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刚等｜“第四条道路”关照下的教育领导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进路与实践样态——祝刚与丹尼斯•舍利教授的对话与反思

摘要：全球教育变革的意义、动力与实践模式正在发生新的范式转变。面对全球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教育改革运动，国际知名教育变革与教师教育学者丹尼斯•舍利教授与同事提出了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和包容的全球教育变革的“第四条道路”。目前，“第四条道路”变革模式已经在芬兰、加拿大、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开展。针对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紧迫性，丹尼斯•舍利教授分析了他提出的以“中间引领”与“社区组织”为突破口的教育改革模式。鉴于教师教育在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性，丹尼斯•舍利提出了正念型教师的概念，探讨了教师教育中需要发展的5种类型的专业资本，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决策资本、道德资本和符号资本。同时，丹尼斯•舍利还关注教育变革背景下教师的幸福感与不同样态的教师文化。针对人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如新型冠状病毒和气候变化，丹尼斯•舍利呼吁通过跨文化对话和交流，同时加强人文课程来应对这些挑战。就上述问题，本次对话从理论进路与实践样态两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学术对话，以昭示“第四条道路”关照下的教育领导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关键词： “第四条道路” ; “中间引领” ; 社区组织 ; 专业资本 ; 教师文化

作

者

简

介

祝刚，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华东师大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尼斯•舍利（Dennis Shirley），美国波士顿学院林奇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教授、杜甘教职研究员（Duganne Faculty Fellow）。

目

录

概

览

一、前言

二、全球教育变革先后经历了前三条道路的弊端，目前全球正在向以创新、可持续和包容为价值导向的“第四条道路”迈进

三、教育变革面临着新的紧迫性，“中间引领”和社区组织构成了教育变革的新突破口

四、正念型教师、专业资本与教师合作文化形成了教师教育改革的新视角，它们是撬动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力杠杆

五、解决目前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加强跨文化沟通与全球合作

一、前言

丹尼斯•舍利（Dennis Shirley）教授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林奇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杜甘教职研究员（Duganne Faculty Fellow）、教授。丹尼斯•舍利教授曾担任SSCI期刊《教育变革杂志》的总主编。丹尼斯•舍利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全球教育变革、教育领导与教师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与其波士顿学院同事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讲座教授等人发表、出版的一系列论文与著作，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持续的学术关注。同时，丹尼斯•舍利教授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大学、中小学和教育管理部门保持着广泛的学术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践其所提出的全球教育变革的“第四条道路”。

在本次学术对话中，丹尼斯•舍利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其学术历程，特别是全球教育变革中“第四条道路”的理论进路及其国际实践样态与最新进展。然后，丹尼斯•舍利教授总结了教育变革的新紧迫性和他提出的“中间引领”这一教育领导概念的理论与实践情况。与全球教育变革的“第四条道路”相关，在教师教育领域，丹尼斯•舍利教授探讨了正念型教师、教师专业资本与教师文化在教育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最后，丹尼斯•舍利教授展望了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变革的路向与图景。在此次学术对话中，对话者也回应与反思了“第四条道路”背景下全球教育变革的紧迫性、领导支持及其相应的教师教育改革（Sahlberg，2007）；与丹尼斯•舍利教授共同探讨了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各国学者与实践者应如何加强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这一未来议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全球所爆发的传播速度最快、波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时至今日，世界上不少国家，如欧美一些国家，仍在同新冠病毒做艰苦卓绝的斗争（祝刚，2020）。与此类似，在全球教育改革领域，也有一种“病毒”在世界各国不断肆虐。被誉为“芬兰教育大使”的国际知名教育研究者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lhberg）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都在进行“全球教育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有：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共同的课程标准、基于标准的高风险测试和总结性评价、自上而下的教师问责制和外部对学校教学控制的日益加强（Sahlberg，2011；2021）。他将这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结合起来组成了英文单词“GERM”，即“细菌”“病毒”的意思。萨尔伯格认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运动，像“细菌”和“病毒”一样在全球无处不在（Zhu，Xu，Li & Chen，2020；祝刚，2020）。

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质量、教师教育和教学实践不断产生深刻的影响（Ball，2003；2012）。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主要由新自由主义思想支配与驱动，它主要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新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对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追求教育的“高效率”产出。因此，它将表现主义和审计文化引入教育系统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教育目标的经济利益优先和学生学习内容的狭隘化。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它强调竞争、国际排名、择校和绩效工资等，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Apple，2012；祝刚，李丹杨，& 李玉娟，2020）。面对全球教育改革运动日益凸显的弊端，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变革，人们需要走创新、可持续和包容的变革道路。本次国际学术对话发生在人类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斗争中，所探讨的话题一方面具有回顾性和国际性；另一方面，本次学术对话具有前瞻性与预示性，特别是在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教育变革、教育领导与教师教育等一些话题上。因此，本次学术对话可以促使我们在理论、实践与政策层面，深入反思以可持续发展、创新和包容为特征的全球教育变革的“第四条道路”。

二、全球教育变革先后经历了前三条道路的弊端，目前全球正在向以创新、可持续和包容为价值导向的“第四条道路”迈进

对话者：尊敬的舍利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学术对话的邀请。作为一名全球教育变革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您不仅有享誉世界的学术成就，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教育实践与国际合作经验。

对话者：您的研究经历不仅融合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还涉及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可以说，您在学校改革方面有着丰富的行动经验，还在教育方面参与了很多国际教育咨询项目和合作教育改革，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的来说，我发现您长期致力于学校改进，特别是美国城市薄弱学校的改革。美国一些著名的教育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拉里•库班（Larry Cuban）教授和耶鲁大学的西摩尔•萨拉森（Seymour Sarason）教授都认为，促进薄弱学校的发展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情。泰克（Tyack）和库班（Cuban）在他们的经典著作《朝着乌托邦铸补：一个世纪以来的公立学校改革》中提到，学校变革是一项缓慢的、逐步改良迈向乌托邦的过程（Tyack & Cuban，1995）。与此类似，日本知名教育学者佐藤学在其著作《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认为，教学改革要从学校内部开始，如相互开放教室；简化学校组织，让教研活动成为教师发展的核心，召开公开研讨会；学校向社区开放，让校外人士参与学习的挑战等（佐藤学，2003）。佐藤学教授在日本、美国走访观察了近万间教室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观察和反思总结。他在《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一书中通过丰富多样的实例，阐述了通过在中小学创建不同类型的学习共同体，可以实现互惠的“合作学习”和挑战性学习，从而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型并构筑信赖与合作的关系（佐藤学，2010）。那么，当您开始进行学校改进项目时，您有没有遇到过不同的挑战?您对这些教育变革专业经验有何认识?

丹尼斯•舍利：拉里•库班（Larry Cuban）和迈克尔•乌斯丹（Michael Usdan）将许多学校改进工作描述为“具有浅层根基的强力改革”（Cuban & Usdan，2003）。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准确的，特别是如果你只关注嵌入式改革的较大维度的结构时。另一方面，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即使是适度的干预措施，也可以对学生及其学习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特定的学校环境，并且是合理的、一致的。

考虑到这种实践经验，我开始在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德国研究类似的变更网络。在这个阶段中，我受益于与同事和合著者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的学术合作，他与我一起在2009年创建了一种教育变革分类法，称为“第四条道路”（the “Fourth Way”）（Hargreaves & Shirley, 2009），该分类法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从本质上讲，这种观点认为，学校系统是通过没有创新性的个人主义的第一条道路发展而来的，标准和市场是第二条道路，数据驱动的决策形成了第三条道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推广新兴的可持续发展和具有创新价值观的“第四条道路”了。

目前，我正领导由（我的同事）金德顺（Deoksoon Kim）教授、波士顿学院林奇教育学院院长斯坦顿•沃瑟姆（Stanton Wortham）教授组成的研究团队。我们正在研究韩国首尔市创新变革网络中的16所学校。我承认，最初我对首尔市教育局邀请我们进行这项研究感到惊讶，因为我不确定“第四条道路”分类法是否适用于韩国情境。例如，安迪和我认为没有创新的个人主义的“第一条道路”似乎不适用于重视集体的儒家文化。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按照安迪和我提出的概念来定义个人主义，我们界定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化的教学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同事们不会互相访问彼此的课堂，也不会互相评论如何改善自己的教学技能。韩国和美国、英国的情况一样，也存在着私人化的教学实践。同样，韩国也存在着利用市场来推动绩效前进，利用数据的力量来限制课程设置，并使教师和学生处于竞争和压力的情境中。即使不如我所熟悉的西方国家那样问题明显，韩国至少也存在上述问题。

我们波士顿学院的团队发现首尔市教育局在建立首尔的“第四条道路”联盟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正在研究的学校正积极扩大学生的呼声，鼓励教师合作，进行深远而有意义的课程改革，并使社区参与各种大小的学校事务。这些都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成就。这表明“第四条道路”不仅是由象牙塔大学的几位教授开发的理想主义构想，而且是希望在韩国学校中进行改进和创新的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的实用工具。

对位于首尔市的学校来说，一个重大的挑战是它们被嵌入到更大的“第三条道路”系统中，这大大削弱了学校的改进能力。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学生对大学学术能力测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甚至在小学高年级，父母也期望孩子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以提高他们升入好中学的竞争优势。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反映出现在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导向的教育方式。这些教育改革方式在建立一个平稳运转的官僚机构和管理公认的不完善的英才教育制度上起了作用，但是它们没有对儿童开展完全教育，忽略了儿童潜能的开发，从而使儿童许多层面的才华和动机未被开发。

我的中国学生以及我对教育研究的阅读告诉我，中国的情况与韩国的情况相似。当前的教育政策强调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法则，其中，学生的文凭对于他们的社会流动至关重要。我的学生说，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思考自己可能赋予生活的独立含义，而是被迫长时间学习以掌握那些他们不确定是否会实际用到的材料。他们喜欢“第四条道路”分类法，但还不确定如何适应他们自身的情况。

实际上，如果整个社会对平等没有坚定的承诺，“第四条道路”可能无法在其中的任何学校或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我和安迪在我们的著作中反复提到芬兰的例子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芬兰找到了一种将高水平的学生学业成就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可以在各个方面实现高质量的生活。这是安迪和我在即将出版的一本名为《幸福与社会情感学习：更好地重建未来》的书中所提出的主题，该书将于2021年出版。

对话者：我们发现您和同事总结出的全球教育变革的4条道路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蕴。如您所讲，前3条变革道路的弊端已经显现，特别是标准、市场和数据驱动的决策并不能促进教育创新和个性化发展。国际知名教育学者格特•比斯塔（Gerta Biesta）认为目前的全球教育改革方式过于注重资格化与社会化的教育目标，而忽视了学生主体化目标的实践。他在《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与民主》一书中深刻地洞察到，过分关注对教育“结果”“效能”和“有用性”的追求与测量，忽视了对教育中民主和伦理维度的探寻（Biesta，2010）。受医学与工程科学的影响，教育改革者对“如何发挥作用”的循证教育实践模式的过分推崇，造成了教育中科学控制与民主诉求之间的冲突（Biesta，2007）。从规范伦理的角度看，教育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需要持续的民主参与和审议（祝刚，2019）。由于不确定性与开放性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应当不断探索未知性这一“美丽风险”（Biesta，2015）。现在是时候转变全球教育变革的范式以迎接以创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为特点的“第四条道路”了。我们也很欣喜地发现“第四条道路”框架也被运用到韩国的教育改革中。那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最关心的教育问题是什么?我们最近都说，未来已来，在当今急剧变革的知识社会中，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问题是紧迫的?

丹尼斯•舍利：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广泛的人文课程，并能体验到至少对一门学科的信心和掌握能力的增强。我们需要课程研究领域的复兴，而这几乎被所有最近的改革所忽视。这些改革都强调了教师质量和问责制度的改进，而忽略了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习什么以及为什么学习等关键问题。目前在美国，公立学校不教授哲学，但是各地的学生都在渴望接受有意义和有目的的教育。我们的学生知道他们正面临着具有时代性的挑战。他们不想要空洞的花言巧语，也不愿因不明朗的未来而遭受无尽的折磨。今天，我们面临着如此多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人权和社会正义。学校在解决这些时代性问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对话者：诚如您所讲，广泛的人文课程可以培植学生的同理心与全球公民意识。身处全球命运共同体中，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很多休戚与共的全球性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迈向利益共同体》一书中，从“共同利益”和“人文主义”的视角，对学习与知识这两大关涉全球教育发展的概念进行了重构。在立足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关切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因此，在急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教育发展要建基于超越经济发展中的功利主义与短视行为的人文主义，教育系统要增强其包容性、承认和认证流动世界中的多样态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您研究教育的愿景或者目标是什么?

丹尼斯•舍利：读者读了我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成果时，他们报告说受到鼓舞并以新的奉献精神和决心回到教学和学习领域，我发现这令人非常惊喜。我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便是，我得知洛杉矶的社区组织者已将我的著作中的某些部分翻译成西班牙语用作组织工具。诸如此类的事情永远不会出现在教授的高影响因子或其他发表和出版物的排名中，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满足了我进行研究的抱负，这对于资源贫乏的学校和社区中的教育工作者将具有真正的价值。

我为《正念型教师》一书（MacDonald & Shirley，2009）以及与波士顿公立学校老师伊丽莎白•麦克唐纳（Elizabeth MacDonald）共同创建的研讨会而感到特别自豪，该研讨会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在多年中持续不断反思和相互支持的空间。每个教育研究人员某些时候都应与教育实践者共同撰写文章或书籍，因为这有助于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容易触及他们，并且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消除由学术疏远和脱离而容易滋生的自命清高的心态。

对话者：您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榜样。目前国际教育学者从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教师专业学习机制等视角，不断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祝刚，2021c；祝刚、李玉娟、韩敬柳、王语婷，2021；祝刚、王语婷、韩敬柳、李玉娟，2021）。正念型教师为我们探索教师专业身份建构与专业发展提供了新视域。布迪厄说教育实践有其自身的逻辑并具有情境制约性，而教育研究者很多时候生产的是抽象的、情境无涉的普遍性知识。因此，我们感觉您提出的与教育实践者共同撰写文章或书籍的建议非常具有启发性。

三、教育变革面临着新的紧迫性，“中间引领”和社区组织构成了教育变革的新突破口

对话者：国际教育学者，如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和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都在探寻宏观教育变革的意义、动力与实践模式（Fullan，2007；Fullan & Hargreaves，2009；Hargreaves，Lieberman，Fullan，& Hopkins，2010）。在2021年出版的《整个系统成功的正确驱动因素》中，迈克尔•富兰富有远见地指出，知识经济时代和后疫情时期宏观教育变革的驱动力由之前的“追求学业”“机械智能”“僵硬”和“碎片化”转变为“幸福和学习”“社会智能”“公平投入”和“系统化”（Fullan，2021）。此外，大规模教育变革的动力还包括：集体性目标、合作文化、深度学习与由内到外的问责制等。在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教育变革的新紧迫性》一书中，您勾勒出了5个教育变革的新诉求，以指导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迈出标准化考试和市场竞争的泥潭。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更具创造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教育变革?

丹尼斯•舍利：《教育变革的新紧迫性》一书认为，现在是时候：（1）从意识形态命令转变为证据诉求；（2）从威严到解释性诉求；（3）从机械化规定到专业化诉求；（4）从封闭孤立到全球化诉求；（5）从工具性命令到存在性诉求（Shirley，2016a）。自2020年9月以来，我特别关注全球化的紧迫性。我认为，近年来有太多国家向内退缩，虽然这在许多层面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走得太远，则会破坏我们参与继承各种文化遗产的机会和我们为解决当前挑战而要持续互动的需要。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适应互动的在线教育环境。这学期，我正在教授“全球视野：教学、课程和学习环境”这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其中有很多中国学生注册了这门课程。在教育变革方面，学生们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而我们正在进行的跨文化对话也是丰富且必要的。

对话者：是的!我们相信您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如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思维模式和全球化沟通能力对我们培植旨在促进更具创造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教育变革的共同治理能力越来越重要。您和您的同事安迪•哈格里夫斯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学区为基础，提出了“中间引领”的做法。我们知道美国教育领导学者詹姆斯•斯皮兰（James Spillane）对“分布式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分布式理论将学校领导建构为人与人之间在不同情境中的互动式实践，主要包含协作式分布、集体分布和协调分布，并且这些不同的领导实践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分布式领导实践因学校背景和学校学科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以管理为中心、独行实践者和以人为中心。分布式视域下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反复的意义形成过程（Spillane，2012）。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中间引领”的具体含义?它在学校改革中有哪些启示?

丹尼斯•舍利：许多年轻的教育活动家希望从外到内改变学校和学校系统，这可能会有短期的成效，但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败，因为系统内部没有人将创新发扬光大。“中间引领”旨在鼓励教育工作者把握机会，不仅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运用自己的独立判断进行创新，切实推进学校改进和效率提升（Hargreaves & Shirley，2020）。这种“中间引领”的变革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加拿大知名教育研究者迈克尔•康内利（Michael Connelly）和简•克兰迪宁（Jean Clandinin）主张，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课程的执行者（Craig，Ross，Conle，& Richardson，2008）。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我们在安大略省的许多同事都是很有创造力的课程制定者，特别是在与当地土著青年的合作方面。目前，他们正在进行许多课程改革，以便使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文化上更加敏感，更具有可持续性。

如今，教师经常在有争议的教育情境中工作，这些情境充满标准化测试，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和增值型教师评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教师成为课程制定者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在课程计划方面变得熟练。按照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欧洲教学论（Didaktik）传统（Shirley，2009a），教育工作者认为国家教育机构建立广泛的课程框架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强烈呼吁赋予教育者最大的自由，以便他们获得足够的时间和专门用于课程计划的支持将课程付诸实践。

对话者：谢谢您的分享!我发现“中间引领”的改革方式也适用于中国的某些教育改革，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也致力于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实施模式，不断为教师增权赋能，希望教师有更多的发展自主性与教学获得感和成就感。

丹尼斯•舍利：家长们往往不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孩子完成学业。在东亚，教育压力使得家长们纷纷送孩子去参加课后学习班，学习时间一直持续到晚上。家长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可以通过自由玩耍、通过校外社交和情感发展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学习机会。因此，社区组织提供渠道，以供父母与教育工作者分享他们的关切。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可以与父母合作，为他们面临的挑战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家长对其子女有合理的关切，同时，那些大力强调公平问题，并运用多种方式支持学生在校内外寻找和培养其个人兴趣的社会，在共同改善教育和提升学生幸福方面最有效。

得克萨斯州的一位校长告诉我：“我们必须记住，社区组织是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始终以安静、尊重、认真思考的方式，从与父母和其他社区成员的合作开始。像大多数东亚地区一样，中国正经历着压缩现代化的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正在演变成更加世界化、技术化和全球化的惯习。如果我们可以帮助父母审视自己的处境和其对子女的关注，我们就可以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所有有意义的社区组织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对话者：从传统上来讲，许多中国父母没有意识到社区组织在教育子女方面的作用。许多家长持有一种过时的观点，认为孩子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里的学科教师。渐渐地，家长和老师之间没有形成足够的合作关系。在东亚国家中，课后学习班或补习班数不胜数，它们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学生在各种高风险测试中的分数，如高考和英语语言能力考试。来自香港大学的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将这些课后学习班称为“影子教育”，它在东亚教育体系中存在已久（Bray & Lykins，2012）。在我看来，儒家教育文化、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同侪竞争的压力，共同促成了东亚影子教育体系的蓬勃发展。正如您所预测的，学校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阻碍了旨在重构学校和社区关系的社区组织的可能性。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之后您对教育变革的看法?

丹尼斯•舍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已经变得过度标准化和考试驱动。我希望青年人有更多全面发展的机会，包括探索自然环境、学习其他语言、结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认识自己。教育不仅仅是长期单调地记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在考试中调用它们，它应该促进人的自由和团结，应该帮助人们拥有认识自己的能力，应该促进年轻人养成独立性和好奇心。

对话者：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这次世界性的疫情在教育系统中引发了许多问题，但它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来反思当前教育事业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在这次疫情之后，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培养学生以达到您所列举的目标，比如探索自然环境，学习其他语言，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自己?

丹尼斯•舍利：东亚的考试文化源于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数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普通背景的年轻人进入备受推崇的公务员队伍的一种公平的选拔方式。就其本身而言，我们应该肯定，考试帮助亚洲实现了过去几十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广受赞誉的经济奇迹。我的中国学生和其他东亚学生的才能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意识到，近年来持续的考试体系并非一无是处。

现在所有地方的这种考试系统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它们是否适用来教育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全球公民。在美国，我们都非常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不公平。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需要学术内容知识或很高的考试能力，它还需要崛起的一代来换位思考、谈判和协调。它同时也需要耐心、同理心和团结合作。这些是“第四条道路”所提倡的技能和性格特征，而这些技能在专注于考试的学校中，学生们无法也不会获得。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教育范式。

对话者：与您的观点类似，我们认为应对未来瞬息万变的世界，素养比知识本身更具有价值。目前美国所实施的21世纪技能与中国所开展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都强调通过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合作能力与沟通技能等高阶能力来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

四、正念型教师、专业资本与教师合作文化形成了教师教育改革的新视角，它们是撬动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力杠杆

对话者：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不少国家的教育改革者一致认为教师是教育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纵观各国教师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我发现最近20年教师教育发展呈现5大明显的国际转向：政策转向、问责转向、实践转向、研究转向与公平转向（祝刚 & 章晶晶，2021）。政策转向即教师教育从“培训”和“学会教学”的议题转变为关注教师职业发展的一项需要“矫正”的政策；问责转向即教师教育的目的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引入了管理主义的审计与评估机制；实践转向即教师教育通过融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等来促进教师的知行合一；研究转向强调教师作为知识的创造者角色来提升教师教育的层次；公平转向聚焦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将促进社会公平和文化多元作为重要使命融入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尽管这5大转向的侧重点不同，但转向背后蕴含着一致的强逻辑，即教师教育对提升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际上教师教育研究呈现5大取向，即知识取向、经验取向、社会公平取向、全球化取向与技术创新取向（祝刚，2021a）。第一，知识取向。该取向聚焦于以不同类型的教师知识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推演。不断探寻教师进行有效教学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教师教育研究者需要发展出专属于自己领域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模式（祝刚，2021c）。相关概念包涵学科教学法知识、显著教学法和核心实践。第二，经验取向。该取向下的教师教育研究注意融合教师的个人经验与专业经验。在时间维度上，教师专业发展中所依存的经验具有连续性与互动性。在空间维度上，教师的经验在不同的专业知识场景中具有情境性与延展性。相关概念包括个体实践性知识和知识社群等（祝刚，2021b）。第三，社会公平取向。该取向秉承促进社会与教育公平的使命，聚焦传统上被压迫群体的边缘化声音，关心、改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学生的学业成就。该取向的概念包括：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批判转变性教学和文化维持教育学等(Zhu, Peng, Hu, & Qiu, 2019)。第四，全球化取向。该取向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需要重构教师的专业标准，提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国际理解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应对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持续变革影响（祝刚，2021d）。相关概念包括全球公民教育、教师全球素养和教师跨国（跨文化）学习等(Zhu, Peng, Wandix-White, Walters, & Deng, 2019)。第五，技术创新取向。该取向致力于提升职前和在职教师的技术融合与创造性使用能力，包括教师使用技术的动机、效率与满意度等。通过运用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等工具，增强教师在认知、教学和社会维度上的存在感。相关概念包括：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翻转课堂教学、慕课、游戏化教学、计算思维和智能导学系统等(Zhu, 2021)。教师教育也一直是您的研究领域之一。在教师教育研究中，您创造性地界定了正念型教师的内涵。在您看来，在外部自上而下改革和教育问责的背景下，正念型教师如何应对“异化教学”?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正念型教师不断扩展延伸的角色呢?

丹尼斯•舍利：很高兴看到有许多教育者对正念型教学的追求做出了回应。我倾向于通过一个认知框架来看待正念——它不仅仅是像许多冥想练习那样，简单地让身体和心灵平静，它更应该让心灵放松，去问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做这么多的事情。在一些学校，学生参加高风险测试时会使用冥想练习。但是如今对学生知识学习的评估方式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可以利用新的技术平台，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进行这些高风险考试呢?照此理解，正念关乎质疑假设的信心和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而进行改变的勇气。

对话者：站在您的立场上，正念可以帮助教育者在强制改革和问责的背景下应对“异化教学”，例如利用其他方法评估学生的知识，特别是利用新的技术平台来完成这一任务。目前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运动，因为过于强调教育标准与测试，造成了教师日常教学实践中的过分顺从，教师教学创新的主体性也被遮蔽了（Groundwater-Smith & Mockler，2009；Mockler，2013）。因此，您所说的正念是自信地质疑我们对传统教学实践的假设，勇敢地培养学生有自尊、有目的地学习，并将学校转变为学习和快乐的场所。我知道您的书《正念型教师》十分畅销，最近又发行了修订版。既然正念对教育工作者如此重要，我们如何将正念型教师的理念融入教师教育项目?

丹尼斯•舍利：“异化教学”一词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在这些开创性著作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描述为“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其他需求的一种手段”的工作（Marx，1844/1967，p. 292）。马克思赋予工作规范性的维度，他将其视为人类根本贡献的一种表达，并使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实现成为整体上的“普遍的、因此具有自由的存在”的成就感。

理想情况下，那些怀有尊严的老师，特别是对教育职业充满敬畏感的人，能够将自己视为人类进步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纽带，将我们人类共享遗产中最崇高的部分与美好的未来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未来的教育者要有认真学习的动力和才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来帮助他人，并在目前的情境下依然有对社会正义的热情，能够通过精心设计的脚手架课程帮助学生学习，以及拥有学校和教室的实践经验，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以嵌入到教师教育计划中。

对话者：我非常认同您的看法。谢谢您的观点分享!从“全球共同利益格局”和“全球思维格局”的视角出发，我发现目前国际上关于教师教育研究呈现5大理论取向。第一，知识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该取向聚焦于以不同类型的教师知识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推演。这种研究范式不断探寻教师进行有效教学所必需的基本知识，认为教学要脱离“半专业化”的尴尬境地，需要不断学习临床医学、法学和建筑学等“全专业”。第二，经验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该取向下的教师教育研究注意融合教师的个人经验与专业经验。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上，教师专业发展中所依存的经验具有连续性与互动性；在空间维度上，教师的经验在不同的专业知识场景中具有情境性与延展性。第三，社会公平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该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将促进社会、种族与地区间的公平作为首要目标，把种族、性别、阶层、贫困和社会、文化资本等概念放在核心分析位置。第四，全球化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该取向下的教师教育研究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教师如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该范式下的研究者围绕的概念包括全球公民教育、教师全球胜任力（或教师全球素养）、国际理解教育、21世纪技能和教师跨国（跨文化）专业学习等。第五，技术创新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该取向下的教师教育研究致力于提升职前和在职教师的技术融合与创造性使用能力。典型的例子包括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翻转课堂教学、慕课、游戏化教学、计算思维和智能导学系统等一系列理论框架与教学软件的开发（祝刚，2020）。您和您的同事们强调了专业资本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性，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

丹尼斯•舍利：安迪•哈格里夫斯和迈克尔•富兰提出了3种形式的专业资本，即人力资本（个人才能的经济价值）、社会资本（或建立同事之间协作能力的关系性信任）和决策资本（面对不完整或矛盾的证据时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Hargreaves & Fullan，2015）。在我的书《全球第四条道路》中，安迪和我在模型中增加了两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做出良好的道德判断的道德资本和表征赋予教育者很高声誉的社会制度的符号资本。这5个专业资本的组成部分可以并且确实能够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组合彼此共存（Hargreaves & Shirley，2012；Shirley，2016b）。

专业资本是对过时的规定性命令的解毒剂，该命令剥夺了教师和学生去探究自己日常的习惯，并在它们无效或完全不必要时重新构想它们的自由。目前的教育多是基于一种自动驾驶仪，它只是重复了多年的工作，而这不能通过外方来改变。只有通过帮助教育工作者了解他们与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或其他种类的高技能职业相同的专业资本时，才能改变目前教育的弊端。我们必须从广泛和人文意义上理解专业资本，它不应该被简化为教育工作者工作的经济学框架。资本来自拉丁语“caput”或“head”，并且专业资本像正念教学一样，将认知置于教学和学习的前沿。

对话者：正如您所说，我们也认识到教师专业资本在改进教学和提升学习中的重要性。从专业资本的视角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实践是教师在不同的工作场域中，不断进行专业资本积累的过程（秦玉友，2020）。教师专业资本可以有效整合您所说的5大领域的资本并为教师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赋权增能。我们可以说教师专业资本是全球教育变革“第四条道路”最重要的基础或资源之一吗?如果是这样，教师专业资本的培植是否存在制度或政策障碍?此外，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些挑战?

丹尼斯•舍利：今天，培植专业资本的主要障碍是教育变革的5项旧规约。首先，我们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意识形态，这使我们很难研究有关学生真正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的各种证据。其次，来自美国和英国等全球变革领袖的某种帝国主义力量意味着，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都接受了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过分重视某些课程领域和测验，而忽略了人类卓越的许多其他领域。第三，我们对教育者开出了太多的“处方”，剥夺了他们为发展专业才能而思考的自由。第四，我们的思想太孤立了。商业领导者可以环游世界去寻找新想法并将其带回去，然而教育工作者很少获得这种机会，有时甚至被禁止离开自己工作的地方去发掘新想法。第五，我们过分地使教育发挥了其工具性作用，而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技术革新面前，许多工作和技能将被遗弃，但是我们没有使学生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跨文化对话和交流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找到那些不仅愿意紧盯着自己的情况，而且愿意走出窗外的学者，可以这么说，我们需要寻找那些渴望与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进行积极接触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目前在这方面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我最近与林奇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的同事斯坦顿•沃瑟姆和金德顺教授联合主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特刊，题为“超越幸福：教育整体性和目的性”（Shirley，2020），这一期汇集了东西方教育界人士的不同视角，以反思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此外，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全球教师组织“国际教育”在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多维度、充满活力且处于有利地位以领导社会应对多重挑战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向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话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认为专业资本不仅包含了教师进行教学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还蕴含了教师发展的自主性。为了发展教师的专业资本，我们确实需要有效应对您所总结的5项旧规约。我们知道教师文化也是您研究的领域之一，您还探索了不同类型的教师文化，如保守主义、个人主义和表现主义。在西方学校组织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在教师专业学习社区的基础上，定义了集体教学教师文化，即教师感知到的学校组织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存在专业社区，并且教师之间的协作规范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为核心。西方学者发现具有集体教学教师文化的学校在提高学生成绩和缩小成绩差距方面最有效。类似地，中国的教师中经常采用集体备课、公开课、集体研讨课等实践模式，因而也呈现出集体主义教师文化。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教师文化这一议题?

丹尼斯•舍利：在美国，学校改革者常说“文化将组织当早餐吃”（“culture eats structure for breakfast.”），意思是说，学校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如果忽视教师文化，他们只会在新的结构中复制旧的教与学文化。我们必须记住，教师已经经历了多年的专业社会化，并且已经做好了独自工作的准备。即使在今天，教师也常常质疑专业合作，将专业合作视为对教育者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侵犯。

改革者有时会对教师及其文化理想化，我们通过多种方式确认了这一发现。但是，我们要与教师成为朋友。我发现，太多的美国教师没有阅读专业杂志或书籍，也没有紧跟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我看到，即使直接与顶尖的学者接触，教师们也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放任自己而没有履行保持通达和参与的专业职责。在许多层面上，我们可以原谅他们的疏忽，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无动于衷，因为这些教师缺乏反思，而他们的同行在推动教学改进方面正在负重前行。

对话者：这确实是很多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文化是无形的、分散的。有学者认为教师文化是学校的一种隐性课程。因此，很难确定不同类型的教师文化，因为观察教师在工作场所中的一言一行和人际关系需要很长时间。为此，教育改革者往往忽视教师文化的重要性。在《学校教师：社会学研究》中，丹•洛蒂通过“表现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教师不同的工作取向（Lortie，1975）。对教师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教师协作、领导、专业学习社区和政策制定等诸多相关问题的便利和制约因素。正如您所说的，如果我们忽视教师文化，我们就会陷入“文化将组织当早餐吃”的陷阱。可以说，教师文化对于教师专业学习和学校改革至关重要（Moller et al.，2013）。从您的视角来看，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具创新性、前瞻性、协作性和包容性的教师文化?

丹尼斯•舍利：我们倾向于在教师之间形成意识形态平等的文化，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某个同事在某个领域比另一个同事更好。更糟糕的是，在许多学校和教育系统中，我们都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学生和公众传递有关基本能力的混乱信息。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本着开明的探究和奉献的精神来完成的，但是俗话说，你不希望思想开放到让你的头脑出现混乱。教育工作者需要比我们更加努力地向学生和公众证明他们的才能和奉献精神，从而不断地赢得信任。

其实很容易辨别出你何时处于专业化的教师文化中。教育者不会消化那些使真实问题神秘化的空洞口号，而是使用特定的术语来描述具体的现象。他们会仔细阅读研究报告，并且勇于质疑。他们与同事合作，互相挑战以求变得更好。最后，他们发现这样的挑战既令人兴奋又有收获。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问到：“谁来教育教育家?”每个社会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永恒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珍视拥有那些这样的同事们，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能从许多不同角度看待复杂问题、勇于打破自己既定意识形态倾向、不时考虑反传统的解释。

对话者：我们也认为教师文化像一个无形的手一样，它对教师的教学、合作等很多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您对学校改革期间教师幸福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教师的幸福?

丹尼斯•舍利：教师因其职业的精神回报而不断发展，这意味着会看到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热情不断高涨，对日益复杂的认知任务的不断掌握，以及对学习的投入程度的提高。学校领导和政策制定者应为教育工作者追求这些目标提供最佳条件，而不应使他们承担过多的行政任务或因额外责任而使教师脱离其核心教育任务。

对话者：您的建议不仅对提升中国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很必要，也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很有启发。正如您提到的，精神奖励是教师投入教学的重要内在动机。此外，学校领导和政策制定者还需要为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创造支持性的环境。教师离职往往发生在一些表现较差的学校，那里的教师得到的支持通常比较少。同时，学校领导和政策制定者应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情绪的发展，这是教师在各种教育情境中发挥良好作用所必需的。

五、解决目前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加强跨文化沟通与全球合作

对话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学生在学习时间、机遇与质量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及其造成的个人预期经济损失；种族、阶层与区域间教育不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教师面临疫情所带来的多重“新角色”挑战；教师难以灵活运用新的教育技术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缺少个性化保障。教育作为一项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事业，需要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加强跨文化沟通与全球合作。如不少国家的教师在疫情中都面临着提高在线教学质量与效果的共同挑战。英国国际发展部从1995年就参与了中国甘肃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援助与改革，特别是深度推进了学校发展计划和参与式教学。从2014年起，中英双方双向互派数学教师进行拓展研修和实践教学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国际组织层面，为了应对疫情给教师教学实践所带来的影响，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从危机应对的角度，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情时期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发展资源。如，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提出的政策框架都以疫情时期教师教育改革的质量与公平为主要目标。同时，他们的政策框架具有系统性、综合性、阶段性和循环性的特点。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回应更加强调人道主义和包容性的原则。关于教育研究，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关注或话题要分享吗?

丹尼斯•舍利：当今有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但全球气候变化的飞快加速是我个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非常突出的领导作用，这令人欢欣鼓舞，但教育工作者不应让他们独自承担这一责任。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大量进行跨文化对话和采取战略行动的机会。

对话者：是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参与。我同意您的观点，尽管世界各地有许多年轻人承担了气候保护的责任，但我们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把这个事业单独甩给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应该与教育者合作保护我们的地球。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也是教师在教学中锻炼正念的宝贵机会，也是我们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中所提出的“生态正义”与“多元主义”的理念。这样，学生在课堂之外也会有真正的学习机会。最后，新冠病毒仍然困扰着全球数百万人口。能否请您预测一下教育变革的未来?当这次疫情结束后，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一个更崭新的有创造力、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教育时代?

丹尼斯•舍利：新型冠状病毒看来正在加剧各种社会不平等社会问题，但我希望这些都是短期的。从长远来看，我通常不能容忍自私，因为人心是渴望尊严和公平的。我认为，“第四条道路”变革模型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性，我可能会更加强调需要适当地使用新技术并将气候变化作为贯穿整个学校系统的跨学科课程单元来加以解决。

人类很容易陷入狭隘的诱惑中，但是当我想到我的学生时，我看到了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强烈渴望，我重新点燃了希望。在年轻人中间有一种自然的理想主义，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保持这种理想主义。成年人不必独自进行教育变革。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旨在引起关注和促进参与的倾听教学法可以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对话者：谢谢!您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认为目前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研究与实践，需要更多的跨国对话，这样我们可以超越传统认识的局限与不足，从而凝聚共识，形成教育研究与行动变革的最大合力!谢谢您给抽出宝贵时间来参与我们这次学术访谈!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感谢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以下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支持：上海大学体育学院申亮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荀渊研究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杨玉东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李玉娟、韩敬柳、王语婷、史可媛。祝刚工作邮箱：gzhu@iice.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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