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阅读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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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文章摘录——

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正像“无用”的阅读给人的力量那样，它不是打击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铁凝《阅读的重量》（文章附后）

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所以，对中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还是让我受益终生。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精读；一是泛读。——莫言《最好的老师是阅读》）

自救的重要方法是阅读，她说只有看书的时候，生命体验才变得逐渐丰盈起来。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终其一生所做的就是输入和输出，读书对于我是输入，写作对于我是输出，就是这么简单。——蒋方舟《阅读与写作都是一个人的冒险》

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

作者｜莫言

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在这里，主要讲一下我读书的经历以及阅读对于创作以及人生的影响，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与对读书的渴望。当时农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能够找到的可读的书籍屈指可数。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阅读，才是最好的“补课”》）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学老师，他收藏了十几本革命小说，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书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当时我们家养了两只羊，放羊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书后，我往往钻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两本书看完。书读完了，天也黑了，羊饿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难免要受到家长的惩罚，即便这样心里也不后悔。

现在回忆起来，像我刚才提到的红色经典小说，它们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讲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童年确实是一个读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记忆力特别强，读书的热情特别高，读过了也能够记得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来一本书确实不易，因此对得来的机会格外珍惜。（《用大量阅读取代课后作业：一所美国小学的提分和减负秘诀——美国如何开展阅读教育》）

让我收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当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教材，汉语教材主要讲逻辑、语法、文言文；文学教材主要选录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铺子》《骆驼祥子》《说岳全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铺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走过的艰难道路，《雷雨》让我知道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老舍的《骆驼祥子》让我知道了北京车夫的艰苦生活以及生动活泼的北京方言。

《骆驼祥子》中有个细节讲到，车夫祥子饱喝了一顿凉水之后，肚子里发出的声音就像刚饮了水的骡马一样。这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当时在农村非常累了之后饱喝一顿凉水，活动之后肚子就会发出“吮当吮当”的响声。

这种描写非常生动、准确、独特，这对我后来走向文学道路进行人物描写产生了很大的榜样作用。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所以，对中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还是让我受益终生。（《母亲的格局，影响孩子一生——我与母亲的八个故事》）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我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农村的，干部战士加起来就十几个人。作为人民公社的饲养场，没有人来查岗，这样我就在岗上偷偷地读书。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三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还是读了不少书。

后来学校让我当政治教员，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首长还有观摩的教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阅读对学校意味着什么？》）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刊物。虽然我从事的是小说创作，但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更广。有一些小说之外的好读物也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让我燃烧起当年有过的阅读乐趣。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如果确实有创作的才能，不妨让他写写诗歌、小说，鼓励他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的学生都写小说。

一个人是可以既写出很好的小说，又能够成为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一方面写出了《围城》这样优秀的小说，一方面他又是博通古今的大学者。像我这样的作家，没有上过中学、大学，最终还是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作家。

假如让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如果能有一个像大多数孩子一样进入中学、大学学习的过程，我宁愿不要作家这个头衔。因为通过自学成为作家的过程太艰苦，而且这种作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尤其在外语方面，几乎等于空白。假如我们能够打开另一种语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阅读，我相信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观。语言也需要比较，只有几种语言在参照比较之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母语的奥妙。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虽然这些都是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但它让我们认识到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们恪守的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选题和创作原则让外国作家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候一方面是大量阅读，一方面是积极模仿和创作。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精读；一是泛读。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为精读和泛读就非常重要。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经典的读物，我们应该认真读；对于现在的网络作品，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了。（《读书，让我们“活着”——阅读通往自由》）

有了精读和泛读的基础，要想进行小说创作的话就从模仿开始。当然模仿对一个成熟作家来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模仿不是耻辱，而是捷径。鲁迅早期的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迹，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模仿果戈里，但这并不妨碍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慢慢他就超越了模仿阶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是跟个人对语言的感受相关的。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的语感至关重要。如果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那么后来的努力可能会事倍功半。掌握了一种很好的语感，就好像一个从事音乐的人很好地掌握了一种乐感一样。

当时在农村有一些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乐谱，但他们照样可以拉起琴来演奏一曲委婉动听的乐曲。这种感觉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爹说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家里有二胡，你练练二胡吧。刚开始拉的时候，只有“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来发现我己经能够演奏出《东方红》了。我的手、耳朵和《东方红》的旋律建立起一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间艺术家虽然不识乐谱却仍然可以拉出自己心中的旋律的原因。

我的创作也分为几个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这时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模仿，但他们还是发表了，因为里面己经出现了自己的东西。第一，里面表现的都是中国内容；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们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阅读，为了生命的完整》）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尽管前途渺茫，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个别有删节）

阅读的重量

作者｜铁凝

一般来说，阅读是和文字相关联的。虽然，人们有时也会把欣赏一幅好画说成“读画”。用在这里的“读”，强调的是欣赏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点出了看画与读画间的差异。但是，在网络时代，在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入“网”者众，正如那位美国著名诗人的著名短诗：“生活——网。”技术的战车把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看图被称为“读图”，而这里的“读”已不再意味着欣赏的深度。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着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这应该说是阅读的革命之一种。

不过我今天要谈的阅读，仅限定在纸面书籍的阅读。因为，虽然网络阅读的分量在今日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视，私下里却总觉得“符码”代替了“物质”的阅读，损失的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在我纯属个人的体验中，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不同的年代，阅读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现出不同的重量。 

七十年代阅读带给我的重量级冲动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也还坚持写，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甚至会编造一点写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很想肯定自己，让我生出一种从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的书，我选了《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群体性的阅读兴奋在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首当其冲，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甚至还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

阅读的无用之用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毫不怀疑。当我们凝神于阅读那“重”的一面时，其实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这里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前不久一位领导人看望季老，问起他正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这位领导人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你应该知道的。我以为季羡林先生的话其实是很深奥的，由此想到阅读重量里那“轻”的成分。

新世纪的今天

我们的阅读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农业科技、家庭医学、足球、赛车、房地产、保健、养生、美容、时装、烹饪、武术、花卉、商战、证券、股票……书海已经茫茫。这样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却更加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这与我所说的“轻”仿佛还有差别。

我所说的“轻”包含了阅读那“无用”的一面，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心境的解放。萨达姆在他最后的时刻，在他那个两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他的枕边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想一个人在那样的时刻，当他想到自己灵魂的时候，恐怕不会放一个钱包在枕边，对着一个钱包来解决灵魂的问题。虽然阅读《罪与罚》也无助于对他生命的挽救。也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西班牙总统前不久发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费赠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诃德》。

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正像“无用”的阅读给人的力量那样，它不是打击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的必须，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能比故意的强迫阅读或者故意的淡漠阅读都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似乎也就在阅读所呈现的不同重量里，找到了自己相对永恒的信心。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