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元点，面向未来——做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校长

主持人：校长您很特别，作为我们节目的主体叫《校长，您好》，但您比我们主体多了一个字，叫“总校长”，也知道您是从学者出身的，从教授到总校长，这一路的转变，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刘良华校长：这两个角色还真的是有差别，但是它也有相通的地方，所以我就愿意谈两点。第一个我想谈的是它有什么样的差别？第二个，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打通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思想可以浪漫，他甚至可以比较激进，甚至还可以走一些极端。可是你作为一个中小学校长，你一旦降落到实践的大地，你要由浪漫转向实在，由极端转向中庸，甚至由理论上的某一种进步主义，要稍稍的倾向于保守主义，这是实践给理论它提供的一个邀请和要求。

这是实践本身的要求。理论可以激进，实践要适当保守。因为他尤其是要涉及到跟人打交道，跟孩子的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打交道，他就不可以用一个激进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教育中的进步主义。如果有人认为总校长有一点点保守主义的风格，我不会认为这是对我的一个贬低，我甚至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某一种转弯抹角的认可，这就是两个不同。

另外一个细节的不同，就是做学者做教授他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星期可能只有半天有课。可是你作为总校长或者做一个学校的校长，你要按部就班，每天到学校，即便不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任务要去处理，但是至少你要在学生的身边，在老师的身边，在学校的现场，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让你变得比较保守一些。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主持人：其实说到总校长这三个字有个总的概念，意义就是核心，那么在学校这么多工作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要表率，要做团建、要凝心聚力，让更多的老师、教育主管达成共识，这方面您怎么做？

刘良华校长：我是跟一些大学的教授有一点点不同，我比较大的不同就是与我的博士论文相关。我的博士论文是做一个理论研究，但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关于行动研究的一个理论思考。所谓行动研究几乎可以切近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实验研究，就是西方人是怎么通过中小学老师、中小学校长，用实验的方式，用改革的方式，用他们的说法，就是用行动研究的方式去推进一个学校的改革，推进一个课堂的改革，这是我关注的领域，这是我关注的重点。

我本人十几年以来，也是几乎每年，甚至有几年是每个星期有1~2天在中小学。

我的研究领域就是与中小学实践有关系的。所以这次我做总校长，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与我本人的教育追求和理想有关系。我的理想就是从一开始研究教育学，我就希望做校长。我最大的理想可能中国教育界有一个说法——做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人，做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校长。

尽管我现在心中更愿意追随的这些教育哲人，可能不一定是苏霍姆林斯基这个人，但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现在大家都普遍关注一个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确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广州塔的顶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施工的时候就会出错，就会偏离方向，所以顶层设计它是把握大方向的。

可是我们在设计我们集团的顶层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底层，我们也明确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让集团的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相互呼应、彼此辉映，让它发生关联。如果没有一个底层设计，就相当于广州塔下面的根基，下面的几个大柱子不牢固。

根基不牢靠，顶层设计一阵风就能够把你吹倒。所以我们第一个会提出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的措施，教育改革的策略和方法，而且要保证我们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定在哪里，比如我们的大方向就定在把人格教育作为第一教育。

什么样的孩子是一个好孩子，什么样的学生是一个好学生的时候，我们提出三个“好”，比方说学习成绩要好，身体要好，性格要好，可是这三个“好”，哪一个“好”更重要呢？按照我们的设计，我们肯定会把性格好放在第一，这就是我们的顶层。

那身体重不重要？也重要的，但我们还是愿意把身体放在第二重要。那学习好不是很重要吗，甚至不是最重要吗？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学习好看作性格好、身体好以及相关的生活习惯好，他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效果。所以我们把学习好排在第三位，一起构成我们集团的新三好生的培养。

主持人：那我们对应的底层设计有哪些？

刘良华校长：我们特别看重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元点。我们用的一个元是元旦的元，元帅的元，我们称之为元教育。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顶层设计都追到元——元素、元帅、元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元头，类似于这样的关键要素。比方说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性格好？我们为什么明确提出一个口号，把人格教育作为第一教育，这样的顶层设计，下面的底层就是我们特别看重一个经典，这个经典是四书的中庸，中庸里面就有这句话，叫尊德性而道问学。

尊德性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不是不重要，问学也不是不重要，知识学习也不是不重要，但在我们中国的源头，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元点这里，一定是把德性放在首位。如果说中国教育跟西方教育有没有一点点差别？那么在源头上面是有差别的，西方人可能很看重理性，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不看重理性，与理性相关的是知识，也不能说中国人不看重知识，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元点是把德性，把人格放在首位，这就是我们底层。由这样一个根基，长出上面看得见的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口号是这么来的。

主持人：现在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由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海珠区知信小学、海珠区金影小学组合而成，那么，您在做顶层设计准备工作之前，这三个学校所给您带来最多的挑战是什么？

刘良华校长：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做顶层设计以及相关的底层设计，我们要考虑到每一所学校原来的历史，我们不能凭空空降一个理论往下面的三个学校去贯彻，这样会让校长、学生、老师不适应，整个方向上也不对劲。

主持人：但是成了集团以后要一以贯之，这不是很矛盾吗？

刘良华校长：是的，我们要化解矛盾。我们化解矛盾的办法也没那么复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做调研。我来到集团之后，我对三个学校定的目标就是我要跟它打交道。打交道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多看、多听，访谈、观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了解各个学校的传统，了解老师们、学生们、家长们的想法。所以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集团里面看起来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就是参与老师们的上课，他们上课我去听课，给家长做讲座，倾听家长的声音，让班主任把我拉到他们的家长群里面。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广州或者广东的教育环境有哪些亟待改善的地方？

刘良华校长：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也是全国性的。它是一个教育，教育其实总体上倾向于保守。我不认为我们海珠区或者是广州市，它有多保守，因为教育整体上倾向于保守，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有这么一个总体的教育的本性的定位，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感觉到我们的学校怎么做动作，慢了半拍。不是学校动作慢了半拍，是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以传递文化为主要任务的，它的主体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主体跟外面办企业的不一样，它有一定的保守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它涉及到人的问题时，整个教育就复杂了，尤其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培养问题，那就更复杂了。如果仅仅是用人，问题还没那么复杂，比如我用人就是摘桃子，桃子好，我吃，桃子不好，我扔。可是当你作为做培育的主体时，那么你就是种桃子的人，你就没有这么轻松，也没有那么爽快。

主持人：对，他考虑问题要更多关照、培养等。

刘良华校长：是的。所以它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一个主体，比方说到底是学生负担重一点好还是轻一点好？比方说到底是能够让孩子全面开花，全面发展好，还是不需要做到太全面，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是有不同的。每个孩子长得都不同，你又凭什么要所有的孩子都齐步走呢，所以，个人还是有个性的发展的。

例如一个有个性的孩子，他只喜欢英语，不喜欢任何别的学科，可以吗？他不喜欢别的国家课程，只喜欢数学，可以吗？这样他是不行的。我们的教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他随时让别人感觉到教育没有一个明朗的表态。凡是明朗的表态的教育者，他都会吃亏、都会有问题。

主持人：所以这也是您的中庸之道，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表态。

刘良华校长：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法表态，我们的集团的文化除了那三个词语之外，背后还有三种思维。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思维来对这前面的三个词语构成一个补充、说明，也可以用这三种思维来回应你的提问。

比如说我们的集团的文化就是刚柔相济、外柔内刚、以柔克刚。怎么实现呢？例如怎么外柔内刚、怎么以柔克刚？我们再推进三种思维。

我们的第一个思维叫“你遇到的是矛盾，一眼望去你会感叹，怎么有那么多的矛盾，我无法克服，无论是校长还是中层干部，甚至是老师，他都觉得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实际上，不能这么想问题，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

即把它化转换到关系思维，让矛盾发生关系，它不是一个让你认为令人绝望的矛盾。我们要用关系思维去化解一切坚韧的将坚硬的东西，让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虽然我们没有那么浪漫，但是你用了你的关系思维来置换你的矛盾思维，最终，它还是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带来一些不同的光亮。

以上是我们第一个思维，再往前推进一个思维叫“整合思维”。我们有些人遇到困难时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在他眼前的不仅是个矛盾，而且在他一眼望去还是一团乱麻，这些乱麻就像针一样在吃他的浑身，让他觉得事情太多，任务太繁杂。而智慧的人他能够把一个散乱的珠子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他能够把不同的方向的资源往某一个方向去整合起来，然后他就看到一种新的力量。至少我们可以看到A不行，B也不行，但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道路是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整合的可能性。

我们除了关系思维整合思维之外，我们再提第三种思维叫转化思维。

当我们一个老师感到绝望，当我们一个中层干部感到很棘手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没法往前推进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我们这样的思维告诉他不要绝望。任何绝望的场景都只能说明当事人本人的智力不够、能力不够，而不是情景太复杂，让你绝望。我们往后也要用这样的思维去化解你刚才提到的某一些困难。例如某一些教育界的让人听起来那么保守，那么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刚关注了很多学校的视角，现在我们也换个视角，从家庭的角度出发，现在学校的家校合作做的怎么样？

刘良华校长：我们是很看重这一块，因为如果家长他不支持或者往教育相反的方向去拉动，那我们学校教育会很被动，所以我们会用几种方式来强化家校合作，第一个是建立家委会，提高家长的责任，例如我们会让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甚至也会让一些家长加入到学校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是对我们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表态的。

第二个方式是利用家长的资源，让家长以申报形式，经过学校的筛选后，让家长在学校给孩子开设选修课。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联系的方式，比如集团周报、集团的公众号、我个人创立的新父母教育公众号，我会在这个新父母教育公众号上发表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集团每周一的教育周报也会推送到这个公众号。家长们只要搜索“新父母教育”即可找到这个公众号。有问题要咨询的家长也可以在我这个个人公众号上留言，只要你注明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的家长，咨询家庭教育问题，我一般在两天内会给他回复。

主持人：近年来，您觉得广州这边的教育气候有哪些不足和待完善的地方？

刘良华校长：广州几乎可以作为中国教育界基本的模型。广州遇到的教育问题，全国基本都遇到。广州做得比较好的方面，全国也会都在做。如果说广州教育要改进的地方，那么为大家列举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谈论的教师减负。现在要把教师的负担减下来，其实不容易。主要原因是要减的部分都是教师教学之外的其他事情，问题在于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有哪些问题，学校就会有相应的动静，包括消防、有关地震的演练，这些都和教育有关系，但和教学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都会导致“教师减负”很难做到实效。

主持人：是不是有些配套还不足，例如消防，可以由专业的消防团队来完善，却转嫁到了老师身上？

刘良华校长：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当我们教师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试点办的制度，4:30以后我们引入社区资源，在这些社区资源进来了之后，它能够解放部分教师，能够让教师的负担多少有一点点分担，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学生貌似负担增加，其实是学生减负还是看得见的。

主持人：关于减负这个话题，您觉得课后430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去推动解决？更核心的应该从哪里去突破能让学校也方便家长也满意？

刘良华校长：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老师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能够给孩子提供相关的辅导。

可是问题在于，当这样的一个辅导需要有某种对老师的辅导，提供某些经费的支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制度上对人性的考验。

现在看来四点半现象，引入社区资源，积极的大于消极。好的大于不好的。所以这个制度可以改进和完善，但是这个制度本身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与此同时，是不是因为这原因导致课后的补习如雨后春笋般，您是否赞成课后补习？

刘良华校长：如果社会条件成熟，让孩子们能够在学校里面自由地活动，下午能够让孩子自由的玩耍。甚至如果有些学生想学专业的语数外的知识，我们学校也能够提供。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不需要让孩子到课外参加补习班的。课外的补习班，它的存在其实也有它的价值，它跟学校是一个补充。

它只是因为剧场效应，而让我们其他的孩子带来了压力，给家长带来了焦虑。所以现在才会有那么多的家长，有那么多的教育的机构，在反感校外补习班。其实校外补习班本身不坏，它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与剧场效应相关的。别的孩子没有进入培训班，你的孩子进入了，那别的孩子就会焦虑，会有压力，所以他不得不去跟你的孩子一样来报补习班。

主持人：其实家长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的心理。

刘良华校长：是的，这个事的事情其实不那么简单。如果让我个人来表态，我更愿意相信课外补习班是给学校的教育提供一个补充的，但是它需要管理上的规范。

主持人：所以你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需不需要在学校或者集团专门针对这个事情给家长再沟通沟通，比如说像你所说的，刚刚开一门专门的课，公众号正好推几篇文说一说。

刘良华校长：这个事情，我们在公共场合表态还是蛮谨慎的，有些家长条件比较好，他让孩子去学比较好的课外补习班、1对1，有些家庭条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公共场合表态会很谨慎。

主持人：那你认为破题口的破口在哪里？

刘良华校长：破题口的最重要的办法还是我们学校自己要争气。当我们学校的课程改革，当我们学校学生的有效学习，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第一，孩子们已经吃的比较饱了；第二，家长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学校。

（文章转自网络，守望新教育小编配图，转发未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