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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城市最适合于居住?

文琳资讯 2024-04-13
说到“风景”,可以是名山大川,可以是乡野小镇,也可以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我的基本立场是:成为世人赞叹不已的风景,可以是城市的一项重要功能,但不该作为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工作重心。理由是:风景的主要功能是观赏,而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居住与生活。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的不同要素,哪些因成为风景而备受关注,哪些虽很重要,但因位置隐秘而不被关注;有没有可能更改观察的角度与评判立场,让风景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趣味,更适合普通民众居住与生活。具体包括:一、风景之文野;二、高楼的迷思;三、下水道的启示;四、最有文化的城市;五、博物馆与书店的故事;六、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


作者简介


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余种。


*文章节选自《记忆北京》(陈平原 著 2020-5)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ID:sanlianshutong)


文 | 陈平原


城市的韵味

21世纪的中国,必定是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齐头并进、迅速崛起的时代。如何经营好城市,对于刚刚迈入小康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个极大的挑战。据说,到去年为止,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34%,未来二十年,这个指标将跃升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么一来,将有一亿五千万的“乡下人”洗尽泥腿,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如此“城市化提速”,不可避免地冒出许多新难题。
 
相对说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医疗设施、文化场馆等,容易引起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至于不能转化为GDP的、颇为玄虚的生活感受(比如舒适度、情调、品位等),则尚未纳入决策者的视野。而依我书生之见,眼下正紧锣密鼓进行着的城市改造,其最大陷阱,莫过于过分追求“国际化大都市”,以及视觉效果上的“焕然一新”,而较少考虑如何保有或展现“城市的韵味”。

有个基本思路必须明确,那就是: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给人居住,而不是给人观看。因此,判断城市建设的成败,更多地应该由长期生活于此的居民而不是随时准备升迁的官员说了算。说白了,好看的城市,不一定适合于居住。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当今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刚验收或正施工的宏大建筑。表面看,确实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仔细观察,你很容易发现,各城市的面貌正越来越趋同,尤其是商业街、标志性建筑、中心广场、或大或小的喷泉,还有用铁链围起来、行人不得入内的大草坪等,太熟悉了,以致你不知身在何处。这种“城市形象”的简单复制,成了一种流行病,正在神州大地蔓延。
 
先不说是否劳民伤财,单从生活需求以及审美角度考虑,如此高度同质化的城市设计,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东部西部、南方北方、沿海内陆、大城小城,各有其气候、风土、文化、历史等,根本就不应该有统一的城市想象。但在电视普及、洋广告铺天盖地、官员及民众的国外考察也都不难落实的当代中国,一说“城市改造”,众人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繁华景象。于是,各种名目的欧式建筑及景观设计,充斥各大中小城市。从政府规划部门的眼光,到房地产商的噱头,再到平民百姓的口味,都变得如此欧化,实在让人担忧。
 
作为这一严重变形的“欧化趣味”的表征,便是所谓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设定。据说,目前我国已有一百八十二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六百六十七座城市总数的27%。这可不是香港艺人在搞笑,而是曾经有过的政府规划,见于中纪委驻建设部纪检组组长姚兵的报告(参见《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4日)。不必专家学者,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觉得,这实在太滑稽了。不只是根本办不到,更让人操心的是此举背后的思维习惯:“大跃进”的期待,以大为美的趣味,以及同质化的发展趋势。
 
“国际化大都市”确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小城市呢?好些年前,我写过一则《小城果然故事多》,说的是游欧的感觉——最值得留恋的,不是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而是青山古堡的小城。其实,小城的“风情万种”,不只属于欧洲,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说起哪里的居民“自我感觉”最好,一致推举文化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小城。不同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提出“小城镇战略”,我更多的是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什么样的城市最适合于居住。起码在我看来,北京、上海这样声名显赫、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不是最佳选择。

“光之城市”——曼哈顿主义的极致。联合爱迪生公司在1939 年纽约博览会上的场馆,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


对一座城市的评估,除了经济指标,还有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这里包括绿化水平、文化设施,还有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保留历史文物及古建筑,主要目的不是争“世界文化遗产”(绝大部分城市没这个条件),也不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是让本地民众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人穷时,顾不到这些;温饱解决后,这个问题会日益凸显。一座马路宽阔、高楼林立而又到处充斥着假古董的城市,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城市的韵味来自历史、来自风土、来自民情,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建筑形式及空间布局来加以凝固与呈现。限制城市建设中推土机的“专横与暴力”,呵护历史,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为了给后代留下“可持续品鉴”的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千篇一律的城市想象,拒绝依样画葫芦,关注并尊重自家脚下这座有文化、有情趣、有个性的城市,无论对于政府官员,还是建筑师来说,都是亟待补修的一课。
 
2003年12月31日于京北西三旗
(初刊2004年9月22日《中华读书报》)



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
——写给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

在“大楼”与“大师”之争中,毫无疑问,我站在清华校长梅贻琦一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1年12月4日)可这么说,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无论高低雅俗,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所曾经的风雨历程,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拜访任何一所老大学,都会有热心人指指点点,告诉你就在这个街角、那个楼梯,或者东边的操场、西边的塔楼,所曾经发生的有趣的故事。这些附着在建筑上的人物与故事,连同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大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坦白交代,十年前,我之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其灵感及趣味,一半得益于书本(及档案),一半便缘自建筑(及遗址)。

传统中国建筑之砖木结构,使得其难以持久保存,任何一点天灾人祸,都可能让数百年学府顷刻间灰飞烟灭。更何况,晚清以降,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勇猛登场,书院迅速隐入历史深处。书院改大学,改的不仅是教学体制,更包括建筑格局。既然是学堂,无论中外,都是师生学习、生活、休憩的所在,都会讲求建筑上的因地制宜、虚实相生、高低错落、互相呼应等。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在建筑形式上的巨大差异,背后蕴含着教育理念的分歧(而不仅仅是办学规模或科技水平)。比如,书院讲究修心养性,选址时多择山林胜地;大学谋取经济支持,建校时多选都市通衢。书院重视道统一脉,故突出祭祀的祠堂;大学希望博采众长,故渲染演说的礼堂。书院以学生自学为主,故斋舍是关键;大学以课堂讲授为中心,故教室宽敞明亮。还有,书院看重闲庭漫步的园林,大学则推崇体育竞赛的运动场;书院修文昌阁以祈求功名利禄,大学则建实验室以推进知识创新。诸如此类的差异,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但书院及大学的建筑,与各自的文化理念或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

当今中国的大学校园,在教学体制及建筑形态上,大概只有湖南大学包孕着岳麓书院,象征性地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对话”——这点很像韩国的成均馆大学与韩国文庙(即成均馆)的关系。其他的校园,无论“形”还是“神”、“课程”还是“建筑”,绝大部分都在努力观摩西方。倒是20世纪上半叶,各教会大学为了减少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建筑上刻意采用中国古典风格,与其时国立大学之尽可能西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曾经就读或工作的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其校园的核心部分,历来以典雅幽静著称;可无论康乐园还是燕园,原本都是“名花有主”(属于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只是因政权更迭,才轮到作为“国立大学”的中大、北大来坐享其成。

很长时间里,由于日趋激进的政治思潮,再加上“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世人难得有心境来体贴、呵护校园内外的古旧建筑。前几年,我曾经拿着地图及老照片,到越秀山下寻访阮元建立的学海堂,到无锡拜访唐文治创立的无锡国专,结果都一无所获,只能默默地“遥想”与“凭吊”。近现代史上诸多曾引领风骚的书院或大学,其建筑如今荡然无存,这实在让人感慨唏嘘。好在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标志之一,便是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也都成了“文物”,被精心保护起来。像我所熟悉的“康乐园早期建筑群”,成为省级重点文物;而经常游荡其间的“未名湖燕园建筑群”,更是进入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燕园博雅塔

将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著名书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来保护,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第三批,1988年)、江西九江的白麓洞书院(第三批)以及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第六批,2006年)等,主要体现了国家对于传统教育的尊重;而关注近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大学校园,或许更有利于历史与现实的良性互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大学红楼(第一批,1961年)以及南开学校旧址(第四批,1996年)的入选,似乎以政治因素为主;而第五批(2001年)之选择未名湖燕园建筑、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东北大学旧址、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以及第六批之包含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协和医学院旧址、中央大学旧址、金陵大学旧址、金陵女子大学旧址、之江大学旧址、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早期建筑、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旧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等,方才真正将目光投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起举足轻重作用的“高等教育”。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多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我则一口咬定,首先是“重要史迹”,而后才是“代表性建筑”。

将校园里的“老房子”作为“重要文物”来保护(我相信,在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将有更多的大学校园入选),其意旨主要不是指向“建筑学”,而是“大学史”。换句话说,校园里的老建筑,早就应该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是活的文物,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薪火相传”。我认定,校园建筑之新旧杂陈,与大学精神之中西合璧,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谈论中国大学向何处去,不同于主流社会之强调“与国际接轨”,我更珍惜“中国经验”。因为,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可歌可泣,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开口哈佛、耶鲁,闭口牛津、剑桥,而完全无视宋元明清的书院传统以及晚清以降的大学经验,这样的大学改革,很可能“找不着北”。校园里被精心呵护的老房子,提醒我们历史的连续性——今天中国的大学,既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不是哪个外国著名大学的翻版。

大学校园的历史感以及文化氛围,一如石阶上的青苔,必须一点点长出来,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方面,老建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学生对于大学的记忆,一半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学者,另一半则是曾经留下了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你可以说他们借助此等“文化遗存”思接千古、浮想联翩,是“文人习气”;可让他们走进全然陌生的“新校园”,没有记忆,没有怀想,必定也就没有认同感。而对于正在就读的大学生来说,漫步在绿荫如盖的校园,穿梭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在“古典”与“今典”的不断对话中,推进八方学问,演绎五彩人生,岂不更是顺理成章?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的风华绝代,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里所说的“风华绝代”,主要指向附着于建筑上的人文性,而不是大楼本身的“科技含量”。生活在(嬉戏于)错落有致、弦歌不断的大学校园,与无数往圣先贤“同学”,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中国的大学,终于有了若干物质、精神以及学问方面的积累;而这,也落实在那些精致的校园建筑群上。可惜,因为战争烽火,因为政治运动,也因为经济压力,我们的大学校园处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而这明显不利于大学传统的建立以及文化精神的凝聚。

随着大学的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焕然一新的“大学城”,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异彩纷呈、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我相信,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大学城里的新建筑,不难做到“技术”与“舒适”的统一;但缺了“历史”与“美感”,或者说少了刘禹锡《陋室铭》所说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怎么看怎么显得“没文化”。

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阅读者”戴上了有色眼镜。再过百年,你再来看看,那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学城”,也都可能古木参天、名家辈出。只是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大学生来说,在一个崭新的校园里读书,要养成历史感,是难了点。

2007年4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建筑与文化》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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