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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逝世,我们该如何纪念一位经济学家

张是之 张是之的字留地 2023-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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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是之

1.写在前面

2023年2月27日,厉以宁教授逝世,享年92岁。

给《南方周末》的写了一篇约稿,简单聊一聊厉以宁教授。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厉以宁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培养出的学生,这应该是当代教师的天花板了。

实话实说,此前并没有详细了解过厉以宁教授的文章和观点,因为在很多经济学理论书籍中出现的也不多。

为了写这篇文章,连夜翻阅了一下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还是有些话要说的。

熟悉奥派理论再去读他的书和文章,肯定会有很多不赞同的地方,这很正常。

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些文章写就的年代背景考虑进去,其实就很容易理他的写法以及观点。

有些是历史的局限性,有些则是历史的无奈。

改革开放终究是一个渐变而非剧变过程,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几部法律就能搞定的。

搞剧变的苏联,已经解体,今天剩下的俄罗斯,也已是残像败露。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奥派理论的正确,可以用严谨严格的理论来要求观点,却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人们。

即便是厉以宁教授当时就熟悉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恐怕就不会有他今天的建树和地位。

逻辑是必然的,历史是偶然的。

历史的走向由很多因素促成,而厉以宁的出现,以及他的付出和努力,让特定时期的中国加快了向市场节奏的靠拢。

下面是正文部分。

2.所有制改革问题

在此前提下,他指出所有制改革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的。应当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种所有制,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

第二,对传统的全民所有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三,对传统的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四,建立由多种所有制混合组成的新型所有制,即包括全民、集体、个体等所有制在内的新型经济联合体。

从此后的我国的改革发展历史看,厉以宁的这些思考和讨论落到了实处,为中国经济摆脱原有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支撑。

3.股份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后因为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奔走,因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厉以宁对国企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1988 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的《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一文中,他指出,企业财产关系不明确是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的基本原因:

国营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基本原因在于国营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利益、责任、权利的主体。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劣与自身利益的多少没有明确的联系,企业既不承担生产经营和投资风险,又缺少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环境再好,干部和职工的个人素质再高,企业仍然不可能成为经济机体中的有生命力的细胞。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依然有效,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可以为今天的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股份制在全国全面推开,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认的股份制的地位。

十五大报告中写道: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据厉以宁回忆,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

2009年,厉以宁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组委会认为,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提倡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厉以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他不仅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

他还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第三次分配”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放缓,已是高龄的厉以宁仍然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问题。

他担心中国会像拉美国家一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他认为社会不和谐突破了一定界限是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基于此,他强调道德的力量,构建了“三次分配”理论。

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

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

而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比如慈善捐赠、贫困救助、和抗震救灾等等。

这些主张在2021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中得到了体现,“第三次分配”被写进规划中。

5.我们该如何纪念一位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影响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开宗立派、创立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论影响世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世界。

比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米塞斯,都是这样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种则是未必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但手上握有经济学理论,躬身入局、亲自参与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厉以宁则属于后者。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他在《教育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

经济学不研究物的关系,它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如何利用生产出来的财富为人类造福的问题。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经济学不要单纯研究“是”或“不是”的问题,也要研究“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不值得追求的”这样一些问题。

很明显,与一般经济学强调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实证分析”有所不同,厉以宁非常重视“规范分析”。

他认为,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

我知道,从奥地利学派来看,这种方法论是不能接受的。

但正是这种不同,让他不仅有经济学家应有的冷静和客观,还让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热情和情怀,让他更加与众不同。

先人已逝,我们今天该如何纪念这位经济学家?

简单说,坚持求真务实才是最好的纪念。

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传承其严谨的治学精神,还有那“经世致用”的情怀,抱有一份热情从事热爱的事业。

还有另外一种纪念,那就是我们不应因为厉老先生的光芒而回避其失误的地方。

经济学的传承,不仅是从正确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还有从错误的理论和经验中吸取教训。

正像厉以宁本人在80年代初那样,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都能直接说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样的观点。

如果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讨论空间,并因此让中国将来变得更好,我想这也是他老人家期望看到的。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好的纪念。

2023年02月28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略有改动。可以扫码移步看看《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在说些什么。

题图:Claude M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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