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共识的噩梦” 

文／皮力

致编辑，

去年2月，Artforum中文网翻译发表了我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全球策展人峰会上的发言《假如政治正确不正确…》。在那篇发言中，从古根海姆撤销“世界剧场”展览里中国艺术家关于动物的作品开始，我谈到了我们需要检讨“政治正确”本身，艺术机构和策展人不应被“政治正确”绑架和简化。关于这篇发言稿发表后引起的质疑和反馈，我答应您会在2018年3月底给出一些新的回应，但是这些质疑后来扩展到社交平台上变成了“茶杯里的风波”。于是我中断了回应的写作。理由很简单：社交媒体带来技术革新，连接人群，它刺激同情心，激发讨论并迅速对是非对错形成判断，但它不是深入讨论适合的平台。深入讨论需要严格的边界，需要一定的编辑规则和学术伦理的保障，具有知识和话语的门槛以及一定的时间的长度，而不是社交媒体那种48小时的话题覆盖游移和转换。最后，所有的讨论都发生了，但是没有任何讨论完成，有时甚至连事实的梳理都没做完，讨论就被另外的话题取代了。

必须承认，看到后来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各种文章和观点后，我一度陷入到沮丧，委屈甚至失望的情绪中，但也正是这种情绪使得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继续思考政治正确、判断、多元化的价值观乃至社交媒体等一系列和当代社会中的政治与艺术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从那时起彻底放弃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因为我越来越相信严肃的思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逻辑理性和精准的表述。在一年后的今天，我想我还是应该对当时的质疑和混战做出一些回应。请原谅这封迟到的来信。我没有立即回应，而是选择思考沉淀之后严肃地写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质疑者和您作为同行的尊重，也是对艺术的敝帚自珍。

但是，我并不撤回我一年前的观点。一年前发表那篇讲话的时候，纽约的艺术界刚刚经历过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展览“世界剧场”中，中国艺术家孙原、彭禹、黄永砯、徐冰的作品因为使用了活体动物而遭到动物保护组织抗议，最后导致主办方不得不撤下这三件作品；大约在此以前一年的时候，美国惠特尼双年展因展出达娜·舒茨（Dana Schutz）表现种族暴力的作品《开棺》（OpenCasket, 2016）[1]而引起大规模抗议并被要求销毁这件作品。两个案例都暴露出美术馆机构在维护艺术家的自由表达和接纳公众意见之间的角色冲突，而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它们是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现的对艺术机构的挑战。作为美术馆工作者，这些问题逼迫我们思考什么是表达的自由和策展的自由？艺术作品可否被禁止？是否有合法的理由禁止甚至销毁艺术作品？还是艺术作品不能被禁止是否因为艺术家有某种特权？如果一些政治可以禁止某些作品，那么为什么另外一些政治的理由就不行？这些政治理由的区别界限何在？当自由与禁止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策展人——应该如何选择和应对？

艺术机构和策展人的表达自由正在不同的环境中被不同的形式威胁。我们可以想象展览的取消和封禁，有时是赞助商离开[2]，或者比如在古根海姆事件中，艺术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匿名人身威胁。虽然各自情况不同，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全然与中国无关的问题。相反，我认为，一年前围绕着我的文章的质疑和风波恰恰证明这个全球范围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社会现实的高度相关性。这是基于这点，我当时同意您翻译和发表我的英语演讲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对“政治正确”或其他因素的考虑掩盖自己在不同地方的观点。我相信严肃和诚实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美术馆、机构、策展人，以及艺术媒体都不应该被所谓的“政治正确”绑架。（请注意，我想强调的是“任何”。）在今天，特别是川普上台以后，政治正确和反对政治正确，同时成为了陈词滥调，就好比“民主”和“民粹”成为标榜自己，指责对方的武器一样。把这些词汇变成标签来攻击对方于事无补，我们必须审视这些概念本身。政治正确来源于二战以来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的不断增长，其驱动力则是全球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改变，它是现代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彼此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到二十世纪末，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主流，人们越来越少少用国家来进行自我认同，而更多是用性别、种族、文化、乃至社会阶层（比如中国的农民工，美国的红脖子）等更细化的身份来定义和伸张自己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今日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形式，但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迅猛、贫富分化急速加剧的情况下，身份政治不再像5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和60,70年代民权运动那样寻求平等，而是要求对自己这个身份群体的“特别关注”。[3]身份政治的兴起在推动多元文化的层面上，绝对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对于“特别关注”的期待和失望，也在部分意义上导致了今天的全球化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

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政治正确”成为文化和政治讨论的金科玉律，政治正确要求我们对不同于自己的性别、种族、文化、社会阶层的文化、倾向、做法少做判断，不表达或者少表达反对的声音，而是尽可能地去宽容、理解；我们期待以此表达我们的尊重。但是事情真的应该如此吗？我们真的需要对不同于自己的那个性别、种族、文化、社会阶层三缄其口吗？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将这种制止我们道德判断和批判他者文化的做法称为“道德孤立主义”；我们不得不追问，身份之间的文化屏障真的是双向的，即彼此无论高低强弱与否都互不批判吗？还是只能是弱者批评强者，而强者不能批评弱者？文化之间的保护屏障到底是该受到赞扬还是指责呢?是哪些因素促使我们进行判断和批评？如果我们不能批判他人，我们是否还有能力批判自身？是否不判断就是尊重呢？[4]稍有理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否言说，有意或者无意中，我们对他者的判断都是注定要发生的，区别只在于我们选择说出来，还是出于“礼貌”不说，有时“礼貌”也可以被换成一个更严重的指控：“自我审查”。真正的尊重不是放弃判断，而是要在彼此判断、交流甚至争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政治正确”的实际作用往往逼迫讨论的一方终止判断，或者沉默。放眼世界，今日川普主义兴起，全球政治右转，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之一是否可以说是“政治正确”长期压制多数派对少数派（LGBT、移民和难民、穆斯林等）的判断，让他们羞于交流偏见，造成多数派感觉失去了声音和尊严，最终引起巨大的反弹呢？政治正确延宕了判断与讨论，虽然短时间内仿佛形成了共识，但差异与误解却在暗自积累。这恰恰是“共识的噩梦”。

如果说一年前未完成的讨论对我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不能在一知半解的知识领域轻下结论，也不能不设定讨论边界，更不能错误判断讨论双方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和阅读量，但是我倾向于相信质疑者们以及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新老朋友们”，围绕着“政治正确”，对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差异，对现代政治学，科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的相关概念都有足够的基本常识。所以，我不应在常识的梳理上赘述太久，而是要回到我那篇演讲所呈现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这些策展人、艺术机构工作者、写作者和艺术家在政治身份高度细分化，社交媒体带来便捷同时又摧毁传统媒体规范，全球化和贫富不均同时加剧的今天，到底如何才能有效地工作并维护职业的尊严？什么是艺术的政治方式？

当然，不可能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我不反对甚至尊重一些策展人愿意为某类人群和观念代言，甚至成为斗士去寻求自己认定的正确的政治。但是出于对理性和智识的热爱，我想强调的是，作为策展人，在今天更重要的是警惕“政治正确”的绑架。流行于中国的“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把艺术从政治理念的注解身份中释放出来，相反它依然让艺术的价值受制于它所代表的政治的价值。代表好政治的就是好艺术，代表坏政治的就是坏艺术。但是我们今天如何区分好政治与坏政治呢？或者，当艾未未的难民题材电影被柏林电影节拒绝，他在《柏林，我爱你》中全部镜头被剪掉的时候，好政治和坏政治在全球化的今天真的有区别吗？

让艺术价值与其所代表的政治关联恰恰也是国际社会多年来判断中国艺术时暗自预设的前提，他们对中国艺术的支持和阐释最终也表现为对缺乏言论自由的同情。这种简化的价值观刺激了市场，却极大地忽视了中国艺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今天，在全球化的危机时刻，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最终导致号称自由的欧美社会对自己艺术机构的言论自由的封禁，这是何其讽刺的事实。美国发生的两起艺术作品撤展事件，深刻地反应了全球化过程中艺术的困境及其高度相关性。

在此新的危机时刻，如果不想延续旧的模式，走出“共识的噩梦”，我们就必须有新的方法论。新的方法论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尊重世界和社会的复杂性，带着自身的本土经验，积极地融入到全球格局之中，精确而严肃地调和本土经验和全球经验，而不是永远停留于简单扮演某种被迫害的他者形象。更重要是，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艺术的”政治方式。我和很多同行，包括质疑者，一样坚定地信仰艺术必须介入政治和社会现实，因为那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所在。但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和政治有着明确的区别：艺术的目标不同于政治，它不应企图迅速有效地达成共识，或者让自己的声音遮住别人的声音，让人盲从或沉默以获取共识的幻像。恰恰相反，当代艺术应该延长讨论，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让不同的事实呈现出来，让共识产生的时间推后，而不是提前。只有这样，政治的复杂性才能生成。这才是“艺术的”政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共识的噩梦”。

这就是我迟到了整整一年的回答，我希望用这些认真的写作证明，在每天用手指划过屏幕，转发或者嘲笑100000+的文章，年复一年无休无止地给艺术界拼出各种年度最佳和排行榜，并为自己幻想中的权力铺出奥斯卡式的红地毯的时代，这样的争论、阅读、写作，不应该是奢侈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在各种压力下的起码的尊严。

                                                                                                           此致

敬礼

                                                                                                       皮力

2019年2月27日

[1] 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参展艺术家达娜·舒茨因为在画中描绘了1955年死于私刑报复的黑人少年葬礼上开棺纪念的场景而引发抗议，抗议者认为艺术家作为白人利用黑人受难的图像为自己谋取利益，将其景观化的行为不可接受，要求美术馆撤下作品并将其销毁。

[2] 2018年12月，德国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Wolfsburg）馆长拉尔夫·贝尔（RalfBeil）突然被解雇，尽管馆方没有对该决定做任何解释，但据artnet报道，贝尔离职可能与该博物馆唯一赞助商大众艺术基金会不满博物馆展览项目有关。

[3] Fukuyama,Francis, ”Against Identiy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Sep2018, pp90-114.

[4] Midgley,Mary. “Trying Out One’s New Sword” Heart and Mind: The Varieties of MoralExperience.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 69-75.

©ARTFORUM.COM.CN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