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 | 林红：疫情之下处处危急，“武汉银杏行动” 尽显职业公益人的有章有法
# 新冠肺炎 · WorkFace在行动 #
本文源于 “ WorkFace 抗疫行动 ” 在线访谈
本期十问官：laopan @ WorkFace创始人
本期受访人：林红 @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文 | 林红 laopan
整编｜杨志侠 大双
Q
A
laopan
WorkFace
创始人
林红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我们这个社会运作其实光有钱是没有用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结合起来，才能运作的。
实际上我更像一个志愿者的志愿者，更多的是看一下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也是从外围观察，在这个实践当中，个人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基金会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
在这个行动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它就像一根针，插入了一个社会肌理当中。
——本期受访人·林红
1
从IT女到职业公益人
Q
Laopan：请林红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多说说自己的情况，让大家了解你。
林红：大家好，我叫林红，双木林，红色的红。之前是一名IT女，从读书到工作一直在计算机行业。
十年前，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接触到了中国的医疗和教育问题。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南都基金会，成为了一名职业公益人。
我做的项目叫“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五年前，大家都觉得发展的比较好，需要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更公共的平台，而不是南都的一个项目。我受大家的重托，出来建立了银杏基金会。
Laopan：林红，现在人在哪里？安全吗？
林红：我在北京家里，已经一天16小时看手机，没出门20多天了。
Laopan：北京的疫情防控都还好吗？
林红：北京经历过SARS，应该是从政府到居民防控意识最高的城市，很多小区都封闭了。
2
将感受和事情理性分离
Q
Laopan：你对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林红：早期的时候，我在忙机构的事情，对这个疫情没特别关注。1月23号，武汉封城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除夕到初七，我一直都是在一个观察的状态。本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许还是可以尽早控制住，但后来发现事情的演变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所以说，后来是非常紧张。
大概到2月1号的时候，我们基金会开始觉得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并且已经发现很多伙伴已经行动起来了，主要在物资，找医疗物资方面。
我们在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从2月1号到现在，可以说是每天都更加紧张和焦虑。我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把我的感受和我做的事情理性分离。
很多人会修习正念或其他修行，能够体察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同自己在一起并活在当下。然而，还有很多人是做不到如此的。这么多天以来，我几乎没有一刻活在当下，基本上都是活在远方或手机上。
实际上我没做什么，更像一个志愿者的志愿者，更多的是看一下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也是从外围观察，在这个实践当中，个人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基金会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
3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Q
Laopan：一个志愿者的志愿者，期待了解银杏基金会的行动策略。
林红：银杏基金会做的事情我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就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策略。
十年前起，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做社会建设，做社会工作，最重要的是人。
这个人，必须得有恒心有毅力有韧性，而且要有非常强的使命感和前瞻性；同时又有一种能够克服困难联合资源，不断地把事情去推进的能力。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很多的事情织补起来，然后推进下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项目，去寻找这样的人，给他们一些小额的资助和一些长期的情感和事业的支持。
做到今天，我自己本人采访过，超过200多位公益行业或者社会企业的负责人、创始人，接触过大量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跟社会建设相关的很多的机构负责人。
我觉得，可以用蚯蚓来形容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在泥土里穿行，去了解情况。
截止今天，我们有130多位银杏伙伴。每一年都会组织他们在一起，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建立他们之间横向的联系和对社会问题的整体系统的一个视角。这件事情持续了十年。
近两年，有很多人来问我们，你们花了很多钱和时间，有什么成效呢？这些人怎么样了？你们的网络怎么样了？你们到底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本来我们计划在今年的这段时间重点来梳理，但没想到，在突发疫情面前，有很多事情就自然呈现出来了。
我们最近的一个行动，叫做“武汉银杏行动”
4
关于“武汉银杏行动”
林红：我们有一位银杏伙伴：郝南。他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做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工作，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还有很多其他灾难的救援工作，包括国外的尼泊尔地震等。
他主要做的是在线上调动志愿者去收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将一些预判反馈给到大家。不管是救人的还是运物资的行动，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方向。
他自己原本是牙医，后来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更多的是在救援工作当中，所以，就辞去了原来医院的工作。
这一次疫情，他发现有很多病人在家自我隔离，其实是非常焦虑的，而且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症状，怎么样去处理。
于是，他在线组织了上百位的医生，给这些人做远程的问诊。在远程问诊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地发现有一些病人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
新冠肺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会突然发作，导致病人呼吸困难，而因为缺氧，导致了全身的一些并发症，或是器官衰竭，免疫力下降，病毒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侵入。
他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医生讨论方案，最后发现，制氧机是一个很关键的设备。
如果病人能够在一个有氧的环境里的话，也许，可以坚持到能有一张重症的病床，同时，免疫力强的年轻人可以恢复过来。他就紧急地去动员大家来捐赠制氧机，给到这些重症的家庭。
正好另外一位银杏伙伴陈丹，也收到一些其他的问询，所以，就找到了郝南。
他俩曾经在银杏网络里做过其他的事情，他们的信任关系很高，协作就非常快，陈丹就开始帮助郝南去筹款来买制氧机。
开始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陈丹就去发动了银杏伙伴的网络，包括给我打电话，希望能够看看怎么样筹资，我又拉进来春苗基金会（是一个5A级的公募基金会）来帮他们做筹款、合规以及之后的一些反馈。
之后，我们就发现有各种困难，包括买货、运输，最后一公里尤其困难。
这个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银杏伙伴卷入其中，最后有二十几位伙伴，变成了“武汉银杏行动”这样一个独立的行动。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很多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开始做这种买货、跟单的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做报表等。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些具体工作，他们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他们做的非常好的方面是彼此之间的协作。
在一个群里，大家的信息都扔在里面，而后各司其职，工作做的非常有序。
我发现这和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跟他们之间的信任以及之前有过很多协作练习有关。之后这个行动就开始自我生长。
制氧机的需求基本在医院、社区的隔离点、社区医院。很多人没有采买这方面的设备，大家更多采买的是防护物资和呼吸机类的大型设备。于是就又引发了更多的行动。
在银杏伙伴的网络里，有一些人，他们也接触到了一些企业的捐方，还有一些个人的捐方，所以就买了更多的制氧机送到了武汉周边地区包括黄冈、孝感等等。
5
涟漪效应下的制氧机
林红：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主干上长出了枝干。同时，它又带来了更多的涟漪效应。
因为，我要帮他们去找在地的运力，所以，就不断的在各种群里面去看线索。
我在我自己的微软前同事群里发现有一位同事的表哥，正是当地一个云豹救援队的队长。我联系到了他，跟他说明了这个情况。
同时，需要制氧机的这个需求，以及我们对此需求的整体分析，打动了我的这位前同事。他从自己公司先捐了100台。
因为他是湖北人，自己打通了一个渠道。在当地就找到了一些企业家，一起来合作，把他捐赠的100台制氧机运到了武汉。
而这时候，他们联系的各个地方医院的需求统计上来，远远超过了100台。他就跟我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在微软前同事的群里面去做筹款，再买100台？我们俩就又合作去筹款。之后的需求还是有些不够，我们就又筹了100台，一共筹了200多台。
在筹款的过程中，我们的前老板也发了朋友圈，被他的邻居看到了，因为邻居是孝感人，特别意识到这个东西对家乡的医院很有用。他自己又通过其他的慈善组织，用我们的这个供货商买了80台送到孝感的三家医院。
截止到今天，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共有3000台左右的制氧机，送到了湖北地区。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从一个主干的行动，不断的引发的涟漪效应，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民间自救的行动。
后来，我们发现有更多报道，包括官方的文字，说需要制氧机以及氧疗是现在对抗武汉肺炎非常有效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其他基金会的采买清单上确实没有制氧机。
整个武汉银杏行动一共是筹了近2000台制氧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筹到这么多钱，也得益于一些国外企业的帮助，他们的行动也是非常迅速的。
还有一些企业甚至是不愿意透露自己企业名字的。但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克服了它们的各种流程，非常快的给我们打了上百万的资金。
在这个行动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它就像一根针，插入了一个社会肌理当中。
6
最后一公里的困难
Q
Laopan：可以具体的描述一下最后一公里的困难吗？
林红：在运输的过程里，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风险，包括有时候政策的改变等。
这整个过程中大概有接近20天，发现所有的变量都是在动态变化的。
比如说货源的情况、物流的情况，武汉当地的道路，交通管制的情况、病人的需求的情况，所有的这些都在变化，包括最后一公里。
实际上我们有几个道路，一个是请当地的志愿者，像蓝天救援队这样的小伙伴，能够送到这个重症的家庭（我们也规定了严密的无接触的操作流程）。
还有一条路，就是给到当地的社区医院，或者是医院，他们也可以来自提的；另外也有接触到像黄冈的防控指挥部。
他们也有专车来取走的，然后我们再跟进和督促他们往各个医院的分发。
在此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要求自我在家隔离到集中隔离的政策改变。我们也要迅速调整我们的分配方案，以及运送方案以及落地执行的时候的联系人。
我们看到一个需求是医院的紧急需求。
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医院应该是能够配套设备的。但是当时的一个紧急状态和扩容的状态是已经有病人住到医院，但设备还没有到。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把这个紧急的资源补充到。
另一个，就是个案的需求。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能及时的去到医院，得不到医护照料，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是一定会被忽视，政府是非常难以到达的。
我们在有限的资源里怎么平衡这两部分的需求，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讨论和对趋势的分析。
一对一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因为，首先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运送志愿者。但是，大家也知道，防护物资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医院里面都缺，那么，志愿者也缺。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天都是非常焦虑的，在各种地方去找，能不能找到口罩、隔离服......中间有很多的插曲，本来以为隔离服能到，结果又被别人拿走了。
另外，也会不断的去跟司机做宣传教育，让他们注意防护距离，以及更完善我们的流程，能够让他们更加的安全。
前端实际上除了医生以外，郝南还组织了一些志愿者。
这些年轻的志愿者给自己的名字叫小天使，他们一对一的去陪伴这些病患的家庭，了解到他们这个家庭的各种情况。有一些状况，真的就只能用惨烈来形容了。
小天使也不断的在教育患者的家庭，怎么样去接手物资，怎么样使用这个物资等。
在过去20天，在一个二三十人的群里，我看到的是大家基本在一种不眠不休的状态，不断的遇到问题，不断的在解决问题，不断的发现有窟窿，不断的去补。
7
在制氧机的战线接力
林红：我们在跟经销商联系时不断的催他，说你快一点儿，真的是早到一个小时可能就能救一个人，因为这个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制氧机其实也就没有作用了。
它毕竟不起到关键性的治疗作用，它更多的是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功效，只是对一定阶段的病人是最有效的。
开始的时候可能供货商也会抱怨说，“你知道吗？我也是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工作到现在，我们也很累，很辛苦”或者“章不在、签字的人也不在，等明天”等等。
后来，我们不断的跟他传递这种紧迫性，以及我们医院到货的照片，然后他就慢慢的改变了态度，越来越配合。从签合同到拨款，到清点出货贴箱贴，找快递等，几乎就是无缝衔接。
虽然我们有的人是在春苗基金会负责拨款的；我可能是在家工作的；出货的人可能是在江苏的仓库里头，但是我觉得这种顺畅程度，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肩并肩的在工作。
昨天，他又主动的去找出来各种说明书操作视频，然后上传，让我们能够给更多的人去看。
在群里面，有时候到半夜了，看到传回来的一些照片，“制氧机被放到了病房当中去了”；家属和小天使对话：“幸亏有了这个制氧机，他现在呼吸平稳了”，“白天已经可以不需要制氧机，只有晚上的时候才需要”...看到这些，大家会觉得特别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我有一些照片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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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收到一些信息，说机器不用送了，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去了。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好消息，说不用送了，是病人去住院了。
这里面最不容易的，是在地的志愿者们。
我们接触了很多的救援队的人，蓝天的、云豹的，还有一些爱心车队，如蝙蝠车队、珍珠车队、月亮车队、孝感义工联，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敬佩。我们也在尽量的帮他们去找防护的物资，包括找到一些保险能够覆盖到他们，但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也非常的少。
另外，也是非常佩服那些小天使们，他们这么长时间去一个一个家庭的陪伴。看着他们每天的进展，我觉得他们心理上承受的非常多。
8
草根组织的力量
Q
Laopan：我们直接跳入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为前方的志愿者，义工，这些曝露在疫情之下的伙伴们做些什么？
林红：我们正在为一线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筹新冠保险。这个公募的活动中，我也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好，有老年人真的是捐出了自己买菜的钱。
我想，这个事情让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草根的力量”。
这跟政府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府是一个条块化垂直管理的，不断的在分部门，分边界，都是一条一条线在工作。
而民间呢，我们就不断的在横向连接，不断的有这种涟漪效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一大片草坪也好，或者在草原，你看到那个草根，非常厚，横向连接在一起，你要想从中拔出一根草，其实都蛮难的。如果草地中央空了一块儿，被拔走了，一场雨下完以后，它又马上织补在一起，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以，我们非常以草根组织而自豪，草根不是草莽或者说不专业的意思。而是像我说的这样，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能够调动各方的资源，它能够链接各方的努力。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捐钱，而是买保险。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问题。我们在靠众人之力把这个钱放大杠杆，给到那个未来有可能风险最高的人。
保险公司也做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大家其实是可以算一下。如果，1万个人才是35万元，而一单出险就是赔付50万的话，保险公司真的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我这些天除了去当志愿者的志愿者，帮助在外围协调资源，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去看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微观的到宏观的，从我们志愿者发来的信息，到记者整理发表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写“百步亭社区”的，当时大家还记得他们是组织了一个万家宴，之后就无声无息了。
昨天，我看到一篇长篇的报道。讲到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很特殊的小区，因为他们没有设街道，而是由有一个企业管理，这边组成的一个管理委员会。
这个报道，让我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工作者真的是有担当，不断的在想办法，各种办法，去保证这个小区居民的利益。当然，这过程中有很多力不从心，然后也被骂，这当中有各种委屈和无奈。
相信这次过后，居民对社区的态度会非常不同。以前我们小区居民总骂社区的人，现在都是主动把家里的口罩分给他们，给他们送吃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系统当中，尤其是在它出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些中间的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其实是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保险，哪怕是一种认可给到他，我觉得对他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希望大家也发起“一起捐”，向更多的人宣传这些志愿者、社区工作者，感谢大家的支持！
9
社会组织的巨大价值
Q
Laopan：现在的银杏伙伴行动进入到什么状态了？
林红：捐助制氧机的项目进入收尾工作。在这个时间上回顾的话，我其实可以看到，社会组织的价值是巨大的。
第一个价值：能够敏锐地发现社会的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的传感器。
最初，郝南发现了这样急的需求，同时，还有很多银杏伙伴，也都发现了他们本身服务的一些特殊群体在这个灾难面前的需求。
比如：有的伙伴发现了心智障碍人群的需求，也在组织全国性的网络来帮助到这样的家庭；有的人本来是服务流动人口社区的，也发现，有一些家庭因为父亲不能去打工，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或者因为父母被隔离，孩子没有人照顾；
有的人发现他们之前服务的，比如说白血病病人群体，或者艾滋病病人群体。在这个时候，一个是买不到口罩（因为他们都是免疫力非常低的人群，平时也需要戴口罩），二是有一些药没有了，所以其实也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还有一个行动是从郝南组织的NCP生命支持行动中的一个志愿者海豚发起的，一个服务孕妇的小组。
他们发现了这个需求以后，就迅速行动，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小组，专门是救护孕妇，包括为他们提供一些产检信息等。
这样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其实是很难进入政府的视野的，我们只能靠民间的自助自救。
另外，有一些公共性的问题其实也是靠社会组织可以让它进入公共视野和政府视野的。比如，自然之友的张伯驹，以及其他几位银杏伙伴和其他环保领域的小伙伴也在倡导，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
第二个价值：由于我们平时工作的这个状态像蚯蚓一样，穿行在整个社会的肌理当中。所以，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和连接各个行业不同的人群。
在这次武汉行动当中，我们连接医生、出租司机、企业家等等，如果你只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地区政府，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时连接这么多行业的。
连接了这些点以后，建立起一个行动的方案和一个系统。就是所谓的连点成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三个价值：我们是以信任为背书，接通了这个线路的电流。
大家试想，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摆在那儿，有人愿意捐东西，有人愿意运，有人需要...在中国当下社会，大家信任度非常低。捐款人和捐资人也会想，东西是否到医院了呢？物流中间会给我劫走拿去卖了呢？
其实是靠公益组织，包括基金会用自己的信任去穿起这条线，让大家相互信任。在这里面，还需要投入一些资金作为润滑剂。
比如，大家都愿意去买设备，但是谁买配件？谁付运费？志愿者虽然是无偿运送，可他也要吃午饭、包括签收单，谁去打印？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队问，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需要两个硒鼓。硒鼓是干嘛的呢？是出库打印出货单。
我当时很心酸，他们是出钱出力，甚至有时候出血。但问到他们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们要的是两个硒鼓。当时，我发现我们能做的太少了，对他们的关心也太少了。
0
社会资本&社会规范
Laopan：我反馈一下我的感受，职业公益人在这一次巨大的疫情之下所展现出来的行动力，行动成果令人赞叹。
林红：我们动员了社会资本，然后产生了这个行动。给病人带去了设备，估计有几万人次可以用到。这个过程中，其实又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在这里我说社会资本的意思——它是对应的经济资本来说的，也就是对应的钱来说的。主要是指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彼此的连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规范。
我们这个社会运作其实光有钱是没有用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结合起来，才能运作的。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人受到了感召，并且相互的认识，相互的信任。这个就是新的社会资本。
我们采购第一批货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要打通所有的环节，但是第二批、第三批、第五批就很顺畅。那其实就是我们积累的新社会资本，在当中运作。
关于社会规范，我也想多说一句。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比如，志愿者说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现在很危急了，能不能拿一台你们的制氧机去给我的朋友。
这个要求其实是很合情，但是它不太合理。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要接受的是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
规则、信息透明都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会领导，同时，也要学会服从。
虽然我们现在买的这些机器有很多，都是送到了我们长期观察的这些人手里，都是挑的最最紧急需要的。如乱发放了，那整个的这个流程的公平、正义和透明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也会很耐心的跟志愿者去讲这些事情，他们也非常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规则，那就是大家能够怎么样去合作，让这个社会更好的一个规则。
我的小姨婆也在鄂州，鄂州现在也应该有1000多的确诊病例。现在不能住院，就只能在家里。
我妈妈看到我在做跟制氧机有关的项目就跟我说，“我也想给她买一台制氧机“。我跟妈妈说，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后来我妈把本来想买制氧机的钱捐给上面的项目了。
整个流程里，我们没有办法有运力去购买私人的东西。我们的所有力量都是走得很正规的渠道，让基金会有严格的一个管理和控制，也保证了整个行动的公信力。
laopan：谢谢林红，你作为志愿者的志愿者，把最直接的体悟分享给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
林红：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梳理，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项目。
如果你不能在疫区做什么，请关注一下你自己所在的城市和社区的特殊、边缘群体。也关心一下“出征”的医护人员的后方。
希望大家也发起“一起捐”，向更多的人宣传这些志愿者、社区工作者，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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