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也是一位浪漫骑士、游吟诗人、一位自由的思想家。王小波逝世20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旗下新媒体品牌“松果生活”联合梅赛德斯奔驰，于4月11日19：00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以“王小波与逝去的90年代”为主题举办“LIFE+”生活家演讲。

“LIFE+”生活家演讲

回溯王小波与逝去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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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邀请社会学家、性学者李银河，作家、学者梁鸿，文化学者杨早，剧作者、文学批评家李静作为嘉宾，从王小波的亲人、朋友与文学研究者的不同角度，在他离开20年之后追溯王小波时代，回顾他的文字魅力与思辨乐趣。

“LIFE+”演讲对谈现场

“LIFE+”生活家演讲

回溯王小波与逝去的90年代

王小波作为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其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不乏理性精神，被称为“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最彻底的反讽刺”。

从早年作品《三十而立》、《绿毛水怪》中的显露的趣味、放逸和力量；到十年雕琢的圆润之作《黄金时代》既回环往复寄寓幽深、又轻逸自如随意往来的劲头。即便是多年后，王小波的文字依然保有水晶般的光辉，散发着独有的光芒，熨贴我们的灵魂。

如今，这残酷的四月已近尾声，我们重拾那次演讲里各位嘉宾的话，回顾王小波的回忆，唤醒和启示。

活动主持人 | 陈鲁豫

如果我的人生是一个建筑，文学应该在地下一层，听起来很不重要、不起眼，但它却是搭起一切的基础。而王小波的文字，好像是在我的地下一层里面，扔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他们有着无坚不摧的破坏力，但是又有着超强的愈合力、唤醒能力。

昨天，我和一个90后的小朋友聊天，我们俩就讨论王小波。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有意思的比喻。他说王小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树洞，是他隐藏、吐纳、消化所有忧伤、不安全的地方，是他一个非常安全的精神基地。

鲁豫在演讲现场

在王小波的笔下，有一个一个奇葩式的人物，好像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每一个人都绽放出了一张笑脸，他笔下所有奇怪的男男女女，在文革的背景下，上演着一出一出很荒诞的剧。好像他们的人性都低到尘埃，可是在那样的土壤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结出了一朵一朵爱情激情的花，在其中最终又结出自由的、理性的果。

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可是你回去琢磨一下，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关头，在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也会有那个陈清扬，会有那个王二突然跳出来，给你供氧。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恒久不变的人性的魅力，和它意义的所在。很多时候在你读的那个时候，在你经历的那个时刻，你是不明白的，你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要着急，因为时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鲁豫在演讲现场

时间也很诡异，我至今仍然没办法相信，此时此刻站在这个台上的我，已经比20年前离开的王小波，还要大两岁了，但是我仍然参不透生死，我还是不明白死亡。我惧怕死亡，我觉得死亡、离去，对于活着的人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公平。如果你要从死亡当中找到一点点正面的、积极的、能够安慰我们的意义，那就是死亡能够在一瞬间，把可能转瞬即逝的美好凝固住，定格在那里。

因为20年前很早的离去，他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就凝固在那里，从他的文字当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幽默的、才华横溢的，也是一个很深情的、很纯情的王小波。

社会学家、性学者 | 李银河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在中国的文坛上，多有让人昏昏欲睡的文字，让人尴尬无比的文字，让人心境变得猥琐龌龊的文字，而小波的文字像一股清风，为人带来欢乐，带来纯粹，带来哲思。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

李银河在演讲现场

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李银河和嘉宾梁鸿、李静、杨早及主持人陈鲁豫合影

这二十年也许是中国人物质生活上变化最快的二十年，但却肯定不是我们精神生活上变化最快的二十年。当然，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几亿网民，这是小波在世时完全没有过的新鲜事物。

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却或多或少还是老样子。所以小波的许多话题不但没有过时，有的甚至还很前卫。记得当年有一位专门研究先锋艺术的意大利电影人采访过小波，同批被采访的人中有崔健、金星等人，可见他是把王小波当作先锋艺术家来看的。时至今日，王小波的思想、他的艺术还是前卫的。什么时候，他的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不再显得前卫，中国才真的进步了。

文化学者 | 杨早

王小波被某评论家称为“文坛外高手”，这个“外”字，不仅仅是说王小波不是从作协、期刊、评奖这一套体系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而是准确地表达了“王小波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这个结论。

现在回首20年前，1997年，有两位在这一年去世的作家，都有着标杆般的意义。一位是5月16日去世的汪曾祺。另一位就是比汪曾祺小32岁，却比汪曾祺还早一个月去世的王小波。在我看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外星人，他凭一己之力，重续了，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狂欢传统。

杨早在演讲现场

“狂欢传统”本来源自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诙谐文化。比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近乎疯狂的想象、夸张与戏谑，构建一个奇妙而陌生的叙事世界，其中饱含隐喻、反讽与双关。

只有王小波，喜欢唐人传奇和卡尔维诺的王小波，能够将“狂欢传统”一直贯穿在他的写作之中，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给李银河老师的情书，王小波从不一本正经地叙事，好好说一个故事不是他的追求，和唐代文人一样，他追求的是，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复杂，更有趣。

杨早在演讲现场

而我们身处的时代，早已不再像九十年代那样，多数人还一本正经地信仰着精神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乏恶搞，用恶搞消解各种价值，直到大家都变成均一的十元货。

但恶搞不是狂欢。恶搞永远无法超越被恶搞的对象，其极致，也不过以与对象一样的无聊，挑落对象头上华丽的冠冕，为自己和旁人出一口恶气。恶搞式的喜剧表达，只不过如鲁迅所说“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固然是一种觉世的方式，但恶搞的对象一消灭，恶搞自身也便消亡。我认为，如果谁想要留下一些超越恶搞，抵达狂欢的作品，还得向王小波学习。

作家、学者 | 梁鸿

1990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用王小波小说《万寿寺》中的一句话最为合适：“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对于中国生活而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走向庸俗”甚至具有某种解放性，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太不庸俗了，每个人都是“伟光正”，没有微观的、个人的生活和自由，没有身体，只有集体和大是大非。但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大环境的开放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当世俗生活被奉为至上并成为一种普遍追求时，出现了过于物质化的现象，拜金，犬儒，自私，公共精神匮乏，甚至，可以说，智识匮乏。

梁鸿在演讲现场

王小波小说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流，让我们看到一种挣脱束缚的自由和反抗的决心。反抗的不是体制、政治，其实是你自身。你对自身的认知有多深。王小波去世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非是作家怪圈，而是他作品本质的特性决定的。

个人性。个人性里面包含身体。身体是你自己的，即使如何压制依然保持自己顽固的感性。这一感性是你自身提供给你的直觉。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直觉和常识，那我们的生命也将枯竭。

杨早、李静、梁鸿在后台

自由精神。自由精神来自于对个人性的充分认知。

有趣，有趣是对个人性的肯定，所谓有趣，是因为有自己的个性，有观点，有智慧。

想象力，充分呈现文学的美。语言是语言，又不只是语言。对语言的使用其实也是一个人心灵状态的呈现。

剧作者、文学批评家 | 李静

初读王小波，是在1994年，当时我正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是个紧张不安、特想寻求意义归宿的“九十年代青年”。有一天翻《东方》杂志，发现有个作者跟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重名，就好奇地看了下，这一看，就放不下了，有一种醍醐灌顶、找到了“精神导师”的感觉。

那种从其他作家和学者那里很难看到的自由、成熟而强健的人格，从这篇随手写出的杂文里不经意地散发出来，吸引了我，一个二十出头就活得不耐烦的年轻人。

李静在演讲现场

1995年，我到一家报社实习，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时采访王小波和李银河老师的机会。李银河老师身材小巧快言快语，王小波老师身材高大低调害羞。当时有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问王老师的看法，他说：“我喜欢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最终是简单、有趣而且新奇的。有些人把又复杂又呆板的道德教条叫做真理，我不能同意。” 明确表示对这场讨论泛道德化倾向的不以为然。

第二次采访他，是专门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写作经验。他只用几分钟就谈完了自己，看我期待没能满足的神情，他说：“我的大半生经验用不了一个上午就能讲完。我不大会讲这些。”后来聊起我们都喜欢的莎士比亚和卡尔维诺时，他的话才如滔滔江水。他说：“他们的作品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让我感到人世无限美好的东西。作家的责任，就是创造出这样的东西来，别的都不值一提。” 他的文字自由不羁个性张扬，他的人却心怀敬畏毫不自恋，跟如今只要一开口就满怀崇敬地“我我我”的精英们迥然不同。

李静在演讲现场

在大的方向上，王小波给我的启示是：有一种想象力，不是由具体的生命经验驱动的，而是由抽象的思想本身驱动的。这里所谓的思想，不是现成的哲学论述，而是作家对自我、时代、世界以及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的、整体性的回应。这种回应不是结论，而是无解的困惑，它驱动作家的想象力去建造一个象征的世界，并衍生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这种人物和故事摆脱了自然形态，而更带有变形的“人造”色彩，但其中流淌的情感却是丰沛自然的。这是一种杂糅的后现代写作手法，但支撑它的却是关怀个人价值与自由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一写作道路，是王小波回应现实和历史所作出的选择，它给了我受用终生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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