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16年11期新刊）

参加欧语系博士开题，论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译制片为题。小时候，阿电影可是大事，片段的台词、支离的画面、散碎的桥段，仍偶尔闪现记忆，却说不清曲直原委，有人专门研究当然可喜。这几年，一碰到老译制片，便买碟回来看看，终不免俗，也怀旧了。观后却兴味索然，怅然若失。以今天的标准，阿尔巴尼亚电影质量不高，手法幼稚粗糙，滥调说教，实难消受。但心里仍想寻找点什么，儿时记忆的碎片？旧梦的残影？

七十年代大院里放过一部阿片，名字忘了，未译制，可能属“内参”，才特别期待。好像在露天放映，“内参”气氛总神秘兮兮的，像淘孩子瞒家长干了出格的事。开演前隆重推出特邀“同传”，开头是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敲开一家房门：某人在你家吗？女主人似乎说不在，眼睛却示意人在里面。这都是猜的，周围大人青筋暴起，屏气凝神等翻译，翻译吭哧吭哧没句整话。不速客又说了句什么，主人大妈说：“屋里喏。”一口南方腔立刻翻译出来：请进。接下来又语焉不详了。总在二十分钟或半小时之间，翻译蹦出一两个不相干的词，观众如坠雾里。可“屋里喏”一出现，他定言之凿凿：请进。孩子们发现规律，一听“屋里喏”，便大喊：请进！翻译索性不吭声了。演完谁也没看懂，却一致评价是惊悚佳片，要求重放，换翻译。

果然大礼堂不久重放，翻译仍是这位仁兄，哪容易找阿语人才？显然，他做了功课，先讲故事梗概，我年龄小不记得了，开演后却依然含糊其辞，比上次强不了多少。不过男孩“玩打仗”却添了噱头，追杀坏人对暗号总“屋里喏”，所以至今不忘。对阿片就这点破碎的印象，偶然耳际萦绕一段莫名的旋律，细想可能是某片插曲。“文革”期间，中国人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看了十年，辘辘饥肠，阿片算得上是天厨仙供了，可比美国大片。答辩时，有两位阿语老专家回忆，阿电影填补了“文革”初的电影荒，缓解了中国人的审美饥饿——这部分解释了阿电影轰动中国的原因。西方电影史家也说，霍查时代的电影都是政治宣传，无艺术价值。难道阿尔巴尼亚只给我们增加了片源？宣传弦外就没遗音吗？

持平论来，中国观众迷恋阿片，不完全是没电影看。六十、七十年代之交，除样板戏外，还有“三战一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然后是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片。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哭哭啼啼，男孩喜欢“打仗的”，不看苦戏。越南电影倒是飞机大炮，可连故事都讲不圆，不如再看倒背如流的“三战一队”。阿影片水平也有限，但仍比这些片子高一些。阿语专业的陈逢华博士开题，梳理六十、七十年代中国进口的阿片：《宁死不屈》（一九六七年）、《海岸风雷》（一九六八年）、《地下游击队》（一九六九年）、《战斗的早晨》（一九七二年）、《第八个是铜像》（一九七三年）、《广阔的地平线》（一九六八年）、《脚印》（一九七一年）、《勇敢的人们》（一九七一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一九七四年）等。我脑子里勾出个谱系，回家下载，发现无论叙事、影像、政治基调、题材还是表演，阿片彼此呼应，自成一派。

当年最火爆的《地下游击队》，共产党员彼得罗中尉打入意大利军，但渐被法西斯怀疑。为了考验，意军头目命他处决一位女游击队员。驶向郊外法场的漫长车程里，镜头快速切换脸部特写，眼神传递内心纠结：不能亲手杀害同志，但不开枪又会暴露身份，外表仍不流露一丝不安。轿车开到山花烂漫的郊野，手枪交到彼得罗手上。镜头推进，特写枪口一寸寸瞄向游击队员。观众的心提到喉咙，中尉突然潇洒转身，枪口调转向敌人，却哑火了，没装子弹。身份暴露，大义得以保全。生死呼吸之间，游击队神兵天降，大团圆的结局。镜头节奏与音效相得益彰，妙入筋骨，好莱坞式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吊足胃口。电影千人一面、情节教条的年代，阿尔巴尼亚人还搞点惊悚悬疑，风格算很西化了，尽兴得出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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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游击队》电影片段

进口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影片，绝非娱乐考量，乃亲密友邦。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越南战争少不了中国援助，而中阿之间乃神交魂契，两国皆与美苏两霸抗衡。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阿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谴责他是江湖骗子，说去斯大林化是以自由民主为饵绑架苏联人民，篡谋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九五九年，中国也放弃“一边倒”外交，开始揭批苏联修正主义。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阿关系戏剧性转折。会前苏共代表散发《致中共通知书》，给中共扣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大帽子。偏袒印度，说毛泽东在中印冲突上左倾冒进，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形容中共“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东欧各国附和，朝鲜、越南沉默，一时成控诉大会，中共孤立无援。阿劳动党代表团长卡博（Hysni Kapo）站出来，要求停止恶意中伤。赫挥拳跺脚，不无讥讽地问：“卡博同志，我们没人能与中共沟通思想，能否派你去与中国人洽谈？”卡博不慌不忙地说：“恕不从命，我只接受阿劳动党的领导。”（伍修权回忆说卡博只半票支持中国）

1966年6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右一）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毛泽东派邓小平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埋怨霍查搞人身攻击，阿劳动党对不起苏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请中共表态。邓小平回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中阿再被围攻，两党靠得更近，联手反击苏沙文主义以及赫鲁晓夫与北约“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争”的妥协外交。苏联报复了，一九六一年与阿断交，停止援助，撤走专家。阿遂与一些兄弟党有仇隙，一九六八年退出华约，却与中共成莫逆。弹丸小国，两面出击美苏两大阵营，侠气如云，也势孤寡助。若非中国咬牙接济，恐也无以为继。但其倔强有历史渊源，古阿尔巴尼亚先后被罗马、拜占庭、塞尔维亚、威尼斯和奥斯曼所占，近代大起义方得片刻独立，“一战”又先后沦入奥匈帝国和意、法之手。战后一九二〇年再次独立，“二战”再被意大利吞并。熬到墨索里尼倒台，德国又来填补空白，抵抗运动遭反复血腥镇压。所以，民族独立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永恒主题，不屈不挠成了风格，电影《宁死不屈》最好地诠释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风骨。

答辩会又来了阿尔巴尼亚学者沙班·西纳尼（Shaban Sinani），散后去咖啡厅一叙。话题回到中阿蜜月，老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旋律仍在耳边，还有《北京——地拉那》之类。西纳尼教授说，他们也有赞美毛主席的歌，唱出“谁胆敢动他老人家一根毫毛，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答应！”出乎意料。但后来读到一篇一九六九年的影评《共产主义战士的颂歌—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广阔的地平线〉观后》，结尾有：“如果美帝、苏修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只能遭到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其实这口号也非原创，出自最高指示。阿退出华约时，苏军舰游弋地中海示威，毛泽东致电阿领导人，给苏联一个警告。影评作者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张云峰和新华印刷厂的戴龙林，工人搞创作在“文革”期间蔚然成风，生产建设之余，他们在车间、地头搭“上层建筑”。翻阅七十年代杂志，工人评法批儒、文艺评论、小说散文等汗牛充栋。一篇铸造车间工人集体研究秦史的论文，从唯物史观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导致秦朝灭亡。

“文革”期间的黑胶密纹唱片

工人走上历史戏剧的前台，当属十月革命，阿伦特却在法国大革命里寻找根源。她的《论革命》提到一个细节：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夜，拉罗什福科公爵报告路易十六：巴士底陷落了。法王问：暴动了？公爵答：不，革命了。公爵看到什么才坚称革命？无数生命线上挣扎的底层市民，涌上巴黎的大街小巷，多少世纪隐忍于耻辱与沉默的人，走上给优雅精英准备的政治舞台。革命虽昙花一现，精神却在一八三〇、一八三二、一八四八、一八五一、一八七一年一系列革命里薪火相传。纵观世界史，从奴隶到将军，后称孤道寡、出将入相者不乏先例。但劳动阶级——不加官晋爵仍操旧业——能独领风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俄国革命是新纪元，它宣称人民主权，却由少数几人执政，政府既非民选，也非代议。它不认同洛克的代议制，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利益”，不表达人民“意愿”，政治未真开放，大众仍隐身于沉默的晦暗中。但革命政权的合法性何来？人民如何表达公意？列宁的方案，无产阶级政权不源自“一致性的公意”，大多数的意愿相加，未必体现阶级的整体意志。无产阶级意志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召唤出来，因而超越多数决定原则，自上而下改造个人意见为阶级意志，并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

在阿领导人霍查的眼中，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党取得政权后，都渐渐蜕化、变修，背离马列主义；如何防止政权背叛无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但他不以权力制衡或制度性安排去解决，而寄希望于纯洁党性和革命者操守，以净化党员灵魂来体现无产阶级意志。必须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持续的革命，与修正主义做不懈的斗争。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霍查发起阿尔巴尼亚“文革”，名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大革命”。军队取消军衔、政治指导员挂帅，生产与文化领域批判“白专道路”，干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揭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撤销部委机关，拉平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砸烂公检法，取缔宗教信仰，解放妇女等。中阿两国是知音，只对剥削制度是否消灭看法不一，但一致相信思想文化战线的大革命势在必行。霍查亲审每部故事片，电影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广阔的地平线》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影片以海港浮吊司机乌拉恩为主角，一位根红苗正，保卫国家财产的工人，无私奉献给工业建设。与恶劣天气、官僚主义不断斗争。工人是正能量，情节的推动力，官僚干部则是反动力。双方相持不下时，乌拉恩坐下来研读马列。镜头特写著作扉页，射灯聚光重点字句。权力在和平时期腐化，只待马列思想武装的工人先锋队，涤荡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确保政权的纯洁。

《广阔的地平线》此处镜头画外音：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应该懂得，入党绝不是为了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丝毫的个人特权，而是为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相对战争片，阿尔巴尼亚的工业题材为数不多，却高度类型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形成互文性。“文革”初中国故事片一度停产，到一九七三年恢复，集中上映一批工业片。如一九七四年上影《火红的年代》和《战船台》、长影《创业》和《钢铁巨人》等，望眼欲穿的中国观众，如久旱逢甘雨。罗马尼亚也有《沸腾的生活》（一九七五年），这些片子无论是情节、叙事、场面调度或人物塑造，显然彼此借鉴、相互影响，形成社会主义工业类型。而阿电影不那么呆板，人物有七情六欲，婚恋、爱好、性情也合情入理。情节冲突比较具体，不上纲上线，解决方式显示技术性的复杂，不大而化之。而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一九七五年）就带点艺术范儿了。虽然题材、情节、人物也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不一样，主人公是业务厂长，政工干部却是反角，好坏颠倒，很“修正主义”。在阵营里算得“豪华”工业片，突出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个“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的尾巴。这种片子得等到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年末才能与中国观众见面，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阿尔巴尼亚的知识分子也是改造对象，但电影对“白专”角色的刻画可圈可点。《脚印》（一九七〇年）的主角是阿尔丹大夫，医术高超，得志益骄，渐脱离群众，自私自利起来。他良知未泯，迷途知返，最后主动上山接受伐木工人的再教育。这个“斗私批修”的滥套，要想吸引观众、让人信服，得别具匠心。编剧P. 达道设计个间谍类型片的外套，开头边境线上发现阿尔丹的尸首，与特务偷渡案有关。警察立案，从阿尔丹身边人排查，寻访同事、领导、导师、学生、家人、病人和行政人员，结果众说纷纭。老师、学生评价他才华出众、人才难得。同事觉得他工作负责，但为人孤傲，自沽其名。领导批评他工于趋避、深于算计。病人赞扬他医术高明、救死扶伤。行政人员时有打点，所以揭发他腐化变质。家乡父老都相信他苦出身，有劳动人民本色。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呼之欲出。从多视角、多层次透视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勾勒出成长的心路历程：从卑微到荣华，由自满而骄纵，终扪心自省，洗心悔过。

《脚印》开头，警察在边境线上发现阿尔丹的尸首

通片冗长的对话、絮叨争论，在今天看来实属“闷片”。利用观众爱惊悚的心理，把人诓入影院，让他们看“思想研讨会”。导演达莫（Kristaq Dhamo）明知大段对白非电影之道，便频繁变换镜头、机位和景别，尽量让画面丰富些。不断闪回、跳切，让叙事复杂些。场面调度也煞费苦心，后景拍些随机活动，以活跃中景的沉闷。虽然片子充斥说教的空气，但沉下心看进去，偶尔会被刺痛。后革命时代，有本事走遍天下，一技之长尽享荣华，持身之道趋利避害，已经不言自明。但人之特殊，恰在不止于满足一己之欲。久违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工农兵服务之类，意外触碰隐幽的情怀，也体会到渴望被他人需要的欲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先进入角色体察民情疾苦，后让他人之艰辛变成自己的一次经验，这是改造。以同情之心体认他人不幸，以苦难历练牺牲忘我的革命品格，后投身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事业。阿尔丹上山之路，似宗教式的“天路历程”。

《脚印》结尾，特务向警察交待威胁阿尔丹的经过

然而“私”字一闪念，“公”字也倏忽难辨，动机一直隐身于心灵的晦暗之中。诛心之论，无异水月镜花，即使扪心自省，也未必了然寸心。电影看到结尾，观众并不确知阿尔丹的真实动机，若非警察揭开谜底——为阻止特务，他英勇搏斗而献出生命，谁能担保不是与特务一起叛逃？以品德论革命，须开诚布公，然内心之幽微无以告白，斗私批修反逼人虚与委蛇，以过激、偏执的言行，掩饰内心暧昧；以己之虚伪，推知他人表里不一，人心隔肚皮，居心两不知。因猜忌而生疑，因相激而矫枉，结果人人身边潜伏着赫鲁晓夫，猎巫运动无限扩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人际败坏，思想斗争演化成政治迫害，吞噬一切，包括自己的孩子。

法治追究行为，人治拷问灵魂。动机之诡谲，使人人忧谗畏讥，一旦恐惧攫住灵魂，创作只希图自保。阿片政审一样苛严，却有份真诚，追问政权蜕变、工人的角色以及权力与腐败循环等困境。或许霍查有点理论追求，他不相信消灭剥削制度，即一劳永逸地解放人民；苏维埃的成就不是被官僚主义、庸人政治和空洞口号腐蚀了吗？他认为，党性的沦丧、社会主义阵营的匮乏，并非马列、斯大林主义有问题，而是野心家、阴谋家肆意的歪曲和破坏；党打着民主集中的幌子，居高临下、永远正确，脱离现实，失去了革命活力；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党内，党员追求安逸、特权和私利，趋炎附势之风从内部腐蚀党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加强一元化领导，以文化革命消除剥削意识和组织涣散，拯救革命的希望在于“灵魂救赎”。

号召革命时，固然可将贫困归咎于剥削，发动群众。但消灭剥削制度后，虽拉平了财富不均，却难缓解物质匮乏，经济繁荣还得靠生产和积累。霍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围剿一切剥削形式，以期消灭贫困，只讲革命不讲生产，国民经济凋敝日甚，生活完全依赖外援。中国人也很拮据，却勒紧裤带伸出援手，大批粮食、贷款、外汇、成套项目、技术专家、培训和军事装备，源源不断输入山鹰之国。这出自志同道合，与朝鲜和越南的地缘利益不同。正如中阿联合声明所言：“两党和两国政府在所有问题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霍查对中国“大跃进”和“文革”推崇备至，还嫌不够激进，东方阵营无出其右者。但他并不吃人家嘴短，动辄以不情之论责人。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霍查即指责搞新修正主义，不以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划分世界，以发展水平混淆阶级矛盾，是主张阶级和解，为中美缓和铺路。他还批评中国将世界主要矛盾简化成一个：联合第三、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一半——美帝——共同对付苏修，这是掩盖阶级矛盾，低估美国的侵略性；纠集北约、伊朗、西班牙甚至智利法西斯来围堵苏联，属出卖革命，背叛马列的修正主义特征就是实用哲学。他虽痛恨苏联，原则仍是原则，反衬中国比较务实和变通。随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阿矛盾公开化，两国关系终从胶漆变冰炭。

“雕刻时光”的咖啡机喧闹躁动，香气撩人。西纳尼教授感慨中国人至今不忘阿电影，不到三百万人的小国，竟撬动八亿之众的巨人。其实翻翻“文革”时的报刊、文件和各类出版物，阿尔巴尼亚乃“客厅里的大象”，曝光频率之高，有喧宾夺主之势，不过现在不提罢了。一位阿语前辈说中国电影也曾轰动阿尔巴尼亚，《冰山上的来客》一度成地拉那的坊间谈资。他说不记得六七十年代看过中国电影，倒记得有中国援建的纪录片。电影曾是阿文化生活的全部，弹丸小国有四百五十家影院，每年两千万人次光顾，平均每人一年看十部电影。那时只有一个片厂“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开足马力，年产十几部长故事片。从一九五八年第一部故事片《塔娜》（导演K. 达莫）到一九九五年转制，该厂生产了二百七十部长故事片、七百部纪录片、一百五十部动画片，中国进口其中三十部左右。

一九九一年社会主义阵营坍塌，霍查时代的影片被视为政治宣传、对艺术的亵渎，再无人问津，大家急于忘却创伤的过去。“新阿”厂解体，一分为四：阿尔巴尼亚制片厂（Albafilm）、阿电影发行公司、动画电影厂和电影资料馆。影业颓败凋敝，从业人员流失、改行。一九九六年本土故事片才生产一两部，主业转向电视电影和节目制作。地拉那剩下一家电影院，美国片充斥影院和电视节目。电视台播放的美片大多没有版权，人口太少，好莱坞犯不上花钱财精力监督知识产权。记得十年前，北京街头盗版DVD很多有阿尔巴尼亚语字幕，竟以如此方式再度给中国观众输送电影。

社会主义时期的优秀影人，一般在苏联、东德和捷克培养，如今去西欧打工，以技术特长为国外拍片。偶尔回国，也是重复欧洲主流题材，如移民、同性恋等亚文化内容，阿民族电影一去不返。近年来，人们追忆似水年华，阿电视台重播经典老片，学者、艺术家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电影的价值，重访六十、七十年代电影黄金时代，修复老片引起重视。当年“新阿厂”的物质、技术条件极简陋，摄影、照明、录音、剪辑设备很落后，冲洗彩色胶片要到中国。粗劣的影像和音效几十年后修复，效果不理想。更钦佩“新阿”影人因陋就简，变幻技巧，挖掘人物，能把意识形态演绎得别具韵味。如今条件好了，民族风格却荡然无存。

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西方人对它却很陌生。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给它涂上一层突厥底色。与塞尔维亚、黑山、意大利无休无尽的冲突，酿出极端民族主义性格，加之山地隔绝，永远是遥远的国度，“冷战”后被遗忘。有部美国警匪片《局内人》（Inside Man，二〇〇六年），纽约警察包围了银行劫匪，窃听器监听到匪徒说一种没人懂的语言，只好上电视征询破译，原来是阿尔巴尼亚语。一种欧洲语言在70%以上外国移民的国际都市能当密码用，匪夷所思。相映成趣，中国外语院校竟设阿语专业，特殊年代的别样馈赠。朋友从美国打长途来，闲聊提到正看阿电影，便力荐当红作家卡达莱（Ismail Kadare），被誉为阿尔巴尼亚的昆德拉或帕斯捷尔纳克，连获耶路撒冷、布克等大奖，被授予法兰西院士，英语世界译了二十多本小说。有人说他是霍查的密友，附逆之嫌，但写阿尔巴尼亚不能不提他。我网上搜了一下，中英文材料颇丰，但都一个调调，无非抗争专制的斗士或集权的吹鼓手，前社会主义作家耳熟能详的赞誉和贬损，提不起兴趣。反觉得卡达莱自己的逸事有点意思：他旅居法国十五年，女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介绍自己来自阿尔巴尼亚。法国朋友“哦”了一声：是那个大独裁者卡达莱统治过的国家吗？张冠李戴至令人错乱，却也道出实情，卡达莱比霍查名气大。

伊斯梅尔·卡达莱

相隔四十年，话语方式与过去已无法对接，看问题的角度、价值取向、概念体系都恍如隔世。卡达莱的创作跨越两个时代，作品未必能截然两分，不过读者的参照系变了，才有斗士与帮闲之辩。与其读卡达莱追寻昔年旧梦，不如承认过往经验已云烟倏散。如俯拾现成的说法，给那个年代贴上“僭主专权”或“清平世界”的标签，无非宣泄伤痕记忆，或缅怀人人平等的血色浪漫，仍没超出左、右派别的纷争辩驳，唯独忘怀深究“革命”那已沉入历史迷雾的原义。

我发邮件请教阿语陈博士，“屋里喏”到底是哪个词，她说应该是Urdhёro（有几种变格）。星移斗转，剩下个“请进”，也已词是人非。

* 图片来自网络

—— 卜键 曹卫东 陈彩虹 陈家琪 杜庆春 杜维明 段志强 冯象 傅谨 傅雷 龚龑 顾昕 关凯 海青 何磊 黄苗子 黄晞耘 黄子平 季剑青 江弱水 江晓原 姜涛 金海民 金克木 晋军 康太一 孔勇 李伯杰 李大兴 李洪林 李零 李皖 李新伟 李长声 李庆西 李喆 励轩 梁小民 刘大先 刘东 刘晗 刘统 刘文瑾 刘小枫 卢云峰 陆谷孙 绿原 穆蕴秋 聂锦芳 潘家恩 彭斌 彭刚 亓同惠 沙湄 沈昌文 沈林 商伟 盛洪 舒芜 苏光恩 孙歌 孙英刚 孙郁 所思 索飒 万明 汪晖 王东亮 王汎森 王海洲 王洪喆 王珅 王小波 王炎 王一方 王以欣 吴飞 吴国盛 夏晓虹 辛丰年 许宏 严锋 杨绛 杨念群 杨清媚 杨新宇 燕碧天 燕汉生 姚大力 叶秀山 余婉卉 袁一丹 张冠生 张鸣 张慧瑜 张磊 张治 张中行 张宗子 赵刚 钟准 周濂 周质平 朱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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