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詹新书《我行我素》一览 | 比较

我不想打扰我的继任者最初与公众的接触，所以我决定在印度问题上保持沉默一年。这本书将在那一年结束后出版。此外，尽管我试图通过链接评论来解释我发表各种言论和采取各种行动的理由，但我尊重与各种公众人物交谈的隐私。我还增加了一些自己撰写的演讲和文章，主要是在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以及加入印度储备银行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期间的著述。

本书的标题表明公共生活于我而言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我享受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是因为我认识大多数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时，一位我认识的记者问我是像耶伦一样温和，还是像沃尔克那样强硬。我知道他想问的是什么，但拒绝被归入他已经划定的人物类型。我带点开玩笑的口吻，模仿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经典开场白说：“我的名字叫拉古拉迈·拉詹……”令人惶恐的是，说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知该如何在没有透露更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结束发言。因此，面对电视镜头，我用“……我行我素”这句话蹩脚地结束了发言。由于某种原因，这句话成了第二天的财经新闻标题，我们的货币政策细节则沦为内文。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甚至传到一贯支持我的女儿那里，她给我发送了好几个拇指向下的表情符号，强调对我那句无心之言的负面评价！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标题是恰当的。两届政府基本上给了我在储备银行的自由，把他们的信任寄托在我身上。我知道自己有三年任期，可以努力推动变革。最终，既得利益集团常有的反对声音会越来越大，但我希望印度储备银行届时能完成大部分必要的改革。它也的确做到了。

我是在货币危机期间上任的，当时印度被称为“脆弱五国”之一，所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稳定。但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金融部门改革的前景将有助于稳定。随着印度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这些改革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当然，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会被逆转。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是在新的制度机制中体现改革，以及在印度央行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明确改革的主导权。

这让我有了团队精神。在印度储备银行任职并不是我在管理方面的第一份工作。但这是我第一次掌管一个拥有17 000 人、资产超过4 000 亿美元的组织。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组织？显然需要帮助。我发现，管理中最重要的任务是选择好的副手，我设法找到了很好的副手。我的角色是设定总体议程（当然，与副手们协商），得到政府的同意，让经验丰富的同事填充细节并排除不可取的措施，必要时推动和敦促储备银行，以便严格按时间表推进议程，然后在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公众）沟通后推出我们的措施。

改革不是秘密推行的。虽然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的全部意义在早期可能并不明显，这使得反对意见更难具体化，但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的路线图是由印度储备银行指定的各个委员会制定的，在公开演讲中宣传，在与利益相关者讨论后实施。我们总是愿意听取他们提出的替代建议，但是，任何建议在被接受之前，都必须通过我的经济学或金融学常识的检验，以及我的同事对建议是否符合理性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实践的检验。总的来说，这些双重检验帮助我们过滤掉了无用的建议。

我们的改革以增强市场导向和改善竞争的需要为指导，确保我们拥有合理的法规，而且以可预测和透明的方式执行法规，并以慎重且稳定的方式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以便国民经济系统可以适应。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这就是我们如何处理从通胀管理到解决不良贷款等问题的方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尝试将流程制度化，以便它们既可预测又能持久。印度正在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大国，形势复杂多变，因此集中控制是不可行的。政府将需要从已占领的经济制高点中退出，将自己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治理框架，并将经济活动留给人民。为了激发人民的集体能量，并以可持续和公平的方式迅速发展，印度必须在未来几年内推行许多此类改革。

我的演讲是稳定和改革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能够向投资者和公众解释变革的理由，宣示改革的基本要件，并在起草具体条例的同时吸引舆论领袖参与辩论。描述并反复交代我们打算做什么的额外价值在于，它使印度储备银行可以在公布预定的改革时，也即远在改革实施之前，就获得市场的认可。如果市场再次动荡，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的许多演讲都试图向更广泛的公众宣传金融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如果有人受演讲吸引去深入地学习，那就进一步普及了金融和经济学知识——我得到了每个老师想要的东西，一个国家平台，一个我试图有效和负责任地使用的平台。

我还利用我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印度央行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即管理该国的宏观经济风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目标促使我发表了一些更具争议的演讲，这或许是因为我的演讲超出了央行和监管的常规领域，或许是因为我的一些警告被意外地视为对政府的挑战。然而，我认为，作为管理国家宏观经济风险的主要技术官僚，这些演讲是央行行长职责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学者，我所有的演讲都是自己撰写的。我的妻子拉迪卡（Radhika）饱受很多演讲初稿的折磨，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然后，我让印度央行负责相关主题的专家审读演讲稿，以核实其准确性，接着由我非常能干的行政助理朗读［开始是永远可靠的维维克·阿加瓦尔（Vivek Aggarwal），后来是他的继任者瓦伊巴夫·查图维迪（Vaibhav Chaturvedi）］。最后，我们负责沟通的首席总经理阿尔帕纳·基拉瓦拉（Alpana Killawala）对是否存在政治争议进行审查后，我做最终的准备，并发表演讲。

媒体的关注总是无所不在，即使是在那些应该排除媒体的场合，在场的人也总是愿意给媒体爆料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起初，新闻媒体关注的可能是希望我能就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提供一些“猛料”，但是当他们意识到我没有就货币政策会议之外的新政策发表言论时，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因为演讲很有意思而来的（这样就不会失望而归）。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媒体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这让我能够很容易地传达印度储备银行的信息，但一篇被误解的演讲或评论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并制造不必要的摩擦。我认为这是公众参与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我有时也会质疑这种误解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

央行行长一职可能是所有印度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工作。有很多次我回到家身体疲惫，但很高兴我们真的做出了改变。在公共管理领域很少有人能这样说，因为他总是受制于需要得到其他组织的认同，而地盘之争使他难以前行。在印度储备银行，许多问题的决定权都在我们手中，而且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可以取得持续的进展。这也意味着这份工作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因为考虑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我必须不停地思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一位政策经济学家担任央行行长就像让一个孩子在糖果店里乱跑！

这并不是说这份工作总是轻松愉快的。尽管我与政治领导人有良好的沟通，先是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 和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Chidambaram）博士与我定期亲切会见，在政府换届后，与我会见的是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财政部长杰特雷（Jaitley），我也与一些官员相处愉快，但工作中也有不愉快的一面，那便是与那些正试图削弱央行以扩大自己地盘的官员打交道。在我作为央行行长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参见后文），我向政府提出了如何减少这些无益摩擦的建议。

任何公职都会受到不应得的表扬和不公正的批评。人天然地认为后者压倒了前者。但后者可能更有助于你辨析信息。在我的这些演讲中，很多内容都隐含着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全貌。这些批评在促使我做出回应，以演讲进行澄清的同时，也帮助公众增进对政策的了解，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是个亮点。但是，除了工作所带来的有个人满足感的丰厚回报之外，我还愉悦地得到了超额补偿，包括学生告诉我他们受我鼓励去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包括飞机上不认识的乘客对我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甚至包括安全官员在给我的登机牌加盖印章时，询问我何时再回国内工作。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这不是“全盘托出”。不过，在结束这篇引言之前，我还要谈及一个议题，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我拒不作答，直到我的沉默期结束，那就是2016 年11月在印度宣布的“废钞”运动。据报道，议会各委员会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我何时知道废钞的可能性以及我对此的看法。媒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我（在废钞进程的早期）反对废钞，后来我又（在最近的报道中）“支持”废钞。

关于废钞问题，我唯一的公开评论是在2014 年8 月的拉利特·多西（Lalit Doshi）纪念讲座上回答一个问题时发表的。那时，政府还没有提起这件事。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今年8 月，在一年一度的拉利特·多西纪念演讲上，拉詹说：“我不太确定你的意思是否是将旧钞废止，转而引入新钞。过去，废钞被认为是让黑钱退出流通的一种方式。因为人们不得不说明‘我的保险柜里怎么会有1 亿卢比的现金’，他们必须解释钱是从哪里来的。废钞经常被用作一种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我的感觉是，聪明人总能想办法绕过它。”

拉詹说：“黑钱囤积者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钱分成很多小份。你会发现那些不曾想到把黑钱洗白的人，就会把这些钱转移到一些寺庙的地下钱庄（hundi）。我认为废钞是有办法的。清除黑钱不是那么容易的。”

拉詹表示，相当一部分未入账的现金通常以黄金的形式存在，因此更难获取。他还表示，他将更多地关注那些导致黑钱产生和留存的激励措施。他补充说，在税收方面有很多激励措施，目前的税率基本上是合理的。

鉴于包括议会在内的各种立场都归因于我，让我澄清一下。2016 年2 月政府曾问我对废钞的看法，我做了口头陈述。虽然可能会有长期收益，但我觉得短期的经济成本可能超过这些收益，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来实现主要目标。我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些观点。然后，我被要求准备一份备忘录，由印度储备银行汇总后交给政府。它概述了废钞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以及可以实现类似目标的替代方案。如果政府在权衡利弊后，仍然决定继续废钞，该备忘录概述了所需的准备工作和时间。印度储备银行指出了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

随后，印度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议这些问题。负责货币的副行长出席了这些会议。在我的任期内，印度储备银行从未被要求就废钞问题做出决定。

长话短说。让我以感谢结束这篇引言。我的妻子一直是我在孟买的支持者，因为她是我一生的伴侣。她能让我脚踏实地，甚至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在节假日偶尔回家的孩子们，不仅忍受父母不在身边的痛苦，还帮助我暂时摆脱行长的角色，感受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一如既往无条件地给予我安慰。我要感谢印度储备银行的同事，他们不知疲倦地与我一起工作，热情地对待我的家人。最后，我要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克里尚·乔普拉，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本书就不会问世；感谢西德希·伊纳姆达尔（Siddhesh Inamdar）的精心编辑；感谢拉金德·甘朱（Rajinder Ganju）的排版工作。

拉詹不仅仅是杰出的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在金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上，他也是世界级的思想家。

2013年9月，当拉古拉迈·拉詹担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时，印度卢比大幅贬值，通胀居高不下，经常账户赤字巨大，外汇储备不断下降。由于一项又一项措施未能稳定市场，投资者担心一场全面危机即将爆发，并将印度列为“脆弱五国”之一。

拉詹的反应是全力以赴，不仅要解决信心危机，还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表明印度推进改革的决心以及相关机构的实力。他概述了一个超越当时危机的愿景，着眼于长期增长和稳定，从而恢复投资者信心。在随后的三年里，他做出了大胆且富有远见的决策，为古板的印度储备银行带来了勃勃生机。

本书是拉詹在印度经济动荡不安的时代执掌央行的思行录。无论是控制通胀还是债务减免，拉詹把每一次演讲都作为向公众普及经济学理论和概念的良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予以阐释。他还直言不讳甚至尖锐地谈到了一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银行教科书上并未谈及的问题：腐败，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宽容和尊重的必要性，政治自由与繁荣之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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