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近年来，国际投资体制在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投资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中国从2013年以来，推进高水平开放，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投资开放水平明显提高。这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投资体制虽然面临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但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中国应该通过国内法建设以及综合运用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多种谈判方式，积极推进国际投资体制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胆吸收外资，拓展全球资源配置空间，形成了以利用外资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展的独特道路，缔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如今，中国利用外资的国内外条件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未来，中国将从政策引资为主转向制度引资为主，致力于对标先进国际经贸规则，持续促进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外商投资企业营商环境，外商投资将在结构调整中提升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究汇率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人民币贬值不仅促进了出口，同时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个现象和大多数国家呈现的母国货币贬值会抑制投资的发现相反。本文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角度阐释了这一现象。贸易服务型投资具有降低跨境交流成本和境内配送成本等贸易中的可变成本的特点；而和生产型投资相比，又具有较低的投资固定成本。因此，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是利润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而贸易服务型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辅助而非替代出口的作用，因此人民币贬值在促进出口的同时也促进了贸易服务型投资。本文丰富了汇率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的认识。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本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性、波动性、周期性和各国之间的关联性等进行梳理，发现尽管跨境资本流动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国家之间缺乏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协作框架。鉴此，本文介绍了当前国别层面主要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下，对三次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治理模式变迁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前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陷入多种模式的重合与冲突中，缺乏统一框架；建议构建由国际金融机构组成的全球金融监管结构框架，增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为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尤其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本文分别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中国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全球金融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取得持续快速进展，但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却陷入了停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陷入停滞的原因，既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动、中美利差变动、资本流出管制变动、中国金融风险上升等周期性因素，也源自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旧“三位一体”策略（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双边本币互换）的内在缺陷。从2018年起，中国政府似乎已经开始通过新的“三位一体”策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使用）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旧策略相比，新策略更加重视培育人民币的计价货币功能、更加重视向非居民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更加重视培育人民币的海外真实需求。因此，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变得更加平稳与更可持续。
竞争中立政策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的国企改革，并在欧美国家的推动下，向双边和多边规则过渡，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竞争中立的实质是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市场化治理，维护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竞争中立政策在多国的实践中存在类似的法律法规，亦存在一定的挑战。中国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需明确国家所有权，提高公司治理的标准和要求，更加注重透明度，这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矿业治理随着全球矿业竞争格局的演变在不断变革，冲突矿产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透明度议题不断深入，人权、环境、社区等可持续发展议题成为矿业治理规则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并且对国际矿业发展趋势、中国矿业及电子信息、通信和新能源等相关行业参与全球利益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全球矿业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矿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包括全球矿业治理的权利结构、制度规则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由于当前全球矿业治理规则主要反映发达国家政府及其跨国公司的关切和利益诉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及其矿业企业在全球矿业治理中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和成本，无法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基于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提升话语权，推动全球矿业治理规则能够平衡关注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问题（EESG），使全球矿业治理规则向更加平衡、更加公平方向变革。
本文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在FATS和BOP两种统计口径下的实际开放度和国际竞争力。结果发现：中国在两种口径下的服务业开放程度在国际上都处于较低水平。按国际市场占有率衡量，中国在FATS服务出口和BOP服务出口方面均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但若按服务出口与服务业GDP的比例来衡量，中国的服务出口便不再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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