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1%的人，做一个世界的水手

最开始关注方方老师的日记，大概是在二月初。那时候看到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我在心里想：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支援武汉乃至湖北呢？确诊人数不太多的省份是不是能分担一些病人？但我不大敢公开表达这样的想法，怕自己考虑得不周全，怕被骂。

随后我就看到方方老师提议，“既然武汉九省通衢，是不是可以把病人运送到周边的省市？”又见她提议，“是不是可以把党校改成临时病房？”

我觉得她好像在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这以后，看到她写的东西，我就会打开看一看。她的建议很多出之以温和、商量的口吻，好比一个人无助地向你哭诉、倾诉时，你虽没有办法却也要极力给一些安慰或希望。有些建议，很多读者还会诚恳地留言，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这样一写一评，都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交流。对于一条具体的建议，支持的，提出可行性；反对的，提出局限性。这是无可厚非的。

和很多人一样，刚开始时对方方日记，我只是随手拿来读一读，看过了也很少转发。可一天天过去，荒诞的事情频频发生了。先是方方老师的微博不能发了，日记转到微信平台发表后，帮方方老师每日发日记的空间被迫不停升维，不少天的日记发出来几个小时就没了，剩下了一个红色的大大惊叹号。

我很好奇，那些市侩的、媚俗的、粗鄙的文字都能够见人，为什么这样的文字却不能呢？当七维飙升到十一维以后，我开始成了忠实读者，每天夜里都会守着。等着看，然后第一时间转发。

和之前一样，我依旧是会对日记中的一些说法有不同想法，但是我觉得阅读和转发，是在捍卫一个人说话的权力，当然，也是在捍卫我自己说话的权力。

整个疫情期间，我经历了两次格外印象深刻的事件：2月6日的那个不眠的夜晚，以及发s-h-ao子的人所激起的激烈反响。我以为自己在朋友圈看到了人性的觉醒和良知。可是后来发现，这些不过是微信、微博诞生以来，无数个占据过头版头条的热搜之一。一个人，成了烈士，另一个人，她躲过了病毒，但是活着是不是会更艰难呢。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有人会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大城市。从小到大，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其中一些算得上是“精英”。这种“精英”，并不一定表现为智识、才干，而是“精英意识”。韩国电影《釜山行》里有一小段镜头，电影刚开始不久，大家还完全没意识到整列火车危机四伏，小女孩遇到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躲在厕所里。另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害人无数到最后自己也没落好下场的胖大叔）也看到流浪汉，他侧过身对小女孩儿说：“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这便是我理解的精英意识。他们认为那些深处底层的人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聪明而被淘汰的，可以去假意尊重，但不值得同情。他们认可这种丛林法则，确信自己稳坐丛林顶端，永远不会掉下来。很多很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大城市，他们觉得这就是整个世界的模样，这座城市里身边的人都过着好的生活，所以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也都过着这样好的生活。还有一些人，他们读到了硕士博士，去国外留学，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名山大川，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反而强化了他们的“精英意识”。

我突然想到，也许并不是社会不喜欢负面的声音，而是有那么多人生活在一个悬空的保温层，以自己目之所及的繁荣景象，体之所感的温暖舒适来断言世界的繁荣。那些普通地方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知道了也会像欧洲人听亚非拉人的故事，或者像非洲人听某一头长颈鹿的故事。

学者洪涛教授的这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大多数时代，压迫和奴役，或者，不正义，总是小概率——即便49%，也小于51%——否则，人类就很难存在下去。但是，这能证明‘小概率’的压迫、奴役、不义，就可以无视，或者，不应该谈论吗？”“没有对1%的人的正义或权利的关怀，就根本不会有对正义或权利本身的关怀。”

梁文道先生曾在《八分》节目里讲到的一件事，湖北已经解封，但是一个人想坐火车去外地就要有健康码，这样“一刀切”的规则制定有没有考虑过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呢？这的确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但是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他们不值得被考虑吗？

很幸运，除了“精英”们，我还认识更多“精英”以外的人。

几年前，在公益机构做志愿者，我认识了一位大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家打工，在某次的工厂大火中逃生，但不幸身罹重伤。后来她回到家乡，成立了服务残疾人的公益组织。我跟她聊起来方方日记，她说自己一开始根本没读过，看到很多人骂她才找来几篇读，读完她觉得方方只是把大家不知道的一面写出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大火，她说到，那时候很多好记者写报道，但是都发不出来。没有人看得到她们的处境。方方日记她只转过一次，她说自己在朋友圈一向低调，都是默默做点事情, 发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最后一篇日记，她决定转发，她说，“自己像蝼蚁一般活得太憋屈，要依靠方方的文字……（喘口气）”。

同一天，另一位多年的好友，也是没读过方方老师的日记，但是她看到我在转。与此同时，她欣赏的另一个人却在转发批评方方老师的文章。她询问我的看法。我说，你可以自己读一读，她说太忙了没时间读，所以想来问问我。对待舆论风暴，她愿意保持中立地听一听我的判断，我很感激。

我的另一位朋友，乡村图书室的创办者L。年前她从湖北回广西老家，一开始是邻里都不来她家，她女儿也不能找其他小朋友玩。后来开始每日测体温，他们一直都非常配合，连工作人员也夸他们配合。一家人，尤其是女儿，天天盼着14天隔离结束后可以出去玩。可是到了14天，又加了封条，说要再观察4天，把女儿吓坏了。好在，18天后顺利解封。但是还有太多的问题在等着她去面对：如何支撑小家庭、大家庭的开支？图书室如何能够自我造血？没有了图书室，乡村的孩子去哪儿借书看书？

我先生的妹妹在我们待的城市做面点。疫情期间，餐馆虽不营业却也给员工免费提供食宿，餐食简单，她从不抱怨。我们有时候给她送点吃的，她都不肯都收下。她没上过几年学，却很爱看书。后来她都不要我们送吃的了，只要我们送几本书去。

经过她的允许，我把她在那段时间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小段话附在这里：

“2020正月十八，轻霾，中午温度升至十五度。如果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打盹儿也是极好的，可是吃饱喝足了是不能安静待着的，总得做点儿什么来消耗能量。羽毛球虽然打得很菜，但是挥着杆子打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抬胳膊都酸得有些发抖。

看了电影《野山》，两本书也已看完。李娟在《我的阿勒泰》最后一个章节《木耳》里提到，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可那些人不！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懂敬畏，于是导致病毒肆虐，祸患人类。老子的《道德经》里也写到: 人类应该认识到, 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自然，也是一切生命的自然，人类在宇宙中不过沧海一粟，一场突然其来的灾难都会让我们变得渺小而无力……”

创办残疾人公益机构的大姐，开图书室的L，做面点师的妹妹，她们总说自己只是农村妇女，可是面对社会的铜墙铁壁，面对苦难，竟是如此隐忍，面对不公平是如此坚毅勇敢，对待那些常常被遗忘的1%又是如此地无私善良。她们没有太多精力关注网上的口水战，当“精英们”咬文嚼字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危亡时，她们会自我反思，会关心野草野花，关心自己的小家庭，还有那个艰难维持的公益机构。

前天接力方方日记的，是一位保安大叔。和我的朋友们一样，他的言语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和抱怨。他接受自己的生活，感激生活里每一丝细小的善意。他说自己这段时间发表了好几篇歌颂医务工作者、志愿者、警察的小说，但是他喜欢看《百年孤独》《悲惨世界》《活着》，也喜欢看方方的日记。有的人看到这里大概又觉得是在拔高日记的文学性了，对不起，在这里我无意谈文学性，我只想说即便没有任何文体可言的文字，也可以在某个时刻慰藉人心。只是这里的“人”可能就不包括这些所谓的“精英”了，因为“精英”们是不需要慰藉的。

昨天接力方方日记的是一位老师，她说要把方方日记讲给学生听。是的，一定要讲给学生听。现在我还是学生，过了这个暑假，我就会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不久后，我还想成为一名乡村老师。或许，孩子是世界唯一的希望了。

如今每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对他人恶语相向的人，对普通人甚至于边缘人的遭遇无力感同身受的人，只有旅行经历却没有世界观的人，曾经不都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调皮可爱的小天使吗？一年又一年的学校教育到底都做了什么？我想，我一定要尽力让学生们看见，看见蚂蚁，也看见大象；看见粪便，也看见鲜花；看见舞蹈，也看见眼泪。

我知道我曾有过“狂热爱国者”的时候。我问自己，自己后来是如何变成“世界主义者”的？变成“世界主义者”以后，我是不是就不爱国了呢？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姥爷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家里收藏了一整套《资本论》和多本“语录”。他对我影响至深，以至于小学的时候有人问我愿望是什么，我会说是实现共产主义。

就是这样的姥爷，每天看着新闻联播，都要对着各种骂。我以前很不理解，尤其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爱国热情极其高涨，哭着朗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歌，哭着看奥运会升国旗。我对喜欢看动漫的同学深深不屑。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融为一体的，还买了带国旗标志的T恤和背包。所以我对姥爷问，我觉得国家很好，你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意见呢？你难道不爱这个国家吗？有的时候被他骂烦了，我会对他说：“您这么多意见，不看电视不就得了。”

他扭过头来反问我，“我不看，怎么知道他哪儿错了？”

小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围着姥爷转，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对。但是高中那段时间，姥爷也感觉到我和他意见不一致了，不免有些失落，他说，“你长大喽，有自己的想法了。”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的我越来越不像爱国者了，有时候还被人认为是危险分子。也或许时代转得太快，我也跟不上了。但是落伍的我，成了和姥爷一样的啄木鸟。

到今年，姥爷去世整整十年了。这一年，我格外想他。

刚上大学时，我的“三观”经历了剧烈而痛苦的转变。大一的时候，我抱着“拯救世界”的心态加入了一个妇女组织，以为从此就可以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后来我在这里做了什么呢？帮助河南的留守妇女卖手工布鞋，帮山西的妇女卖手工布包，帮一个儿童机构卖手工玩偶，经常一天也不会卖出去一件。

这个过程中，我从关注女性转为关注乡村，从关注宏大叙事转为关注个体，从“拯救”的姿态转变为谦恭的学习者。这些女性，她们生活的土地，土地上的欢声笑语，无一不在滋养我。

前段时间我看了许倬云先生的视频，听他说到“看到这些农民，我知道中国不会亡”，我忍不住掉了几滴泪。我们爱的难道不该是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吗？我们希望永存的难道不是人的精神和尊严吗？

然而如今的舆论风气，让我害怕。就像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在遥远国度发生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危险。”

前几日，因为方方老师的书在海外出版，和朋友争吵了起来，我气得发抖，盖上被子，依然很冷。先生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我才有了提笔的念头，写完，天已经快亮了。第二天，做图书室的朋友和我聊了非常多，对比我自己总是把个人发展放在第一位，她真的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我希望自己能早日和她一样，低调地安静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道义”在心里，不必再去与人争执。

关心1%的人，做一个世界的水手。这是我，第21位接力者现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