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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著名翻译家杨苡,听她说她的婚姻与爱情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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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先生


百岁杨苡回忆“初恋”与婚姻
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编者按:据澎湃新闻报道,著名翻译家杨苡于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我们刊发杨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资纪念。


杨苡,1919-2023,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我在联大高原社认识了赵瑞蕻


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很自由,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有个同学,交了听课证就没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到缅甸跑单帮去了。和我哥我姐比,我读书不太用功。母亲说我就知道玩,不算冤枉我。喜欢的课,喜欢的老师,我就爱听;不喜欢的,既使坐在教室里,我也不大听得进去,不是在下面写诗,就是写信。


与上课相比,我更喜欢课外的活动。联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墙上常能看见各社团的启事。高原社是联大学生成立的文学社团,以写诗的为多。我看过他们出的壁报,上面林逋、穆旦的诗我都喜欢,就想加入。我找到启事上说的那个教室,推门进去,见几个人坐着在说话。我表示想参加,他们很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就算加入了。赵瑞蕻、穆旦,都是那次认识的。他们高我两个年级,都是外文系的。


南湖诗社(高原社前身)部分师生合影。右四为赵瑞蕻


那天,赵瑞蕻迟迟不来,在坐的人都在怨他,说他一向不守时,做事不靠谱,称他“young poet(青年诗人)”,带点嘲讽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先是赵瑞蕻这么称自己,大家开他玩笑,就这么叫起来了。


高原社的活动并不多,我印象深的是出墙报。也没什么安排,谁有空谁就去帮忙。我手工好,还喜欢画画,就常去参与,慢慢和穆旦他们熟了起来。我喜欢穆旦的诗,常拿自己写的诗请他提意见,他挺认真,一条一条写下来,夹在我写诗的本子里。那时他刚刚失恋,是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很忧郁的样子。我和穆旦接触不多,他不像赵瑞蕻那样跟人自来熟。


起初我和赵瑞蕻也不熟,熟起来是从堂姐杨笥平订婚开始的。杨笥平是三叔的二女儿,她和后来的堂姐夫颜锡嘏都是联大外文系的。那天他们请了外文系好多人,也请了赵瑞蕻。赵瑞蕻主动接近我,和我说了不少话。那之后我和他来往就多了。


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然,我们都喜欢诗,不过他的诗我并不认为有多高明。我和赵瑞蕻会各自把写的诗给对方看。他看了会给我改,可改的地方我不以为然。他读书很用功,但英文发音很可笑。我是教会学校出身,自然而然会注意到这些。我爱看电影,爱音乐,喜欢话剧、京戏,这些他都不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人挺无趣的。还有,我觉得他很喜欢炫耀,挺虚荣的。比如我有天雨后看见彩虹,觉得漂亮极了,就写了一首诗。赵瑞蕻名字里的“蕻”有时也作“虹”,他就自说自话,硬说那是写他,到处跟人说。


他追我的方式也特别,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反正都是我付钱。


赵瑞蕻在坟前给我讲课文


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他高我两个年级,照说一起上课的时候不多,但我上什么课他就去上什么课。教室之外,他又会追到宿舍。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要找谁,都是通过舍监把人叫出来。赵瑞蕻老来,女生都知道,他一来,她们就会开玩笑,说:那个young poet又来找你了。


现在我当然知道赵瑞蕻在追我,当时真是搞不清这是不是谈恋爱。赵瑞蕻没心没肺的,什么都跟我说。我母亲说他“没眼力见”,就是不识眉眼高低,人情世故一点不懂。我们有个学姐叫陈福英,高我两班,有段时间和我住一个宿舍,对我特别好。陈福英是联大的校花,长得漂亮。杨周翰刚留校,在追她。两人常一起散步、吃饭,赵瑞蕻老跟在后面,弄得两人没法单独相处。杨周翰很生气,忍无可忍了,就写了个条给赵瑞蕻,前面也没称呼,很不客气地说:Do you know how to be a man?(你知道怎么做人吗?)我觉得挺尴尬的,赵瑞蕻则很生气,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就算真的在追我,这也能跟我说?



杨周翰


赵瑞蕻很愿意给我补课。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一堂课下来,常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有人愿意给我再讲一遍,我当然不反对。二年级时,莫泮芹给我们讲英国散文,他自己选文章,用黄黄的土纸印出来。他选的文章里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尽是essay(论文)一类的,比如培根的Of studies(《论读书》),我听不进去,有一次赵瑞蕻就给我讲这个,一句一句讲。


我们多半是夹着书,一起看书。我不愿去图书馆,去过一次就不去了。我不习惯男生女生坐一起。男生找我聊天可以,但是要坐在一起念书我就不习惯,我觉得那就是谈恋爱。我也不知是哪儿来的概念,过去在天津,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有次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一家咖啡馆,他说去喝杯咖啡吧,我拒绝了。要是进去,一男一女坐在那儿,我就窘了。


那次,赵瑞蕻叫我一块儿去农校后门。农校后面有个莲花池,莲花池再往后有片坟地,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赵瑞蕻和我坐在一座坟堆前面的草地上,靠着坟讲课文。正讲着,有个穿长衫、戴礼帽、拿着折扇的人走了过去。大白天的有人经过很正常,我们也没在意。这时忽然从坟后面跳出一个云南兵来,对着我们就骂“狗男女”,说坏了他家的风水,还说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的。样子很凶,我却听不明白:“狗男女”什么意思?“坏了风水”是怎么回事?啥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兵是带着枪的,像是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很害怕,赵瑞蕻也吓得要死。这时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穿长衫的人又出现了,问怎么回事。云南兵就对他说了一大通,他们都说云南话,说得快,我们也听不懂。穿长衫的就对我们说,你们外家人不懂,败人家风水的事是不能做的,伤风败俗啊。后来我才明白是说男女之事坏风水。其实我们手都没拉,但见了这样的人我都不会说话了,根本不知该怎么分辩。穿长衫的就和云南兵商量,要我们破财消灾。


我们靠着的坟是当兵的他们家的吗?搞不清楚,反正穿长衫的做好做歹的,说了个数,让拿钱。我没带钱,他们跟赵瑞蕻要,赵哪有钱?我有个中国银行的折子,说我们到银行去取,他们不让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取,我留在那儿当人质。这太荒唐了,说实在的,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姐,赵瑞蕻居然跑开了。


而且他还没直奔银行拿钱,而是跑去找同乡叶柽,让他帮着拿主意。叶柽是北大毕业留校的,老大哥式的人物。他说赵瑞蕻,你怎么让静如当人质,你要负责!大骂了他一通,让他赶紧去。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银行离坟地并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可是老也没赵瑞蕻的影子。开始我不知害怕,后来有点怕了。赵瑞蕻来了就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我说没怎么样,于是赶紧给了钱,我们就回宿舍了。怕叶柽不放心,晚上我们去告诉他一声,这时才想明白,穿长衫的和云南兵是一伙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想想真有点后怕。叶柽还在生赵瑞蕻的气,说:他把你一个人丢那儿,跑来找我,居然还坐在那儿不急不忙地说。我当然也气,可以说,这事我一直是不原谅他的。


赵瑞蕻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时,是真的紧张了。“把你怎么样”是有特别的意思的,特指有没有强暴你。这是常识,但我当时一点不懂。中西的教育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相反,都是回避的。这些过了一年多以后,我才明白。


母亲来昆明,见到正在追我的赵瑞蕻


1940年春天,我母亲和我姐,还有七叔一家、姑姑一家到了昆明。他们是跟着中国银行的大队人马来的。中国银行早就开始有计划地从敌占区撤出,一年前,我属于头一批走的,那时租界还没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时日本人进了租界,更是非走不可了。担心日本人觉察,家里没怎么动,房间基本保持原样,连帐子都没撤。


我母亲是悄悄走的,没跟亲戚打招呼。辞行也是件麻烦事,因姨太太身份的尴尬,母亲和有些亲戚已不大来往,但按礼数,该一一辞行。母亲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年,回来时,有些亲戚已经不在了,像大姑妈、四姑妈,都活活饿死了。


母亲他们走的还是我走的那条线,只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重庆。昆明是个中转的地方,中国银行的人在那儿等着,安排他们一拨一拨地飞去重庆。母亲和我姐在昆明待了一个月,住在金碧别墅。


到了昆明,母亲自然要看看我在学校怎么样。有天我姐陪着母亲到宿舍来看,这时我们女生已从农校小楼搬到了一个大宿舍,像船上的统舱,就几十张上下铺,连把椅子也没有。母亲进来没地方坐,只能坐在我床上。她没想到条件那么差,坐在那儿掉泪,跟我姐说,这比下人住得还不如啊,早知这样,她再不肯让我一个人来上学。


在昆明那段时间,母亲还请我的同学吃了顿饭。她让我自己找好朋友来见见。我离开天津后她就一直不放心,老让纮武汇报我的情况,现在算是亲自考察了。女生我找了张定华、金丽珠,她们都是天津的、我的好朋友,又好和母亲说话;男生我找了穆旦、叶柽、赵瑞蕻,在男生里他们跟我比较熟。不想我跟叶柽一提,他就半真半假地说:这是阔太太相女婿吧?结果他和穆旦都没来,男生就来了一个赵瑞蕻。


之前母亲已经从纮武那里知道,赵瑞蕻在追我,这时就对上号了,自然会特别留意。她问赵瑞蕻家里是做什么的,赵说做生意的。母亲一下没明白,听我解释了(赵的父亲开一间杂货铺)之后说,噢,就是做小买卖的。言下有点看不起。赵瑞蕻的父亲原先是茶叶店的学徒,后来自己开了店,当然不算大买卖。其实就算生意做得大,以杨家人的眼光,也不大瞧得上。说起来银行也是做生意,但银行的人有优越感,总觉得自己和“生意人”是两回事儿。


杨纮武给母亲汇报的都是负面的,说赵瑞蕻口吃,甚至说他瘸腿。(口吃是有点,赵走路也有点一脚高一脚低的,但说瘸腿就太夸张了。)这次见到人,也不知是不是先入为主,反正母亲对赵瑞蕻印象不大好,嫌他不会说话,还有门不当户不对。后来她一直对这个女婿不满意。


赵瑞蕻和穆旦绝交


赵瑞蕻和穆旦原本关系很好,他们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就认识了。在长沙、在蒙自,他们一起写诗,办诗社;在联大睡上下铺,好得跟兄弟似的,西装都会换着穿——当时的学生,顶多就两套西装,一套白的,一套深灰的,需要时,他们就你穿我的,我穿你的。联大的校服,是一种黄布的,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赵瑞蕻因为是转学来的,就没有。他觉得做联大的学生很光荣,就借了穆旦的穿,穆旦就穿他的旧西装。



穆旦,20世纪40年代初摄于昆明


我复印保存的一些纸片里还有穆旦抄在一本书扉页上的一首诗,叫《怀恋》,底下有一行注:


阿虹非要让我在这本送给你的好书上写下这篇脸红的东西,我遵命,于是玷污了这本书。


我已经记不得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应该是我哥送我的一本英文诗集,赵瑞蕻让穆旦把自己的诗抄在上面。后面写的日期是1940年1月,可见那时候他们关系还很亲密。


绝交是因赵瑞蕻听到穆旦跟别人说他的不是。穆旦知道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知道我一直在等大李先生。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赵瑞蕻追求我是不对的。他说他就不会追,要是他追的话,一定能追到,但他不追,因为不应该。那天晚上赵瑞蕻回宿舍很迟,宿舍里一群人在议论他,穆旦说了上面那番话,让赵瑞蕻听到了。赵大怒,和穆旦吵起来,又是要当场把衣服换回来,又是要和穆旦决斗。赵瑞蕻那种性格,是不可能决斗的,他们也没打架,只是到宿舍后面的小山上大吵了一通,就绝交了。


同学之间,闹矛盾、吵架之类是常有的。有段时间,张寰和和我也因为一点误会弄得不愉快。张寰和是张兆和的弟弟,因为我跟沈从文夫妇熟,就跟他也熟了。他也在联大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五哥”(张兆和行三,他行五),常在一起玩。有次一帮人在一起议论曹禺的《日出》里的人物,自说自话在那儿分派角色,说陈福英可以演陈白露,谁演小翠,谁演顾八爷……乔治张满口英语,外文系随便找个人就能演。说到胡四,大家都不知谁扮好,我忽然说,小五哥可以演!胡四在《日出》里是个小白脸,不男不女的,有脂粉气,跟顾八奶奶在一起混,吃软饭。我想到小五哥,只是因为他长得清秀,嘴唇鲜红,有点像女孩子,没别的意思。黎锦扬当时在场,起哄说,我去告诉他。没想到这话传到张寰和耳朵里,变成了“杨静如说你长得像胡四”。他挺生气,后来碰到我也不愿搭理我。当然过一阵就好了,后来我们关系还是很好。赵瑞蕻与穆旦很长时间当真是绝交的,直到几年后在重庆相遇,才算是和解了。


有天晚上,我从金碧别墅吃完饭回宿舍,经过生活书店,就进去翻翻书,没想到遇到了穆旦,他也在那儿看书。赵瑞蕻和穆旦绝交以后,两人碰上也不打招呼了,弄得我也觉得别扭。尤其是穆旦还说过,如果他追我,一定追得上。虽然只是打比方,但我知道有过这话,还是觉得不自在。书店很小,碰上了也躲不了,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问我走哪条路回宿舍。回宿舍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翠湖边上走,一条是从青云街过去。他说他要从翠湖边上走,本来我也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我窘得慌,就说,我走青云街。于是我们各走各的路,要是一起走,也许就把事情说开了。


之后穆旦曾托张定华带了一封信给我。信里写了什么,我不知道。不是张定华没带到,是我没有打开看。我连信封都没拆就交还给张定华,她还奇怪,看都不看啊?我说,不看了。当时的心理我也说不清,模模糊糊的,可能是猜他会劝我和赵瑞蕻谈恋爱要慎重。问题是,那时我已经和赵瑞蕻好了,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没意思了。


怀孕


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我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考虑。一切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我只想着,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


我清楚母亲知道这事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母亲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这样的事,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在给我的回信里,她说她死的心都有了。又一想,她不能死,她死了我们兄妹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挺抒情的。她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她要我把孩子打掉,后来变了主意,让我生下来。我生下赵苡,我们到重庆以后,主要是母亲帮我带的孩子。



杨苡(前排左)和姐姐杨敏如(前排右)、母亲徐燕若(后排左)、家庭教师徐剑生(后排右)摄于天津照相馆


这时候帮了我大忙的是邵士姗。她在中西和我同班,大我一岁多,像姐姐一样。她是家里给订的亲,丈夫是清华毕业的,这时已在昆明市政府里做事,是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个科长。我和邵士姗一直有通信联系,到昆明后来往更是多了起来。她帮我联系了一个私人诊所,诊所里有个挂牌的医生,是正规学校里出来的——要是江湖郎中,肯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做掉了,要赚钱嘛——她拒绝给我做手术,骂了我一顿,说:你们这些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不好好念书,做出这种事!做出来了就要负责任。她凶得很,总之就是不让我打掉孩子。


孩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我妊娠反应厉害,不能住在宿舍里了,就住到了邵士姗家里。对联大的同学来说,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也躲着他们。还好当时在放暑假,见不着也不算太奇怪。我只是偶尔因为要取东西之类的,才会去宿舍一趟。


“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


巧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附近的路上,我遇见了巴金。当时陈蕴珍和他在一起,陈蕴珍一看到我就喊:这就是巴先生!那时我跟巴金通信已经有四年,像是很熟了,但一直没见过面——纸上是熟的,见面就成了生人。我不知说什么,巴金也是见到生人就窘。我们不握手,也没互相说“你好”,只拘谨地点了个头,而后就没话了。


陈蕴珍大嚷:你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结婚了”,没头没尾的,他们俩都觉得很突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巴先生,居然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突然是自然的:陈蕴珍知道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但怎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宣布要结婚了呢?何况他们也会想到大李先生。巴金应该能猜到,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有点特别。事实上,我一直在跟大李先生通信,赵瑞蕻怎么追我,我都对他说过。有封信里我问他为什么还不来昆明,还说赵瑞蕻“纠缠不休”(信里就是用的“纠缠”这个词),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回信中的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young poet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大李先生从来没对我表白过他爱我。我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承认过那是爱情。我就是崇拜他,一边说在等他,一边否认这里面有男女之情。同时,我从小就是个挺自卑的人,听人说冯秀娥和他常在一起,就疑惑大李先生是不是爱上她了。有时也会猜,他不来昆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不过都是胡思乱想,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没有结论。


那时候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过大李先生也可能有他的自卑。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他会不会觉得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穷,对我来说不合适?或者,他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娇小姐,不能跟他一起过清贫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有次我去看望巴金,难得的就我和他两个人说话,我问他大李先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巴金说,也许有一个,是个富家小姐,大李先生多半因为自己的情况,没有接受对方(那个小姐后来结婚时给他发了请柬,他也去参加了,这些事情上面,他是很绅士的),可见他在爱情上是退缩的。


这些我那时是想不到的。我只是想,好吧,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


大李先生后来跟人说,我结婚是跟他“赌气”,虽是半开玩笑,也许却是说中了。


结婚


怀孕了,当然就要考虑结婚的事,也算是“善后”吧。这桩婚事,家里是不乐意的,母亲不用说了,我哥、我姐也都反对。事实上,母亲到重庆后不久就写信让我过去,这里面有她觉得昆明条件太艰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见了赵瑞蕻,印象不好,所以急着催我,希望我到重庆华西坝继续念书。抗战中,一些教会学校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都迁到了华西坝。在我母亲心目中,还是教会学校好,条件好,也规矩。


那时结婚是没有结婚证的,只有婚书,婚书上有介绍人、证婚人盖的印,这就比较正式了。还有就是登报,我和赵瑞蕻就是在报上登了个启事,很简单,说“赵瑞蕻杨静如,兹订于1940年8月13日在西山饭店结婚。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亲友”。那天特别好记,“8·13”,日本进攻上海、上海抗战的日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没举行婚礼。


我母亲本是要办的,证婚人准备请中国银行在昆明的行长。她虽然不高兴,但觉得结婚没个婚礼怎么行?赵瑞蕻也希望有个婚礼,在没确定不办之前,他甚至已经写信跟家里说,中国银行的什么人会主持婚礼,谁当证婚人,谁谁谁会来。但我坚持不要婚礼。当时结婚启事上通常都有“我俩情投意合”这样的套话,我也不让写。


真的是“一切从简”,除了登报,就是在西山订了个旅馆,我们就算结婚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同学三三两两、你今天我明天地到西山来贺,杨周翰、黎锦扬、金丽珠、张定华他们都来过。他们是好奇,因大家当时都还没有谈婚论嫁。没婚礼也就没婚宴,我们就留他们吃客饭,当时请客倒请得不少,跟流水席似的。



杨苡与联大同学。从左至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杨苡、赵瑞蕻、黎锦扬


巴金那时还没去重庆,也到西山来看我。巴先生是一个人来的,陈蕴珍大概是有事,没一起来。那天赵瑞蕻正好不在,巴金一向是没什么话的,我也拘谨,要是陈蕴珍在还好些。这时我俩都没话,就这么在房间里干坐着。隔了一段时间,巴金和陈蕴珍倒是请我和赵瑞蕻吃过一顿饭,席上还有巴金的四川老乡。吃饭时他们没宣布什么,事后我才悟过来,那顿饭是表示巴金和陈蕴珍订婚了。


西山饭店下面就是滇池,风景很好,但我的心情坏极了。同学、朋友来看我的时候,热热闹闹的,我不觉得什么。他们一走,静下来了,我就很难过——学业没了,还有了孩子,母亲也不高兴……有一次我甚至想,不如跳下去算完,什么也不用烦了。推开窗子跳下去很容易,但我又想到死了漂上来会很难看。这上面我大概是受我母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说到曾经想寻死(父亲去世后她有过好几个坎),结果都罢了,除了想到死了孩子怎么办之外,还想到死的样子太难看:投水吧,人最后涨成那样;上吊吧,舌头拖那么长……割腕我是不敢的,我特别怕疼。


当然,我就是一念,也没真想死。只是我有时忍不住会这么想,好像这么想想能好受点似的。


(1945年11月22日,李尧林在上海病逝,终身未婚)


本文经授权转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2022年第1期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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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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