最充实的企图，最终会导致令人窒息的乏味。

武汉无人的街道（图源：AP）

行尸走肉的生活-那些虚度的时光，那些被老的神秘主义者称为“Gelassenheit”(如释重负之宁静)的时光-对于我们的人生经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也许，我们可以期望中国的新冠病毒隔离可以有一个意外的（好）结果，那就是终于有些人能够放下忙碌的日常活动，过上行尸走肉的生活，有时间去想一想他们所处的困境有多扯淡。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在公共平台发表这些言论会造成的危险—我难道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犬儒主义者，把一些观点硬生生的塞在正在受苦的受害者们的视角上，以此来合理化他们的受苦吗？当一个带着口罩的武汉人在街上寻找药物或者事物的时候，他脑中肯定没有什么“反共产主义”的想法，有的只有恐慌，愤怒和恐惧。我要说的只是：甚至很糟糕的事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结果。

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提出过一种观点：因一个国家而感到耻辱，而非去爱那个国家，可能是一个人真正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标志。也许，有些以色列人会有足够的勇气为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他们的名义所作的政治行为而感到羞愧耻辱—当然，不是愧于作为犹太人，而是，正相反的，以色列政治在西岸的所作所为也就是对于他们最珍贵的犹太遗产，他们为此而感到耻辱。也许某些英国人应该鼓起勇气为那个带领着他们走向脱欧的意识形态梦想而感到耻辱。

但是对于武汉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给他们感受羞愧和耻辱的时间，而是给他们鼓起勇气，在挣扎中继续坚持的时间。那些真正应该感到惭愧的人是在公众面前对于病毒轻描淡写，而自己私下邮偷偷采取着保护措施的人。他们就像是切尔诺贝利时期的苏联公职人员。明着说没有任何危险，暗地里却同时立刻疏散了他们的家人。或者那些人就跟那些明着否认地球变暖，但暗地里却在新西兰买房子或是在落基山脉建造着逃生地堡的人一样。

也许，对于这种双重标准的群情共愤（这已经在给权威施加压力要求信息透明）会产生出中国的另一个无意的政治进步。

但那些真正应该感到羞蒙的人是散布在全世界的，单纯盘算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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