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人口老龄化：直接关系社会安全，间接影响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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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
社会安全涉及面非常宽泛，它本身又包含了居民安全、民宅安全、族群安全、城镇安全、乡村社会、街巷安全、社区安全、校区安全、市场安全等等构成要素。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社会安全有着直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人口老龄化看成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
全文大约2500字，阅读时长约为6分钟。
报纸原文：《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安全的影响》
作者：河北大学人口所副教授 王朋岗
国家发改委社会所研究员 常兴华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性的冷战结束，使以往被政治严重挤压的社会开始复苏和强大起来，政界和学界也都越来越多地关注起社会安全问题，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新的非传统安全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安全涉及面非常宽泛，它本身又包含了居民安全、民宅安全、族群安全、城镇安全、乡村社会、街巷安全、社区安全、校区安全、市场安全等等构成要素。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社会安全有着直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人口老龄化看成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家庭养老风险日渐显现，家庭代际矛盾逐渐外化
人口老龄化在加重家庭养老负担的同时，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现阶段，作为核心家庭的外延——“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已是主流模式，家庭养老负担沉重。而未来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都不利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核心家庭趋向小型化、少子化，据测算，家庭户平均规模将由当前的3 人左右持续减少到2030年的2.6人和2050 年的2.5人，家庭内部养老的人力资源持续缩减。另一方面，家庭户结构显著老化。生活在独居和空巢家庭中的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由当前的5000万左右增加到2050年的近2亿；无子女老年夫妇将从当前的1600多万增加到2050年的近8000万。
目前，独生子女家庭已累计1.5亿户，占家庭户总数的37%，今后仍将继续增加。在此背景下，家庭代际矛盾和家庭养老风险将日渐显现。家庭代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代际矛盾也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家庭赡养负担增加、发展活力下降，代际资源配置矛盾和冲突显性化，都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将从家庭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转变为社会代际层面的矛盾和问题，成为老龄社会条件下新的社会矛盾。
家庭规格和结构发生变化，老龄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国的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上升，空巢老人比例越来越高，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家庭趋向小型化两代户，使得传统家庭养老面临很大挑战。代际之间的孝道及赡养、照料老人的观念并未弱化，但家庭对老人提供生活保障的能力却在不断削弱。特别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高龄化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越来越大，加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逐渐转向以“四二一”和“四二二”型为主，且“四二一”型比例更高。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逐渐弱化，而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方面更为缺乏，现实中不乏虐待老人、侵占老人房产及财产的现象，一些孤独老人因无人照料导致死亡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某种程度上，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的损害甚至超过物质方面的损害）。家庭养老弱化而社会养老的缺乏，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龄伦理问题，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安全。
中青年就业和老年人养老的矛盾不断凸显，不利于社会稳定
预测显示，到本世纪20年代初，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进入以抚养老年人为主的时代。现阶段，就业和养老最容易成为中青年人和老年人发生利益冲突的焦点问题。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问题的压力长期存在，为缓解养老负担，可以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必然挤占劳动就业岗位，加大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而要缓解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维持现行退休制度不变，又必将相应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沉重压力下，要保持养老待遇水平和缴费负担的均衡，也必须在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作出艰难选择。维持中青年缴费负担不变，意味着养老待遇水平要相对降低，必然引发老年人不满；提高养老待遇，意味着必须提高中青年群体的缴费负担，又会引发中青年群体的不满，而且影响生产积极性，最终降低生产效率。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中青年就业群体和退休老年人的利益博弈，甚至发展成为政治动荡。
代际价值观冲突可能加剧，加深代际文化断裂
人口老龄化可能加剧代际文化观念冲突。一方面，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快速变化，人的社会化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改变等原因，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社会拥有和生活方式、价值观、行为取向的选择等方面会产生差异、冲突、隔阂等现象，即代沟现象。老年群体和中青年群体之间通常存在深刻的代沟，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这些差异将不断扩大，在影响到老少共融、代际和顺的同时，也会越来越成为实现社会代际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文化难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家庭急剧小型化相交织，动摇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调节代际关系的传统孝道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老年人口群体大幅增加，老年群体亚文化有主流化的诉求，和中青年群体争夺社会主导价值话语权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可能诱发代际价值观碰撞和冲突，加深代际文化断裂。
代际利益诉求的碰撞可能显现，对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
在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在我国，社会代际关系也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关于退休年龄的争论、关于养老金负担水平和给付水平的争论、关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关于涉老资源的分配、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资源危机等，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随着老年人占人口比重的提升，老年人将逐步由家庭依附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转变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群体，也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权益维护、平等参与、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迫切。在此背景下，代际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均衡关系将面临着新的调整，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提升，通过政治途径提出利益诉求可能性增加，同劳动年龄群体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和政治话语权的碰撞现象也随之增加。这在客观上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代际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解决好不同年龄群体间的责任分担、利益调处、资源共享和权益保障问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5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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