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利用好人口红利是关键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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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如何改革社会保障措施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如何改革医疗政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如何利用好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口红利，都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续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人口
全文大约3200字，阅读时长约为8分钟。
报纸原文：《利用好两类人口红利是关键》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非 赵忠
按照通行标准，以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度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从 1953年到2015年，我国老龄人口所占百分比从4.4%涨至10.5%；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1953年到1995年，老龄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04个百分点；1996年到2005年年均增加0.14个百分点；2006 年到2015年年均增加0.29个百分点。除了占比，整个人口基数也在上涨，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加速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以下不利后果：加重养老负担以及医疗负担、冲击劳动力市场和妨碍经济发展。这几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养老负担逐渐加重。1953年是7.4，即平均100个劳动力养7.4个老年人。2015年翻了一番，高至14.4。养老在资金支出上的负担也在加重。从2005年开始，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持续增加，养老支出负担不断加重。
人口流动加剧了省份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结构失衡。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省份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结构失衡也在加重。一个地区的年龄结构受该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迁移三方面影响。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严格实施，这本该使得这些地区的老龄化进程加速。然而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迁移之间的相互作用，逆转了区域间的老龄化趋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的地区有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因此其本地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更高。这样，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差异加速了内陆和农村人口向沿海和城市的迁移。同时，迁移的人群大多以工作为目的，年龄较低，缓解了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从2000年至2010年，安徽、甘肃、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2.5个百分点以上；而北京、上海、天津的比重甚至有所下降；浙江、广东的比重增长不足0.5个百分点。这说明由于我国人口内部迁移，将沿海省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转移到了内陆省份。
综上所说，虽然沿海省份和城市地区执行了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由于人口迁移的作用，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内陆及农村地区反而更加大。除了年轻人口向沿海和城市流动的压力，内陆省份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压力还源于其他方面，比如这些地区通常欠发达，而且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不完善，等等。此外，省际人口结构不平衡会导致养老基金的收支失衡，部分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出现了养老基金当期结余亏空。
老龄化加重了政府和家庭在健康医疗上的负担。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家庭、政府为老年人在医疗健康方面支付的费用越来越高。老年人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比如日常的行为障碍，身体部分或全部失能，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如阿兹海默症等老年病，这些健康问题的治疗以及管理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和精力。
老龄化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老龄化问题加重，导致现有劳动力面临更繁重的养老负担。他们不仅需要赡养自家老人，同时还需要缴纳社会保险，参与供养当期的其他老年人。一方面，劳动者缴纳更多养老保险，自己用于消费等改善生活质量的支出就减少了；另一方面，劳动者花在照顾老年人身上的时间增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会变少，进而可能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力比重降低，或导致我国劳动力相对短缺，人工成本上升。
老龄化还会妨碍经济发展。首先，如果产业结构跟不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就可能造成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效率和产业发展。其次，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是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统筹账户由企业缴费，养老负担加重会削弱企业生产积极性。再次，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减少，而需要政府支持的老年人增加，因此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越来越高，诱发债务风险。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从生育政策的角度应对老龄化问题。
（1）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国所有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旨在通过提高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对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减轻我国老龄化进行了推断。模拟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人口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然而不超过2030年，我国的人口很可能开始减少。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仍远不能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2）取消生育限制与生育鼓励政策。假设取消生育限制能使女性总和生育率提升（基于一些东亚国家的经验，这是一个很高的值），比起全面二孩政策，彻底取消生育限制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但仍不足以根本缓解这个问题。基于日本、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与国内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生育鼓励政策的实施结果，未来生育鼓励政策在我国的成效并不乐观。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鼓励政策已经实施二十多年，但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很小。生育鼓励政策在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时间并不长，收效还有待验证，但到目前为止相关政策对提升出生率的成效仍不明显。政府应该吸取以上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训，尽快就人口老龄化问题做出进一步反应。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应对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主要分两类。第一类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低导致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性人口（劳动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消费性人口（儿童与老人）的增长速度。但是一段时间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慢于消费性人口的增长，这时第一类型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第二类人口红利，指成年人在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和财富，到老年时开始消费。由于老年人占有的资本和财富较高，老年人比例提升会使人均资本和财富增加，而更高的人均资本财富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1） 延长第一类人口红利的措施
要延长第一类人口红利，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取消强制退休制度、推行灵活退休年龄制度；2、纠正教育错配和过度教育，重视职业教育；3、提高女性和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4、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势和作用。
（2） 延长第二类人口红利的措施
为更好地利用第二类人口红利，我国需要解决以下两点困难和挑战。1）改革养老金制度，大力发展养老金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第二类人口红利假设劳动者在工作期间进行财富积累用于老年的消费，使老年时候占有的资本和财富增加。但是，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就会挤出私人储蓄和投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有三个养老支柱。第一支柱是国家负责的基础养老金，该部分养老金会对私人的储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的积蓄。我国现在的养老压力几乎都落到了第一支柱上，其直接后果是现行养老制度不堪重负，同时造成对个人储蓄的挤出。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2）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其他措施。除了生育政策和人口红利的视角，我国还可以从社会保障、健康与照护、经济和产业等方面应对老龄化问题。
（1）社会与公共政策
从社会保障政策的角度看，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或将养老金进行省际调剂，都是缓解老龄化问题的改革方向。从健康与照护政策看，既然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公共政策就应该关注如何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如何完善健康服务的效率进而降低医疗成本。此外，充分利用市场、社会资源完善养老体系，利用社区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养老问题，都需要相应政策的出台。
（2）经济与产业政策
从经济和产业政策考虑，人工成本上涨带来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力；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同时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我国人口资源禀赋，需要改变产业结构使之与资源禀赋匹配；老年人比重大必然会改变商品需求结构，为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发展提供潜在的契机。我国应因势利导，使产业转化和升级符合我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在经济新常态下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养老负担、医疗负担、 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需要借助人口、社保、健康、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应对老龄化。在当前老龄化的趋势下，我国如何改革社会保障措施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如何改革医疗政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如何改革经济社会政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趋势相适应，如何利用好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口红利，都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续考虑的问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8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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