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记忆】宜昌曾经流行 “来会”

▲1980年宜昌镇江阁江边

有一如今在深圳的老宜昌人朱文武告诉笔者，20世纪70年代他老爸是柴油机厂的工人，工资45块5，老妈是家庭妇女，哥哥姐妹加上他全家6口人，就全靠他老爸这点工资。而且他们三个大的下农村，妹妹还在上学。

▲1982年宜昌铁路坝（今夷陵广场）

他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有些紧，倒也不愁吃不愁穿。要知道那个时候工资很低，物价也很低。像他老爸这样每月45块5已经是高工资了。厂里工人的工资普遍在17、22、27、34元、41块之间。

▲1986年宜昌某展销会

好在那个年代，厂里分配住房，上学不要钱，生病住院看医生都不要钱，生活超低价，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凭票供应，可公平合理，人人有份，加上便宜，也就都过得去。朱先生是69年的知青，71年参加工作，工资28块，如果是学徒工还只有18块。每月交家里10块，留下18块自己用，感觉过得比现在财务自由的那些人还要潇洒自由。

▲凤凰二八自行车

后来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要100多块，就有些犯难，朱文武就不得不在车间里邀上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打凑合（huo）”（宜昌话一起帮忙的意思），来了一个会，圆了他的一个梦。直到现在，他还怀念那个贫富差距不大、对生活的追求不那么多的时代，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遵守承诺，团结友爱的氛围。

▲1986年宜昌某企业职工

也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宜昌各工矿企业、街道里弄，甚至机关单位都盛行“来会”。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表示要做某事，“会”就是“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约集若干人，按期等量交款，首次由发起人使用，以后按议定或拈阄决定的顺序轮流使用。”

▲1986年宜昌商品会

笔者好友沈传诚解释，民间“来会”也叫“请会”，起源无考，但他记得从他祖父辈就有。大约在文革后才慢慢消失。来会没有签约，没有画押，靠的是君子协定，靠的是诚信，也从未听说过有赖账的行为。无论集资数额多少，都没有利息。

▲1985年宜昌某企业

发起者为首家，金额、人数、时间都由他定，其他人自愿参加，以摇骰子和抓阄定顺序。但每次收款由发起者负责，收齐后也由他交给当月的成员。全程结束也就自行解散。《宜昌市金融志1840-1985》把“来会”“请会”说成“邀会”，列入“民间借贷”的一种。解释说，从清末民初开始，人们遇到天灾人祸或暂时困难，邀请宗族或至亲好友来共同解决资金困难的一种融通办法。带有一定的经济互助性质。

▲邀会

组织方式简单既不立约，也不出据请保，只由会首（邀会人）邀集十至十数人届时出席，招待酒饭，将每份会金多少及每次得会时间，向会友讲清楚。第一次会金一般归会首或请会者先得，以后按预定间隔时间，每人交出填会份金,直到每人轮流得到一次会金，才叫一会，至此组织随即解散或继续重新组会。

▲1982年宜昌某社区

每会金额不一，多由会首事先串联商定，聚会时间有长有短，有一年一次、半年一次，也有一月一次的月月红会。其轮流得会方法有编号抽签，按号码先后依次得会。也有掷骰子，按掷出民俗规定大小或点子大小而得会。

▲民国的宜昌街头

后来演变成“标会”，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颇为盛行。参与者以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为多，机关团体里的中、下阶层员工和市民也参与标会活动。连《儒林外史》都载有“正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由此可见无论叫“来会”“邀会”也好，“请会”“约会”也罢，这种小型民间互助形式早已存在已久。

▲1979年宜昌解放路

“来会”的理由各种各样，解放前后，一般而言是因为生活贫困，每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生病受灾、青黄不接，就要互为借贷以解急需；还有年轻人为当时时髦的“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的统称）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986年宜昌展销会

沈传诚说，记得在服务公司上班时，只有干部才能配一辆二八的脚踏车（宜昌话把自行车叫脚jio踏车）。车子再旧也是干部待遇，夹裤子怕擦链条油也蛮有味。那个时候多是二八大杠的，二六的很稀罕，特别是凤凰二六。70年代末他才“请会”买了一辆“飞鸽”二八，也是他仅有的一次。

▲当年的宜昌票证

那个时候都是有票才能买，没票就等着有票以后再买，“来会”有了钱没有票就只能暂时把钱存在银行里。笔者老同学李迎伍回忆了他当年“来会”的往事。那时他是学徒工第二年，工资34.5元，人年轻，还没有买手表、自行车的明确目标，就是觉得自己攒不住钱，想找个办法逼自己存点款。所以当一个一起进单位的伙计（宜昌话，无特定对象，可以是路人、街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邀集其他的6个人要来个会时就也同意了。

▲1986年宜昌商业展销活动

邀集“来会”者当然是第一个收钱的，相当于邀集者向别人借钱。另外的人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得钱的顺序，发工资后应拿出10元交给当月应得钱的人。李迎伍抓了个第一位，应紧跟邀集者后第2个月得钱，可抓到第2名的伙计却要跟他打商量，非要和他换一下顺序，年轻气盛的李老师当然不同意。

▲当年的年轻人

不料轮到他得钱那个月又有一个伙计说他没钱所以退会，只收回他上月交给邀集者的那10块钱就算了，结果李老师只得了40元，最后勉强搞完了一个残缺的“会”。张勇记得，他19岁那年，工作3年以后才攒够钱买了一块上海宝石花牌手表。他回忆说，第一次买表，戴上第一天上班时，起码看了一百次时间。

▲1980年宜昌葛洲坝工地

和沈传诚说的一样：这就和罗洪波带上表故意卷袖子，故意不坐，而是胳膊向上抓杠子同一种心情，那时的人就是这样炫富和赶时髦的。沈传诚指出：“来会”以前也很流行，家里有个什么难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凑凑以解燃眉之急。他母亲那一辈人“来会”也就一、两块钱，还有五角、三角的。后来他们这一辈“来会”的多是为了集资买大件。

▲1986年宜昌商品促销活动

沈老师工作后1969年参加“来会”，12个人，每人每月10块钱，120元，组织者第一，其他人抓阄，每个月都有一个人买表。当时上海全钢手表120元，半钢好像是80元，要是买全钢上海手表，表带还要另外加钱。

▲1980年宜昌解放路

我的一个老帅哥同学权觉荣记得自己那个年代为了买手表而请了个一年的“会”，每月10块钱，他得“头会”（第一个收钱）。那时买上海全钢表必须要“飞子”（同上），那个时候也算公平，单位发的“飞子”要抓阉，他没抓到，被领导抓到了。可领导有表，于是把“飞子”给了他，权觉荣就请了个会在二马路亨得利买了块上海表。

▲工会互助金证

张勇认为，“来会”应该叫“储金会”，沈传诚指出，那就是民间借贷，放到现在就是非法集资。罗洪波和沈传诚回忆说，当年“来会”是合法的，工会也是鼓励的。后来工会搞互助金，每月每人按工资比例在发工资时由财务扣除交给工会，需要时本人要写借条，还要经主管领导批准。到了年底分钱。互助金一直搞到92年。

▲1986年宜昌

李明义也说，那个时候“来会”是民间互助调剂形式，大家都很守规矩，也很淳朴。哪像现在借钱的比放贷的还狠些！他感叹：“‘来会’其实蛮造业（宜昌话，可怜的意思），舒服一个月，紧日子要过十个月！”

▲1982年宜昌儿童公园

笔者的好友孙波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来会’是什么意思了。”周念宁也说：“如今，当年‘来会’的人估计大多已作古，而剩下的我们也已老矣！这段民间借钱互助的历史，是那个贫穷年代的真实写照，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后人，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1982年宜昌云集路

为了温故而知新，也为了当年那贫穷而快乐的年代，笔者选择了自己的好友和老同学这些有一说一、实话实说的亲历者向广大读者讲述过去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1994年宜昌云集路

感谢沈传诚、李明义、张勇、刘大振、罗洪波、孙玉兴、李迎伍、周念宁、权觉荣等老师，以及李志伟拍摄的宜昌老照片、孙波等老师提供的相关资料图。

本图文未经作者及三峡影像许可请勿引用，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