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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在内卷:零和的“鱿鱼游戏”?

复旦青年 复旦青年 2021-12-06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专栏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艺术是谎言,但它说出真相。我们的选题广涉文学、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希望自己能成为穿梭在闪耀的人类群星中的旅行者一号。


近日《鱿鱼游戏》的爆火,再次印证了流媒体巨头Netflix的眼光和能量。然而“此之甘饴,彼之砒霜”,新冠疫情令流媒体风头正劲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电影院遭受沉重打击。“小屏幕”的兴起是否预示着“大银幕”的消亡?流媒体时代,电影院将如何突围? 


许肖潇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高级讲师


独立导演,执导作品曾获美国华盛顿电影节最佳实验片和最佳女主角奖,参展74届戛纳电影节短片角、平遥国际电影节短片角、澳门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短片展映等

迈阿密大学电影学院 访问学者 ,温哥华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 访问学者


复旦青年记者 李恺昕 艾欣 黄淇楠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李恺昕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顾然 编辑


银幕VS屏幕:没有输家


电影诞生之初,是作为艺术品在欧洲咖啡馆小规模播放的。直到 1896 年 6 月 22日,第一座电影放映机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开始营业,电影的商业化进程才正式起步。从此,看电影不再是欧洲知识分子的特权,转而成为大众都能够接触到的“第七种艺术” 。


闯入大众视野的电影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风靡了西方社会,充分满足“群众性放映”诉求的影院也应运而生。全球化语境下,不论观众的目标由本国制造还是从异国舶来、指向的是文艺电影还是商业电影,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纷纷走进了这个公共空间。


然而,新冠疫情不期而至,令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电影产业与院线经济备受打击。为缓解生存压力,不少片方选择与流媒体平台暂时联手,改院线上映为网络播出。去年春节期间,徐峥一马当先,将其指导的影片《囧妈》售与字节跳动,这个举动不仅温暖,而且聪明,“中国流媒体电影元年”也由此开启。观众很快意识到:流媒体平台似乎是影院的最佳替代品。


其实早在疫情之前,电影院到流媒体的转向就已经开始。2019 年,由马丁 ·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 )指导的影片《爱尔兰人》 选择在流媒体巨头 Netflix 上映,就在好莱坞老牌电影人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影片获得了十项奥斯卡提名,但最终颗粒无收——电影行业的大部分创作者都在抵制流媒体进入电影节评选。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流媒体发布的电影不应该有资格角逐奥斯卡。


▲《爱尔兰人》电影海报


基于流媒体的种种便宜之处,由电影院转向流媒体似乎确是电影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许肖潇看来,我们无需对影院的消亡太过悲观,因为在传播媒介转变的背后,本质是受众群体的分流。


流媒体平台与电影院的受众群体本就不尽相同。据后台数据统计,流媒体平台用户平均受教育水平不及影院观众。对前者而言,碎片化、娱乐化的短视频是他们更优的选项,他们也欣然接受这种新颖的娱乐形式。换言之,这部分看似被流媒体平台“抢走”的消费者,原先就不是电影的理想受众。


相比之下,对于真正热爱电影艺术的人而言,电影院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在封闭的观影空间里,多媒体放映与摄像机视角共同营造的超现实体验、长达九十分钟的集体静默、或是对艺术的敬畏—— 任何一种追求都可以成为真正的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的动力。何况,银幕的镜头语言与小屏幕并不适配,尤其是广角镜头与特写镜头带来的视觉震撼,绝非小屏幕所能容纳。

总之,院线观影的沉浸感和仪式感都很难在家中得到完美展现。因此,与其忧虑那部分被流媒体抢走的观众,电影制作者不如找准自己真正的知音。正如长尾效应所揭示的那样:正是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的需求,才能在需求曲线上形成一条无限延长的“尾巴”。如果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更大的市场。


所以,好好做电影就足够了,其余的,交给观众。


两种媒介,一个困局


尽管流媒体与影院混战不息,但二者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也是关乎电影本身的问题:利润挤走了艺术的氧气,后者难以自由呼吸。因此,Netflix 等流媒体巨头常常被美国电影界学院派视作迫害艺术的洪水猛兽。


不过,学院派似乎高估了院线电影。在圈钱这一点上,流媒体和院线的吃相如一丘之貉。在疫情之前,很多院线电影就已然落入了程式化的陷阱。“大片”有了规律,“创作”有了公式,和电影有关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而过于简单的世界是贫乏的——当三分钟影视解说代替了九十分钟的电影,流失的不止是艺术作品的血肉,还有观众会思考的脑细胞。


观众的畸变在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电影的反响中得到了完美诠释。被贴上“暴力美学”、“后现代主义”标签的昆汀电影(如《杀死比尔1》《杀死比尔2》《低俗小说》《落水狗》等)看似备受追捧,却鲜有人能深入其话痨式台词与荒诞情节的背后,洞悉其中辛辣的政治讽刺和巧妙的文化符号。因此,在大部分观众空洞的狂欢之外,它们只能成为少数人反复回味的经典。


▲昆汀的电影《低俗小说》


说到底,从大银幕到小屏幕不过是传播媒介的变迁,真正令人放不下的,是与银幕电影相生的观影方式——思考。而思考,是理性的标志,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我们害怕的不是走出电影院,而是无人愿意再回到电影院。而回到电影院,需要的不仅仅是好作品,还有好观众。


▲《天堂电影院》 中人与电影院的美好羁绊似乎真的成了不可复刻的经典


电影冷静期:焉知非福?


回顾影坛近况,许肖潇不免叹息于自由表达的缺位和功利风潮的盛行。但惋惜之余,她仍然指出:电影产业目前的困境对行业发展来说,也许并非坏事。洗牌的过程虽然痛苦,但痛苦过后,能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疫情虽然拦住了票房的狂飙突进,却也给全体电影人提供了一个冷静期: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今年暑假,FIRST 青年电影展上的年青人用创作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的电影立足现实,目的纯粹,只求讲好一个故事。其中不乏杰出之辈,获得“最佳剧情长片”的《最后的告别》,其导演张中臣就是一位90后,同时他也获得了“最佳导演”的殊荣。领奖时他数次哽咽,感谢为电影付出过许多努力的同事,以及那些“还没有看剧本就投了钱”的出品人们,他们是他的伯乐。


▲《最后的告别》电影团队部分成员在第十五届FIRST影展的颁奖现场


实际上,电影业对好剧本、好创意的渴求向来都是巨大的。尽管观影趣味的选择权在观众手中,但选项却是由电影人、媒体人和投资方共同创造的这些青年的出现让不少手握资本的从业者开始反思变味的行业生态,并开始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和思想的碰撞。


感官的满足和情怀的延续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在许肖潇执导电影的经历中,将新技术纳入创意视野,主动拥抱技术革新,才是效果最好的做法。因此,“小屏幕”与“大银幕”也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


2015年,当手持Iphone 5完成长片《橘色》拍摄的肖恩贝克向世界宣告:拿着廉价摄影设备的青年导演同样前途似锦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电影人畅意表达自我的空间里,媒介之间是能够相互和解的。


哔哩哔哩为影视区打造名片的方式之一就是大量购入海内外经典老片,可见资本已经认识到它们区别于爆米花电影的丰厚福利——版权带来的利润回馈能长达数十、乃至上百年。“当然,首先要有能力建立起一个能够屹立百年的电影企业。 ”显然,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橘色》剧照,观众根本无法想象这是用手机拍摄出来的


电影理论一代宗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电影的特性:“影片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电影人通过这个小窗口展现他们看到的独特世界,而观影者也通过这个小窗口看到电影人——这是电影的初定义,是心灵与心灵的相见。


幸运的是,我们似乎都在向这个初定义复归。疫情洗刷了太多,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丨李恺昕

审核丨甲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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