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免疫大失败（2）

编者按

 续接：免疫大失败（1）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种微生物传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

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显微镜发现人用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时，他觉得很惊奇：微观的镜子里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微小生物的世界！后来，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细菌致病的学说，人类便视微生物为敌人。此后，人们又在病人的身体里发现许多细菌，以此来估计和证实生病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从19世纪后一阶段至20世纪这一百年中，西方医学一直把微生物作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时把消灭细菌（包括病毒）作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药物充斥市场，作为非处方药物让人们自由购买。20世纪最后的20年开始，社会上许多人才知道人是与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满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体体内也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赖于这些微生物的平衡，现在称之为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平衡是指这些微生物在体内，占据着合理的地方，不过大也是不太小；有着合理的群体，不过多也不太少；它们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个目的是维护自己种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物种群，都会这样以“放毒”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种群生存的。现代人类以各种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环境，也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种群的生存。

过去的观念错了，它也影响了医学的研究，现在当然应该进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们曾经把细菌分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两类。现在我们发现，许多曾被称为致病菌的，例如结核菌、脑膜炎杆菌、白喉杆菌、葡萄球菌等，它们都在人体内悠哉游哉，并没有使人生病。据一些专家说，不管什么细菌，在人体内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胁，就不放毒素，对人无害。人体细胞里，还有许多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们，我们也会生病。这是人类已知的最小的生命体了。但是，这些小东西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氧的时候，它们是需氧菌，缺氧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厌氧菌。对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这供氧的多寡之间。这当然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的。好比人活着，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条件，除了供氧，还要吃饭、活动、过感情生活等等，太过或不及都会生病，非常的复杂，不可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以上情况，说明生病与否不是微生物有无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致病菌有无的问题，而是人体自身是否健康的问题。人体里有致病菌不一定会生病；人体里无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内经》里黄帝问歧伯：疫病使许多人互相传染，为什么有的人却不会受到传染？歧伯的回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说明保持健康主要在于人的自身的正气。

自从詹纳（发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内含杀死的或减毒的病毒或细菌），预防人类传染病开创了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后，西方开始了一个杀菌和免疫的时代。20世纪初，有一位卓越能干的爱尔兰人，杰出的细菌学家、医生——赖特爵士。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去预防伤寒病，挽救了很多生灵。他发明了多种重要的细菌学试验和技术，而且在英国伦敦创立了细菌学并提出了免疫学说。赖特因为过偏地强调他所认为的免疫方法，给后世的医学研究带来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会对疫病流行的三个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感染是讲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讲防止疫病传播的道理；免疫是讲人体不受传播影响的道理。我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宣传疫病感染的可怕，这种宣传往往夸大事实，制造混乱。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脑炎等，以及很多确实能传染的疾病，都曾发生过这些状况。在这些疾病中，有一些确实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却是并不那么可怕的，有一些则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许还是有益的。因此，单纯宣传感染的可怕，其背后另有目的——销售药物。

防止疫病传播则是一整套系统的行政措施，例如检查、隔离、消毒、治疗等等。历史的经验证明，防疫比人工强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这里当然也包括宣传，避免相互传染。但这里面的宣传，就有可能会被谋利之徒利用，制造恐怖、恐吓，以使他们达到发病难财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制药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统的学问。

免疫则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减轻疫病感染的程度为目的的工作。现代西医提出对疫病的治疗学说，从理论到实践，一直是失败的。这说明，这套学说值得反思。疫病的传播人数，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为什么有人乐此不疲？因为，免疫的整个理论和行动，被制药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举，却变成了恶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动不是想防疫，而是想发死难财，如果疫病真的给控制了，他们从哪里发财呢？开药店的想人人都生病，开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说，内科治疗避免感染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笔者研究了西医治病的方法后，却发现所有治疗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疗癌症的化疗、放疗，能降低白细胞；最普通的止痛药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细胞；病人发热到医院里做血检，医生见白细胞升高就说，先把白细胞指数降下去。在西药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药、抗菌素，也会对免疫功能造成损害。若是无法治疗的疾病，都被推给了免疫功能问题，这样，西医的内科医生，就把自己的责任摆脱了。至于治疗，医生又不得不用激素来打发病人，一点也不怕病人因这种药物造成的内分泌紊乱，因此使激素名声扫地。回想非典时期的SARS治疗，重剂量的强的松类药物，固然抢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现在还不到10年，这些人中大多数因肺纤维化而陷入悲惨境地。

（三）菌苗疗法和吞噬指数

免疫学说是细菌学创立者赖特博士建立的，其内容是以人工培养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并注入身体，或从病人身上取得这种致病的细菌，经人工培养后，使用杀死或减毒的方法再注入人体，诱发人体自身产生对抗该病毒或细菌的抗体，使疾病痊愈。或注射在健康人体内，如果以后遇上这种病菌，就不会发生这种疾病。这里的意思是指人生了病或者死亡，西方的医学家都会认为必然是受到某种微生物的感染，受感染后的人体就会产生对付这种微生物的抗体。

这就是西方医学：把感染说成是生病的原因；把病愈说成免疫的结果，于是制造出一系列的免疫学说。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讲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中，还缺乏一种更为深奥的内涵。这就是人的生命如何组织免疫。生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这个自组织系统里有着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生命存在与死亡的根本力量。在毫无内科医学基础的西方，建立免疫学说无疑应该说是一种很重大的进步，如果按正确的步子走下去，也许就会到达认识生命的终点。但西方的医学成就，很快就被市场的唯利是图淹没了。

赖特爵士是一个对自己学说的不疲倦的鼓吹者。英国、欧洲和美洲很多医院都建立了细菌学临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长的细菌制造菌苗，以及测定吞噬细胞指数，稍后还测定调理指数。他们声称，菌苗疗法对治疗阑尾炎、结肠炎、脑膜炎，以及肾、中耳或子宫的感染，甚至对反复发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疗效。赖特认为注射结核杆菌的提取物，对局部的结核病，如皮肤、淋巴结、肾、骨、腹膜的结核病，都很有治疗价值。他相信肺结核病人长期卧床至体温正常之后，用结核菌苗治疗可能有效。

（上个世纪初，西医对肺结核病人的骨蒸潮热毫无办法，也没有什么药物，因此主张卧床休息。正是因这卧床休息不是个好主张、好疗法，许多患者缺乏适当的运动锻练，因此死了。现在主张患者适当活动，因而避免了死亡。我的母亲36岁患肺结核，我的大哥16岁患肺结核。正因为父亲是西医，主张卧床休息，不到两年都死了。我29岁患肺结核，只采用艾灸膏肓穴；我儿子26岁患肺结核，只服用中药百合固金汤，我们都没卧床休息，也没吃抗结核药物，现在都健健康康，肺里也没有钙化灶。这说明，不是肺结核把人弄死，而是错误的治疗方法死人。）

“1900年，赖特提出了对已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疗的假说，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后两年里，他从葡萄球菌引起反复发生疖病的病人身上，分离并培养这种细菌，然后加热杀死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内。和莱恩爵士一样，赖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强烈影响，后者是细胞免疫这个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细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细胞（称为吞噬细胞）消化和破坏的过程，并且推论这种作用是身体防御感染的重要机理之一。赖特发现，用产生感染的同种细菌制成的特异疫苗注入人体内，可以增强吞噬细胞消化细菌的能力。测量这种能力的指标由他命名为吞噬细胞指数。他相信，接种后吞噬细胞指数增高是一种有效反应。赖特用杀死的葡萄球菌接种6名疖病患者，在几个月内病情都有改善，他们的吞噬细胞指数升高。但是，病人的临床状态和吞噬细胞指数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吞噬细胞指数时时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在1902年，赖特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试验，在这篇论文中，他乐观地推测这种方法可以扩展到用来治疗结核病、链球菌感染，以及淋病。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菌苗疗法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占据了本世纪的前五十年，菌苗疗法成为治疗所有疾病的主要方法，并为病灶感染论信仰者所广泛使用。”

（《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79页）

现在看来，米契尼可夫的描述，只是他的一种主观想像，是不是真实的还很难说。显微镜下是看不出吞噬细胞活动状态的。赖特认为吞噬细胞指数与患者的临床状态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此吞噬指数非真科学。因为，假使吞噬指数高，说明病人机能亢进，临床状态则会表现精神亢奋。

医学是维护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建立起一门系统的学说，赖特的免疫假说与莱恩的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的病灶感染论都在上个世纪初出现而没人质疑。这种对新学说不加思考地全盘拿下，正反映了西方内科医学的初创和肤浅。在实践中，因为自身中毒论与病灶感染论都是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它们对患者（包含健康者）的伤害很快便被发现，并在西方学术讲坛上受到批判。而赖特的免疫假说却经历了一个世纪才被剥开，这是因为它立足于微生物学，其实践都是非常地专业化的，其伤害不像外科手术那样的明显，并能在短时期内显示。它的实践成功与否，又必须通过长期考察对比，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的。在这么一个长时期中，即使出现矛盾的地方，西医学者们又以他们的臆想“完善”它。其中的说法，都是以微观世界为基础的。例如吞噬细胞指数、调理指数等等许多无法说清，也没办法取得实证的概念，形成了一门纠缠不清的学说。这里面的道理，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究毕生的精力来分清它的是非。如果不从源头寻找和辨别，谁也休想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践，终于把免疫假说是非的真面目展示出来了。

根据免疫学说，患者既然已受某种微生物感染，他的免疫机制自然而然地受到刺激，因而会产生抗体，为什么赖特会认为还要从体外再输进这种被弄死的微生物来治疗来刺激所谓的免疫机制，增加病人的负担？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假设，一个人在挑100斤的担子，有人若出主意，为了使他挑得更轻松，必须给他加上50斤，岂不是个大笑话？给结核病人增加结核菌数（或毒素），给链球菌感染的病人增加链球菌数……就能治好这些被感染的病人，这是什么数学定理？无怪乎现代医学的失误，是因为他们的大师、细菌学的创始人赖特竟然连最基本的数学加法也不懂，岂不奇怪！

上述可见到，赖特所说的“病情都有改善”，不是指临床状态，而是指吞噬细胞指数。但，这又是他的一厢情愿，不具有存在的可能：

其一是该指数有很大的波动，无法重复实验；

其二，该指数的高低与患者精神无关。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该指数确实存在，那么，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检测。西医医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它的可检测性。而赖特提出的吞噬指数不可检测，人们该如何知道它的存在？

其三，医生必须知道生病的人在有效地对付疾病，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医生根据什么来认定他的治疗是正确的，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继续按此方法进行治疗，或者认识到这种治疗错误，然后改进他的治疗方法或停止治疗？照理说，如果病人得到正确的治疗，其抗病能力增强，必然会在其精神上（也就是临床状态）有所表现。如果说“病人的临床状态和吞噬细胞指数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医生无法判断其转归，岂有“病好了，而病人感觉不到”的道理？所以，所谓的“病情都有改善”无据可依，只是赖特个人的臆想而已。赖特曾于临床上使用菌苗治愈患者，便误以为菌苗有用。但临床上治愈，就能肯定是医生的疗法有效吗？没有对生命的认真研究，或出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就会抹杀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在疾病痊愈中的主角作用。

当我在临床上治好一个病人时，我常常会向自己发问：“这个人的病真的是我治好的吗？”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之处。中医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西医过分相信治疗的作用而忘了生命的主角作用。因此，中医临床非常重视药物的毒性，极怕对生命的自愈能力造成伤害。而西医却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医生不可能治好一个没有自愈能力的病人，因此，愈病的关键在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而不是医生的药物。尽管，医生已经用了药物，病人的病也好了，医生能绝对认为这病之所以痊愈是药物产生的效果吗？

现在许多人感冒发热，医生都使用抗菌素，这些人的发热也真正退了，我们能相信是抗菌素治好的吗？如果抗菌素真的能治好感冒，“1975年美国佛蒙特医科大学的一份统计指出：大部分美国医生采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但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所以使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是绝对不会产生丝毫疗效的。”（《顺势疗法》45页，陈树祯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

上述说明，赖特认为他在临床上取得的成功，便认为这是疫苗的作用，根本没有想到的是，病人生命的自我痊愈能力。因此，导致了一个世纪的疫苗错误。

从赖特治疗疖肿的方法及其疗效上看出，英国在上个世纪初，他们医学界治疖肿还处于蒙昧时代，赖特的治疗方法，几个月才见成效。在我国，疖肿是农村里比较普通的外科疾病，不知道治疗的人会觉得它确实很顽固。在肩上的叫扁担疖，在项后的，叫九子十三孙，但却很多农民都会治，其方法就是在疖子顶上灸一炷就不再发了。

疖子刚起时，只一小米粒大，几天之内就大到1-3厘米直径出脓了。成脓前疼痛不堪，脓出后就收疤，继着又出新的，此起彼伏发个不停，故给患者造成很多痛苦。刚成时就用小炷，即用米粒大的艾绒灸后，疖肿即不再长大。假使它是葡萄球菌感染而发的，那么，这葡萄球菌哪里去了？所以我研究了阿是穴原理后，觉得与其说是葡萄球菌感染，还不如说是生命利用了葡萄球来制造疼痛，刺激经络，以疏通经气。也就是说，当生命发现其某些经络有障碍，就利用葡萄球菌来制造阿是穴，利用葡萄球菌使这穴位中的肌肉腐烂作痛，使经络信息放大来解决经气不通的问题。

我的一朋友长期微热，后来生了九子十三孙，用各种抗菌素都无效。我采用艾灸治好了他的疖子，微热也消失了。我认为赖特发现生疖子的原因是葡萄球菌感染，其治疗却见效不多，道理就在于葡葡萄球菌只是被生命利用的附着物，不是真正的原因。赖特提出吞噬指数的失败，乃忽视了生命本身的作用。笔者的治疗方法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只要出现疖子，你施用灸治就必定成功。赖特所谓的葡萄球菌感染，是从疖子里挖出来再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赖特特菌苗疗法被制药公司检了“破烂”，改制为“免疫疗法”，又在“防重于治”的借口下，以政府权力全面展开，把健康的人用防疫针打成病人。目的只有一个：让制药公司发财。美国的五百强中，十大制药公司的利润，超过了490强的总和这个事实说明，美国为什么如此热衷地向全世界推广他们的免疫疗法，如此热衷地制订许多有利制药公司的政策。因为，这些制药公司是他们国家的，是其保持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主要经济台柱。

（四）赖特反对对照实验

“吞噬指数”是赖特用来作为检测菌苗有效率的依据，但是，这个检测指数赖特自己也没有当真。它同样说明了现代医学的所有指数的不可靠性，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失败的，就好比用HIV抗体来测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样，“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现在的医学家，对这种波动和可重复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许是受了赖特的影响。因为，赖特不仅没重视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视对比实验。现在许多西医反对中医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对比实验，岂不知他们的祖师爷也是反对的。

赖特反对对比实验是因为这种对比常常与他所说的对不上号。中医不能做对比实验，是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异性。而且每个生命都会根据自己的抗病能力，设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现。因此，无法把他们看作一种病，来做对比实验的。

“福斯特在他的《医用细菌学和免疫学》一书中指出：‘例如，一只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链球菌免疫之后，它不仅能在注入活链球菌后生存（细菌可使没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从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护没有免疫的兔子，它在注入活菌后也不死亡。在这种实验情况下，抗细菌血清是有效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原理应用于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经证明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不过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菌苗疗法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没有一只患任何感染的动物是用菌苗疗法治愈的。菌苗是有用疗法的根据来自临床实践，这个证据应该足以使公正的观察者信服。但问题在于证据不能令人信服。’”

（《现代医药医药的错误》第79~80页）

赖特的菌苗疗法就是免疫疗法。后来它改为免疫疗法是因为菌苗疗法在实践中被证明失败了，现在的免疫疗法是它的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因此，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词两样而已。这就是很多商业的运作模式的手法。因为，西方医学与商业行为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排他性。照理，医学是不能排他的。医生的责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复杂众多，医生的能力却很有限，每个医生拥有的治疗方法很少，不能保证必能治好。因此，医学或医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断汲取别人的知识、医疗手段和经验来充实自己，而不是抱着一二种疗法自夸自擂。所以，法国科学院院长，伟大的医师马根迪才会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医师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现代医疗批判》131页）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医学的医学家都是以不断吸收别人的治疗经验来充实自己、充实医学的。但只有西医学没有这样做。西医在美国，利用权力不仅排挤顺势疗法，还把所有的自然疗法说成不科学，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和打击他们行医。西医进入日本，就鼓动立法取缔中医。在中国，不断地利用他们的代理人骚扰中医，几乎把中医压扁了。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民族医学几乎都被斩草除根了。中医学之所以仍一枝独存（辛苦的独存）是因为不仅历史悠久，典籍浩翰，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理论系统完整，信仰的人口众多，任何国家民族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中医是中华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树可断而根是断不了的。

对照实验是现代西医在治疗用药中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西医在中国排挤中医，说中医不科学的一个理由。但是，没人知道细菌学的创始人是反对这种实验的，而且，反对的理由也被兰伯特医学博士（《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的作者）认可的。在医学界有否其他人认可我不知道，至少，细菌学的奠基人赖特爵士也是反对的。我当然认为有很多对照实验并不真正科学。

“赖特和其他人举出了很多有效的个别病例，以及明显治愈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疗法有效的临床印象，但没有提供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而且多年来没有进行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赖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对那种同时进行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他不同意用英国统计学家提出的统计分析。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疗的患者们作为对照。但他们可以用另一些人来代替，例如用其他疗法或其他医生来治疗病人。如果现在这样做，研究的争论就会发生混乱，不仅两组的可比性有怀疑，而且会提出问题：对照组所用的疗法是有害还是有益的；特别由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混乱。如果你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所研究的问题带来混乱，我想，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菌苗疗法的效果。我已经用事实来说明其疗效，它已成功地治疗很多顽固的危重病例。’”

赖特反对对照实验的理由是站得个脚的，因为，不可能找到生了疖子病而不愿意进行治疗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让病人所生的疖子停止长大吗？它还不是天天在变化。所以，对照实验的科学实质只是一厢情愿。但是，现在说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人，例如方舟子，总是抱着这个问题不放，以为这是一张攻击中医的大牌，却不知此牌的不科学性已有赖特反对过了。所以，我认为，不是因赖特反对对照实验使菌苗疗法失败，而是因为菌苗疗法对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和动态性的无知而失败的。

“赖特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所说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他的认识和立场，而且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医师对待任何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的态度。稍后，英国统计学家希尔等逐步使很多医生相信：当对新疗法有怀疑或不摸底时，适当进行有对照组的试验不是缺德的。正是赖特的这种态度，使菌苗疗法的错误持续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现在使用统计学方法，在那时是得不到运用的。”

甚至是拉什医学院的校长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论的热心传播者，也很难去测定调理指数，也不能在一大组病人中去发现菌苗疗法的效果。在本世纪20年代，临床医师和细菌学家们已越来越怀疑赖特菌苗的价值。30年代，才进行了一次精细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把大量的关节炎病人随机地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制造的菌苗，另一组注射盐水。正好每组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显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复发性疖疮可能是个例外，对这种感染注射菌苗的预防作用大于治疗效果，其他的菌苗现在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尽管教授和教科书的作者在谴责，医生们虽然也知道菌苗无效，却没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药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疗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药厂生产，并有时为医生所使用。

（《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1~82页）

(待续)

| 作者简介 |

潘德孚（1935–2016），民间知名老中医，执业中医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高级顾问，“天下无癌论”的最早提出者。

1935年出生于温州，1960年自学中医，先后师从温州名老中医方鼎如、胡天游、谷振声三位中医名家，专于学，勤于医，敏悟慧思，术业日精，尽得诸师之所长。行医50年，活人无数，悟道有成。1983年退职开设温州市潘德孚中医诊所。

2000年最先觉察到医疗市场化导致腐败后患，挺身发表了《医疗腐败的根源探讨》。同时总结一生临床心悟，著成《潘德孚医话》《治病的常识》等书，质疑西医理论，反击中医伪科学论。由于临床疗效卓著，《温州日报》为之特辟的专栏上发表了《中医小故事》50余篇，深受群众欢迎。近年出版《解悟中医—-相信你的自愈力》（浙江科技出版社版），汇集了许多临证小故事，阐明医生临床的任务不是卖药，而是要“帮助病人策划一场战胜疾病的战争”，因为，只有病人自己，才能战胜疾病。

潘老学养精深，历练丰厚，深通医理，率先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的精辟见解，明确指出“病灶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治病应该治原因而不是治结果。现代医学专门在人体某部位查找病灶并加以切除的疗法乃是方向性的错误”。

| 主编简介 |

高浩宇，中医师，字履冰，潘德孚生命健康医学研究院院长，第四届生命健康医学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针灸教育分会理事，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会员。主编著作4部，发表论文7篇。

自幼学医，医术传承于浙江温州名医潘德孚老先生，八年来，先后于北大医学部、中国中医科学院进修中医与针灸，现从事癌症、白血病的治疗研究。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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