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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 出差了 | 谁发明未来?深圳湾科技艺术节回顾

任越 艺术界LEAP 2024-04-05


最后的预言家:深圳科技湾艺术节主题展

时间:2020.12.26-2021.01.26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2888号

          深圳湾万象城L2 & BAY PLAZA


泰格·布莱恩,朱利安·奥利弗,本特·谢恩,《化为碎片》,2019年,三通道投影、卫星图像、CESM气候模型软件、144核超级计算机、定制化软件
全文图片致谢2020深圳湾科技艺术节


当未来因科技、历史、哲学及突发事件的同时加持而变为可被查阅的无穷档案,线性时间也就不再生效——或许本格时间观很早以前就已经显得委顿,就像如今人们的任何行止乃至思维都可能在单一空间中成为共时事件一样:在仍有保安和防疫测温人员围守入口的深圳湾万象城商场,中产市民们惯见的商业综合体功能被在此开幕的深圳湾科技艺术节主题展览“最后的预言家”轻微地侵入:商场楼层一隅搭起暗色帷幕,拥有形形色色身份的观众踏入展览空间,并进而成为这场关于科技、时间、距离中的人类印记或者我们如何看待“未来”这一宏大命题的展览所开启的对话——或其沉默的一部分。


Yiyun Kang,《09号场景》,2013年,单通道数字动画,5分0秒


随着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一场向着时间和技术切片插入循环发问或自我终结的叙事也徐徐展开:展览中,三十多位艺术家所带来的既是作品,也是技术造物、未来档案(或其喻体),以及其绮思中未知世界的星点线索——它们抽象而面貌复杂,在组合与碰撞中产生迷思并试图将之消解。但正如预言的读解从无中立姿态,“新交互”的意义能否在作品展示的路径中被观者领悟,也是交给策展人和观众的共同题目。


展览的第一篇章以达莉娅·叶罗勒克(Daria Jelonek)用iPhone拍摄的短片《地带》切入,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常的商场导视板或分屏广告。技术造物对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缝隙(地带)这一主题的探索反而在Yiyun Kang的数字动画《09号场景》中得到了更为尽致的表达:一只水银状气泡穷尽各种形状,试图从一个带有百叶窗的封闭数字房间中逃脱。这里的难题是,尽管人们在“此时此刻”对技术造物的情绪代入是存在的,但这种代入除了表达共情的可能、技术与物理世界似是而非的壁垒之外,究竟有没有提示一个更加值得技术创造者和仲裁者警醒的“地带”?


达莉娅·叶罗勒克,《地带》,2018年,影像、电脑动画,尺寸可变


尝试打破这种暧昧关系的双屏交互小说《一次缺席的其他对称性》则展现了一些更加真实可信的情感:两套显示器和键盘手柄呈直角摆放在展览场地的中央,这意味着观者不能同时看到两块屏幕上正在发生的事。然而,也只有在两位用户同时操作游戏时,游戏中的“陪伴”和“救赎”情节才能够推进下去,最终带领主人公逃离监禁。层出不穷的隔膜正造就了人们对公共空间未曾断绝的追寻和对“共在”的真挚倚靠——这或许是我们对技术迭代下的新世界能够抱有的某种信心。


Studio Oleomingus,《一次缺席的其他对称性》,2020年,双屏幕交互小说,尺寸可变


艺术家组合迈克尔·弗雷&马里奥·凡·里肯巴赫的六屏交互动画《孩子》则用一群天真无邪的小人儿形象袒露了“共在”或公共性的B面——观者通过手指在iPad屏幕上的划动,控制小人儿们跌入洞穴、跑离人群或集体鼓掌。他们没有面貌,没有情绪,没有差异:整整齐齐的群体动态为强迫症带来极度舒适的同时也渗出一丝恻然——所谓公共性和主体性的崩毁也许比想象中更加容易;当今世界屏幕外的那根手指,下面要划向何方?或许是退出现世游戏的home键?干脆是关机键?


迈克尔·弗雷&马里奥·凡·里肯巴赫,《孩子》,2018年,六屏交互动画,尺寸可变


《孩子》的周边——脱胎于动画中小人儿形象的一批玩偶,被置于展览空间的不同角落,不时挑动观众对这种可疑公共性的应激反应。而由机器学习—气候模拟技术主导的环境管理,和基于基因组测序技术的生物材料营造,成为了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应对这类“不可知、不可控”的两种努力。泰格·布莱恩、朱利安·奥利弗和本特·谢恩的算法—投影装置《化为碎片》中,虚构的人工智能“环境管理者”试图经由超级计算机协助人类,谋求对未来行星的规划;希瑟·杜威-哈格博格博士的影像《T3511》则记录了一位生物黑客依据从网络上购得的唾液逐步打造一个理想爱人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过程。两件作品中,事情的走向都逐渐背离其初衷:AI不再中立,技术打造的爱人也如春梦无痕。质疑与失败本身成为了预言石被剖开后的玉胎。

希瑟·杜威-哈格博格博士,《T3511》,2018年,四通道视频,9分04秒,尺寸可变


在展厅一角,Dogma Lab(白培耕与徐维静)的混合媒介装置《时间的孤单》也展现了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物件的美国宇航局“金唱盘”——一种被科学时间悬置的“预言”——在物质形态上的缓慢消亡:艺术家创作了内置计时器和磁带运行/毁坏系统的播放机,而刻录有“金唱盘”内容的磁带将随着其播放逐渐杀死自身,成为一片沉默。曾被视若珍宝的信息终将无依无着:媒介死亡后,仍有记忆;怀有记忆的肉身朽坏后,则宇宙无法分辨两种沉默——文明已经消亡的,和文明从未开始的。行动者和记忆者退场之后,时间再度失去了其所能标定的对象。


Dogma Lab,《时间的孤单》,2020年,磁带机、磁带、声音、电子元件、不锈钢,5x5米


反而是展览的影像邀请单元“如果再出海”呈现了诸多时空中发生的具体历史,将观者的思绪从无措与忧愁中稍稍拉回。七组影像在不同情境中穿梭,台北殖民史、西北航空发展史、英国外销画、美国淘金、古巴革命和旧金山往事如梦影般交替闪回,与主展览的母题一同形成双向延展的坐标轴;虽然这样的引入有些在“不知何所适”的未来主义丛林中勉力一试的意味,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让“预言”更加立体。

 

影像邀请单元“如果再出海”展览现场,深圳,2020年


“尽管所有人都可以查阅所有比邻时空,但人们依然不知道哪一种才会是自己即将亲身经历的唯一明日。策展导语中提到的这种超越现世宿命却仍无处定锚的矛盾,似乎隐然被展览空间中散落各处而难以形成秩序和共鸣的作品确证了——这能够解释审慎乐观的未来主义者们从“如何知道更多,到如何共同选择”的期待吗?还是,诸多完全去蔽的可能性反而成为了“随意选择就好”的完美托辞?而进一步地,“技术向善”的终点难道会是通过众声喧哗来消弭不谐的弦外之音,从而变为极多主义和混乱邪恶最趁手的行头?


邱创伟,《旋转中的硬币》,2017年,各国硬币、磁力设备等,60x60x115厘米


在人们的普遍设想中,冒险精神是因为纯粹的未知而不是博大而可选的已知才成立。因此,在既存权力结构和可被畅想的神秘力量拉扯下,形形色色的预言往往不会走向完全的虚空,而只是中庸。在展览的出口,硬币围绕着被黑色桌布遮盖了的磁力设备旋转再旋转,偶尔也在跌落之后难以恢复:正如计量化世界所惯见的种种正态分布一样,最终并不是某种神谕或关键技术指导了我们的生活,反而前者正是后者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的属性和造物。


文/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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