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选读）︱柯莱特：绿封蜡

Original 柯莱特十月杂志 2022-10-16

茜多妮·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学院首位女主席，去世时享法国国葬之礼。一生创作了50多部小说、戏剧和自传性散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她的作品深受纪德、普鲁斯特等人的喜爱。代表作《琪琪》改编的电影《金粉世界》曾获奥斯卡金像奖九项大奖。

柯莱特被波伏娃奉为“了不起的女神”，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锋，她一生追求独立和恋爱自由。柯莱特婚后未从夫姓，是西方第一个以自己的姓氏著称的女作家。

名家推荐

柯莱特已辞世60余年，然而我感觉，无论是她写的东西，还是她个人的活法，都在我的未来。

——阿乙

时而如浪潮扑袭，冰冷、清晰、准确，撞击心灵。

时而如晨雾浸润，潮湿、细腻、优雅，氤氲神秘。

——盛可以

至始至终无一败笔、无一赘语、无一俗套。

——纪德

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

——波伏娃

柯莱特就像她在思想、在感觉、在说话那样写作。在我们所读的和她已经思想、感觉和言说的事物之间，什么也没有。这就是自然的风格。

——蒙泰朗

绿封蜡

柯莱特著

陈波译

（选自柯莱特短篇小说集《面具后的女人》）

在我大约十五岁的时候，曾非常热衷于“案头摆件”。我的父亲在这上面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我不过是在效仿他。在那个青春期的年纪，各种不良的念头都向我伸出魔爪，就像有着无数小钩子的苍耳粘到人的头发上似的。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会经历很多风波。我拥有的极大的自由更是让我面临各种危险，我感到危险是无边际的。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茜多凭着她的母性本能，心灵感应般地迅速识别我面临的各种危险，而且她不屑于对我进行任何形式的暗中监视。

在我刚满十五岁的时候，茜多向我证实了她的神奇的感应能力。她猜到一个看起来本分的男人觊觎我尖尖的小脸、拍打着小腿的辫子和匀称的身材。当时，她出去度假，把我交托给了这个男人的家人。一天她收到一条警示，那警示说得就像突然的启示那样清楚而又令人震惊。于是她立即戴上她的小帽子，把帽绳在下巴上打个结，登上哐当作响的颠簸的火车，那条全新的线路上跑的都是老旧的火车。她在花园里找到了我，我正和其他两个小女孩玩耍。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双肘靠在圣母院的窗台上，像冥想的恶魔一样注视着我们。

这样一幅平静的家庭生活的景象没能骗过茜多的眼睛。而且，她注意到我比在家时更漂亮了。无论是十五岁还是三十岁，在男人欲望的灼热里，女孩子就如同绽放的花朵。毫无疑问，茜多斥责了我，然后把我带走了。而这个无可非议的受人尊敬的男人根本不敢问她为什么来，或是我们为什么走。在火车上，她在我眼前睡着了，像一个打了胜仗的人一样疲惫不堪。我记得我们错过了午餐时间，我抱怨我饿了。她没有愧疚，只是耸耸肩，看着她的手表，向我保证给我做我最喜欢的美食——麦麸面包、奶油芝士和紫洋葱。她一点也不关心我挨饿，她已经挽救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我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被这个男人引诱，我只是迟钝。但是，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迟钝的后果要比平常的那种兴奋的傻笑、脸红和笨拙的调情严重得多。只有少数的男人能让那些迟钝的女孩迷失。茜多手术式的干预消除了我内心所有的困惑，我从青春期又返回到了幼稚期——对青春期的自我的羞愧和陶醉让人遁入幼稚里狂欢。

我的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在创作时，他把写作的欲望释放到了整理工具中，他摆出作家所需要的和不那么需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的影响，我也无法抵御这种狂热。我欣赏和垂涎过一个作家工作台上的完美工具，今天我对写作的工具仍然十分挑剔。从青春期开始，我就从父亲的工作台上偷东西，先是一小块闻起来像雪茄盒的红木三角板，然后是一把白色的金属尺子。责骂自不必说，他炯炯有神的灰色小眼睛怒视着我，充满凶狠的敌意。我再也不敢冒险，只能忍着饥渴四处游荡，在这些珍贵的文具周围徘徊，脑子里满是坏念头：一叠没用过的吸墨纸，一把乌木的尺子，几只削尖的各种彩笔，笔尖精致且不粗不细的钢笔，笔尖宽阔的钢笔和鸟儿羽毛一样薄的画笔，红色、绿色、紫色的封蜡，一个手动吸墨器，一瓶液体胶水，更不用说那透明的琥珀色的“封口胶”；一件骑兵披风残余的一小部分，小到只有扇形边的笔刷那么大；一个大墨水瓶和旁边的小墨水瓶，都是青铜色的；一个用来烘干湿页用的盛满金色粉末的漆碗，还有装在碗里的各种颜色的薄饼 (我以前吃的是白色的)；桌子的左右两边有大量的纸，奶油色的，带着水印，码得整整齐齐；当然，还有那台小小的冲印机，夹住白纸，上下轻轻一合，就在上面印上了一个凸起的名字：J.J.Colette；还有一杯洗画刷用的水，一盒水彩颜料，一本地址簿，一瓶瓶红色、黑色、紫色的墨水，红木三角板，一个口袋数学仪器，烟草罐，一个烟斗，一盏熔化封蜡的灯。

像一个想要扩充领地的主人一样，我父亲努力让他那张巨大的桌子容下这些外来的东西。有一阵子，那儿出现了一台能一下切开一百张纸的机器，还有几个装着白色果冻状液体的模架，把一张白纸朝下贴在上面，就能取出模糊的、粘粘的、白兮兮的复制品，和原件正好颠倒。但我父亲很快就厌倦了这些玩意儿，那张巨大的桌子又归于宁静，恢复了它的古典风格，仿佛从未被那代表着灵感的杂乱的书页、烟头和被揉成纸球的“草图”所打扰。哦，天啊，我忘记了——那些切纸机，三四个黄杨木的，一个人造银的，还有最后一个黄色象牙的，后来都彻底散架了。

从十岁起我就一直对这些东西垂涎三尺，它们为彰显和服务于智慧的力量而生，被统称为“案头摆件”。孩子们只喜欢他们能藏起来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四门双层书架的左边部分(最终被法院拍卖)。上半部分的门是玻璃做的，下半部分是实心的漂亮的红木做的。当你把左下角的门推开时，门会碰到抽屉柜子的一面。而且，书柜几乎占了整个镶板墙，我会将自己关在一个由抽屉柜子、墙、只保留了左边的书架和书架开着的门围起来的角落里。我坐在小脚凳上，凝视着面前的三个红木架子，上面陈列着我热爱的物品，从铺着奶油的纸到一小杯金粉。“跟她爹一个样。”茜多总会揶揄地对我父亲说。讽刺的是，虽然各种写作工具齐备，但我的父亲很少动笔写字。而茜多却真的在写，她坐在一张老桌子前，推开打扰她的猫，一篮李子，一堆亚麻线，或者把一本字典放在膝盖上当作桌子。上百封令人着迷的书信即是明证。有时为了把信写完或结尾，她会从她的家庭账簿上撕下一页，或写在账单的背面。

因此，她瞧不起我们的毫无用处的圣坛。但是她并没有阻止我全心全意地照看我的桌子，装饰它来自娱自乐。当我告诉她，我的小房子对我来说太小时，她甚至表现出了焦虑……“太小了，是的，真的太小了。”她灰色的眼睛看着我。“十五岁了……我亲爱的小猫咪从她的角落里冲出来，就像一只寄居蟹长大了从壳里挣脱出来一样，她要去哪里呢？我把她从那个男人手里抢出来。我禁止她星期天晚上去“指环”跳舞。她在溜走，我已经跟不上她了。她开始想要长裙子，如果我给她一件，就算是瞎子也能看到她长大成熟了。如果我拒绝，每个人都会盯着她的儿童短裙看，盯着她充满女人味的腿看。十五岁，我怎么才能阻止她从十五岁长到十六岁、十七岁？”

在那段时间里，有时她会从那扇把我与世界隔开的红木短门上探出头来：“你在做什么?”她能很清楚地看到我在做什么，但她并不理解。她观察到了一切——蜜蜂、毛虫、绣球花、冰草——但我没有给她解释。至少她能看到我在那里，没有危险。她放任我的热忱。她给我漂亮的彩纸来包书，让我用金线来做书签。我的第一个笔架涂上了一层绿松石色的釉料，上面有一层云纹，那是从勒蒙文具店买来的。

有一天，我母亲给了我一小截封蜡，我认出是我父亲桌上那个珍贵的绿封蜡。毫无疑问，我认为这礼物太贵重了，因此我并没有表现得欣喜若狂。我把密封蜡抓在手里，它渐渐暖和起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东方的香味。

“这是非常古老的密封蜡，”茜多告诉我，“你看，上面涂了一层金粉。你父亲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有了，是他母亲给他的，她向他确认过这是拿破仑一世用过的蜡。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岳母总是谎话连篇，所以……”

“是他给我的，还是你自己拿的?”

茜多变得很不耐烦。每次当她感到要被迫撒谎又试图避免撒谎时，她总是会变得易怒。

“能不能别把头发在你鼻尖周围揉来揉去?”她叫道，“你这样会把鼻子弄红，像黏着一颗樱桃似的！这截封蜡？就当作你父亲借给你的，然后把它留在这儿了吧。当然，如果你不想……”

我疯狂地抓紧它的样子使茜多又笑了起来，她故作轻松地说:“如果他想要，自然会把它要回去的！”

但他没有让我把它还回去。那几个月里，有着金色斑点的绿色密封蜡的香气在我的红木环绕的狭窄帝国里弥漫；不久后，它带给我的热情就消失了，像所有那些没有人去争议的权利一样。此外，我对文具的热情暂时转移到了对魅力的追求上。我要求有权利穿“裙撑”，也就是说，用马鬃垫把我的小圆裙后面撑大，显然，这使我的裙子后面比前面短得多。在我们的村里，青春期的狂热使十三四岁的女孩变成疯狂的女人，她们在自己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走马鬃、棉花和羊毛，在一个袋子里填上破布，在黑暗的楼梯上悄悄把它们绑在吓人的装置上，这被人称为“假屁股”。我还想要又厚又卷曲的刘海，紧得让我透不过气的皮带，高高的有支架的衣领，散发着紫罗兰香味的手帕……

从那个阶段起，我再次回到了儿童时代，因为一个女性在最终破茧成蝶之前，必须要经过好几次尝试。我喜欢做一个外表平凡的女孩，把头发扎成马尾辫，在脸颊边晃荡。我开心地放弃了所有的华丽服饰，换上了我的老式围裙，口袋里塞满了坚果、绳子和巧克力。那条两旁长满荆棘、一丛丛灯心草、甘草“带”，还有猫咪出没的小径对我又变得亲切起来——简而言之，这是我至今仍爱的一切。在人的一生中，没有言语可以歌颂这样的时刻，没有清晰的记忆可以照亮它们；回首往事，我只能将它们比作幸福的沉沉的酣睡。干草的气味有时会把它们带回我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突然感到疲倦，就像生长中的动物一样，我会在新割的干草中间躺上一个小时，坠入无梦的睡眠。

就是在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后来被称为“埃尔武埃遗嘱事件”。埃尔武埃老先生死了，而且找不到他留下的任何遗嘱。外省一直都有各种神奇的人物。在破旧的长着黄色地衣的瓦片屋顶下，在始终阴冷的客厅和饭厅里，在铺着编织地毯的上了蜡的地板上，在放着硬邦邦的大白菜和卷曲的欧芹的厨房和花园之间的小径上，总是能发现古怪的人。小镇或村庄常以拥有神秘人物而自豪。我所在的村庄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例子。村民们平和地，甚至恭敬地接受年轻的加特罗的咆哮，不去干扰他。这个浪漫的疯子嘴里叼着一支木雪茄，总是癫狂地甩动着他那冒着烟气的黑色鬈发，他的阿拉伯人的细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年轻姑娘们；还有一个主动隐居的人常常隔着窗玻璃向人点头问候早安，过路的人会羡慕地说：“西比尔夫人已经在她的房间里呆了二十二年了！我母亲就曾经看到她在那里，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一样。你知道，她没有什么问题。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是美好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经过二十二年没出过门的西比尔的“水族馆”时，茜多总是加快脚步，拉着我往前走。在那透明的玻璃窗后面，那个囚徒微笑着。她总是戴一顶亚麻帽子；有时她手上拿着一个杯子，皮肤黄黄的。茜多的直觉感受到了恐怖和禁忌，她把目光从那个底楼的窗户和不停摇摆的头上移开。但是童年的施虐的快感驱使我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你觉得西比尔夫人多大了？晚上她在窗边的扶手椅里睡觉吗?他们帮她脱衣服吗?帮她洗澡吗?她怎么去卫生间？”

茜多就像被蜇了一样开口说：“小声点，我不许你想这些事情。”

埃尔武埃先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那种怪癖的人，那种会获得当地人略带嘲弄的额外保护的人。六十年来，他一直很富裕，却穿得很不体面。结婚前，他是女人追求的对象，结婚后，他还是女人追求的对象。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又结了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以前的邮政局长，瘦瘦的，全身充满火焰。

她会敲着自己的胸骨，嚷到:“我感觉这里在燃烧!”她那双深情的眼睛似乎表明，是和她说话的对象让她变得热情难抑的。“我不是个容易受惊吓的人，”我父亲常说，“可是老天保佑，别让我和马特依小姐单独在一起！”

再婚之后，埃尔武埃先生不再公开露面。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所以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患上胃病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逝的。不管天气怎么样，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一顶有耳罩的帽子。满头蓬松的白发，胡子像棉花一样，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棵被肉乎乎的蚜虫攻击的苹果树。高墙和终日紧闭的大门保护着他的第二段婚姻。夏天，一株蔷薇树从三面覆盖着他的平房，墙顶上有一层厚厚的紫藤，为早早到来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埃尔武埃先生喜欢花，尽管偶尔看见他黑色的身影在紫藤和盛开的玫瑰旁来回踱步，他给人的印象是既不喜欢花也不对它们负责。

当马特依小姐成为埃尔武埃夫人后，这位前邮政局长还保持着一只黑黄相间的黄蜂般的身材。她皮肤蜡黄，腰束得很紧，眼睛清亮而神秘莫测，浓密的黑发里夹杂着白发，脖颈上打着一个结。对于嫁入小资阶级的奢侈这件事，她没有表现出一点惊讶。她似乎喜欢园艺。不偏不袒的茜多认为，对她展示一些兴趣是合理的；茜多借给了她一些书，作为交换，她收到一些紫罗兰的枝和根芽，这些紫罗兰的花朵黑乎乎的，枝干像小小的棕榈树的树干一样从地面光溜溜地长出来。在我看来，埃尔武埃—马特依夫人毫无怜悯之心。当她说起一些无可指摘的陈词滥调时，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激情和哀怨，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反感。

“你还指望什么呢?”我妈妈说，“她是个老处女。

“但是，妈妈，她已经结婚了！”

“你真的以为，”茜多尖刻地反驳道，“结婚这件琐事能改变这个现实吗？”

一天，我的父亲结束了他日常的“小镇巡逻”（这是他失去一条腿后为了保持健康的活动）后，对我母亲说：“有个大新闻！埃尔武埃家的亲戚们正在围攻那个寡妇。”

“不会吧！”

“而且大家都出去围观了！听说对她的指控特别严重。”

“又一出拉法基案（1）?”

“那还不至于。”我父亲说。

我把尖尖的小脸转向我的父母：

“拉法基案，那是什么？”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可怕的事，是一个著名的下毒案。这种事情不断地发生。”

“啊！”我兴奋地喊道，“真有趣！”

茜多看了我一眼，好像完全放弃我了似的。

“你就是这样，”她喃喃自语，“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这样……女孩子不应该长到十五岁。”

“茜多，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我父亲突然说，“埃尔武埃的一个侄女领着一帮亲戚说，埃尔武埃死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遗嘱，而是被他的妻子毁掉了。”

“那样说的话，”茜多说，“你可以起诉所有的鳏夫和没有遗嘱的寡妇了。”

“不，”我父亲反驳说，“有孩子的人不需要立遗嘱。埃尔武埃夫人的火焰只能撩动他的上半身了，自从……。”

“柯莱特！”我母亲厉声地对他说，她用目光瞟了瞟我，提醒他。

“好吧，”父亲接着说，“所以她现在惹上了麻烦。埃尔武埃的侄女说她看到了遗嘱，没错，是亲眼所见。她还描述了一下，一个大信封，五个绿色的封蜡印，上面有金色的斑点……”

“真想不到！”我天真地说。

“而且信封正面写着：我死后，在我的律师沙布林先生或他的继任者的监督下开启。”

“如果他侄女撒谎呢?”我大胆问道。

“假如埃尔武埃先生又改变主意，毁掉了他的遗嘱呢?”茜多猜道，“我想他完全有自由这么做，对吧？”

“你们俩真是！你们已经选择了站在牛而不是斗牛士身边！”我父亲叫道。

“没错，”我母亲说，“斗牛士通常都是些臀部肥大的男人，这足以让我厌弃他们!”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父亲说，“埃尔武埃的侄女有个丈夫叫佩尔普菲斯，他是个阴险果断的乡绅。”

我很快就听腻了。刚听到“亲戚们正在围攻那个寡妇!”时，我以为发生了流血事件和卑鄙的事情。但我听到的都是七七八八的废话，比如“财产支配”、“亲笔遗嘱”、“对X的控诉”等等。

尽管如此，当寡妇埃尔武埃来我们家拜访时，我还是焕发了好奇心。她葡萄酒瓶般的肩膀上披着仿尚蒂伊花边的小外套，黑色的露指手套露出厚厚的污浊的指甲，黑白相间的头发非常浓密，腰带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塔夫绸口袋，在她的哀悼裙上晃悠，还有她那“瞪羚一样的双眼”。所有这些细节我应该都是第一次目睹，给我一种新鲜的险恶的感觉。

茜多款待了这个寡妇，她把她领进花园，给她端出弗朗蒂南干酪和一块自制的蛋糕。六月的午后，花园上空嗡嗡作响，黄褐色的毛虫从核桃树上掉下来，天上一朵云也没有。我母亲悦耳的声音和埃尔武埃夫人有点恳切意味的声音平静地交替着。像往常一样，她们谈论的都是红叶病、剑兰和仆人犯的过失。后来她起身离开，我母亲陪着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埃尔武埃夫人说，“我过一两天过来借几本书，我太孤单了。”

“你想现在就拿一些吗？”茜多建议道。

“不，不，不用着急。况且，我还记下了一些冒险故事的书名。先告别了，谢谢你。”

埃尔武埃夫人说着，她没有走那条通向房子的小路，而是在那条绕着草坪的小路上转了两圈。

“天哪，我都怎么了？请原谅我。”

她温和地笑了笑，最后来到门厅，门栓在折叠门的右边，尽管她来了二十多次，她还是没有找到。母亲为她打开前门，并且出于礼貌，在台阶顶上站了一会儿。我们目视着埃尔武埃夫人离开，她紧紧地贴着房子往前走，后来急急忙忙地过了马路，撩起裙子，好像在涉水一样。

母亲关上门，看到我跟在她后面。

“她很迷失。”她说。

“谁？埃尔武埃夫人吗？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迷失是什么意思？”

茜多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只是我的感觉。别告诉别人。”

我忠实地保持了沉默，这很容易。我像幼虫一样，继续着我的一系列蜕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明的爱书人”——在文具店的人流中我忘记了埃尔武埃夫人的事。几天后，当我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放在鲜花集和地图集中间时，埃尔武埃夫人出现了，而门铃并没有响。我们几乎整天开着前门，好让我们的狗多米诺随意进出。

“像你这样的大姑娘，能把书架收拾得整整齐齐，真是太好了。”她惊呼道，“今天你打算借什么书给我?”

埃尔武埃夫人提高了嗓门，我咬紧牙关，把眼睛眯得紧紧的。

“儒勒·凡尔纳，”她用哀伤的语调读道，“他的作品没法读两次。一旦你知道了书里的秘密，一切就结束了。”

“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书，在大架子上。”我指着它们说。

“他的书很深奥。”埃尔武埃夫人说。

巴尔扎克的书很深奥吗? 巴尔扎克是我的摇篮，迷人的森林，我的发现之旅。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黝黑的高个女人。她在玩弄一朵剪下来的玫瑰，眼睛盯着前方。她身上没有一点文学气质。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于是假装对我的写作工具感兴趣。

“真漂亮。这些收藏太美了！”

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的嘴就变老了。她一直弯着腰站在我的纪念品前，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她站直了身子，对我说。

“你妈妈是不是在这附近？我想见见她。”

从这位“迷失的”女士身边走开，我简直不能再高兴了。我跑进花园，喊道:“妈妈！”就好像在喊“着火了！”一样。

“她取走了几本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茜多告诉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甚至看都没看书的标题。”

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埃尔武埃事件”的记忆与一种模糊的骚动联系在一起，还透露着些许浪漫。通过茜多，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我至今还觉得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她的故事，她和我父亲的谈话，她那种专断的争吵和反驳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营造了一出肮脏的外省闹剧。

一天，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拜访我们之后不久，整个镇里的人都在惊呼“遗嘱找到了！”然后把那封有五个封印的大信封描述一番，那个信封是那寡妇刚刚送到沙布林律师书房里的。佩尔普菲斯夫妇和吉亚门特夫妇显得焦躁而又得意，他们立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寡妇埃尔武埃也在。在那里，埃尔武埃夫人独自面对这群冷酷无情的家伙，面对着那些茜多所说的“张口侵吞遗产的鲨鱼”。“好像，”母亲讲这个故事时说，“她身上有股白兰地的味道。”这时，我母亲的声音被驼背茱莉亚•文森特的声音取代了，她天天出去熨衣服，每周来我们家一次。不知道一连过了多少个星期五，我一直追问着茱莉亚，直到我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榨干才罢休。她那凹陷的、畸形的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鼻音的清晰音调让我感到心满意足。

“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律师。首先，他个子不高，没有那个女人的一半高。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前面戴着的面纱一直垂到脚边。律师拿起信封，有这么大(茱莉亚摊开我父亲的一块巨大的手帕)，他把信封原样递给侄子们，让他们辨认这些封印。”

“但你并不在那儿，朱莉娅，不是吗?”

“不，是沙布林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从钥匙孔里偷看到的。有个侄子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埃尔武埃夫人就像一个公爵夫人那样盯着他看。律师咳嗽了一声，咳，咳，他打开了封印，把遗嘱念了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时是茜多在说话，有时是一些诽谤者急切地八卦埃尔武埃夫人的私事。有时似乎有些插画家，比如贝尔托或托尼•约翰诺德，曾生动地给我描述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她深邃的眼睛一直看着那群法定继承人，咽下酒给自己打气，不停地舔着嘴唇品尝嘴里的白兰地。

沙布林先生宣读了遗嘱。但读完前几行之后，文件开始在他的手中发抖，他中断了阅读，说了声抱歉，擦擦眼镜。然后他继续读，一直读到最后。尽管立遗嘱人宣称自己“身心健全”，但遗嘱中的内容简直荒谬无比。除了说欠他深爱的配偶——露易丝·莱奥妮·阿尔伯特·马特依两百万法郎以外，什么也没提。

在一片寂静中遗嘱读完了，那群继承人们安静地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遗嘱读完以后，”茜多说，“安静得能听到窗外藤蔓上的黄蜂嗡嗡的叫声。他们只是盯着埃尔武埃夫人，连一个手指都没动。为什么贪婪会让人变得短见呢？一个不那么愚蠢的家属说，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话，埃尔武埃夫人的脖子开始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就像一只吞下毛毛虫的母鸡那样。

那次会面的最后一幕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大街小巷，穿过人们的庭院，穿过咖啡馆，穿过集市。沙布林先生是第一个在黄蜂的嗡嗡声中说话的人。

“凭着我的灵魂和良心，我不得说，遗嘱上的字迹并不像埃尔武埃先生的……”

一声尖叫打断了他。在他和继承人面前，再也没有什么寡妇埃尔武埃了，只有一个忧郁的狂怒女神，她跺着脚，转着圈，像一个黑色的苦行僧，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尖声喊叫。那个疯女人在承认自己伪造之后，还承认了另外一些东西，都是植物性毒药，比如鼠李和铁杉。律师惊慌失措地天真地喊道：“别说了，可怜的夫人，你说的太多，没有人在问这些！”

那个疯女人消失在了疯人院中，如果说这事件留下了一些记忆，至少，在法庭上是没有“埃尔武埃案”的。

“为什么，妈妈?”我问。

“疯子是不被审判的。不然的话，也得有个疯子法官。不过想想，这倒并不是个坏主意……”

她继续想着这个念头，放下手上的活。那是双优雅的双手，尽管她毫不在意。也许那天她正在剥扁豆。或者，她正在用黑色的清漆涂我父亲的拐杖，小手指翘在空中。

“是的，能够分析出疯狂行为里的谋划元素，能够明确地找出隐藏的线索和蓄意欺诈的疯子法官。”

这个伦理学家把这些令人惊讶的结论倾吐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她系着一块蓝色的园丁的围裙，围裙太大，使她看起来圆乎乎的。她灰色的眼珠透过眼镜盯着我，随即又移到眼镜上方。但是，尽管天天和围裙、卷起的袖子、木屐、扁豆为伍，她丝毫不显得卑贱或平凡。

“我要责怪埃尔武埃的是，”茜多接着说，“她的虚妄。虚妄是许多罪行的根源。最令我恼火的是，以为能够策划实施罪行并逃避惩罚的愚蠢。你不认为是埃尔武埃夫人的愚蠢使她的案子这么令人作呕吗？用草药给那么可怜的老埃尔武埃下毒，这并不难。愚蠢的受害者，低能的凶手，这是一环扣一环。但要试着去模仿别人的笔迹而不留下有伪造的痕迹，用一种特殊的、稀有的封蜡去骗别人，这是多么低劣的诡计，多么愚蠢的幻想啊，天哪！”

“可是她为什么要坦白呢?”

“啊，”茜多若有所思地说道，“那是因为坦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坦白就像……比如说……是的……就像你的身体里有一个陌生人……”

“像有个孩子?”

“不，不是一个孩子。如果是一个孩子，你知道他将离开你的确切日期。而忏悔会在你毫无预料的时候突然爆发，它伸展着四肢，来去自如。它叫喊着，蹦蹦跳跳。那个可怜的自以为是的谋杀犯只不过是给自己的忏悔伴舞。”

它叫喊着，蹦蹦跳跳……就像这样，我自己的秘密也蹦到了茜多的耳朵里：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来访的那天，我注意到那截涂了金粉的绿封蜡消失了。

注：

（1）拉法基出生贵族家庭，她被怀疑用砒霜毒死了他的丈夫，法院判处她终身监禁。该案在法国曾经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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