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民：我在伯利恒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 | 我们

伯利恒古城

我在伯利恒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

淮民

编者按

无论种族、信仰、国籍、情感和立场，作为一种判断标准，尊重事实是认识事物的基本准则。尽管人与人在社会属性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持身公正，以善意与和平的愿望表达所见，一如这篇文章和他的作者——这个世界终会因公正者的声音而充满希望——祝你平安！

我是福音派信徒，对以色列有一种因信而生的好感；而对巴勒斯坦也因其与以色列的关系而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又因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我的影响而渐渐加深。

直到2019年的那次巴以之旅，让我得以重新认识巴勒斯坦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

19年6月初，我随一个旅行团来到了巴以两地。在伯利恒小城的那次短暂驻留，至今犹记。伯利恒大部分人口为穆斯林，基督徒大概有2000多人。记得一次，我在一间旅游商店买了一些橄榄木木雕、特色咖啡等纪念品。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阿拉伯妇女叫住了我，只见她手里提着我的物品。原来是我落下的。接过物品，我连声说谢谢，她也说了几句，虽然彼此都听不懂，但是善意说明了一切。忽然间便对这个陌生的城市，生出了感激。

在商店门口，我得以一瞥当地人的日常，大人们在街市穿梭，孩子们在街角玩耍，生命蓬勃盎然。

门前路边也有一些小摊位，一位阿拉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自己的摊位，大一点的孩子，略带羞涩地招揽着来往的游客，小一点的躺在母亲怀里不知为何在哭闹。我走过去，称了一些无花果干。买完后，我从袋里捏两颗递给怀里的孩子，他有些迟疑，最终没要，但眼泪却倏地止住了。

巴勒斯坦孩子的眼睛大且炯炯有神，令人印象深刻。一双双纯净清澈的眼眸，让我看到孩子本该有的那种天真无邪，在他们单纯的内心世界里，外面的纷争嚷闹，都不重要。

那一刻，我想到了那些生活在加沙地区的孩子。看到过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一家挪威慈善机构估计，巴勒斯坦领土上56%的儿童遭受着痛苦的噩梦，尤其在加沙地带。隆隆的炮声划过孩子们短暂的睡梦，然后被惊醒。加沙的百姓仿佛生活在一个巨型的露天监狱，外面的人对那里的生存现状，知之甚少。

我只是短暂停留于这个城市，相较于当地人动辄断电断水的生活，而一路抱怨天气热、抱怨手机电量不足的我们，简直不值一提。

巴以之行中，陌生环境带来的新异感受，也促使我去思考，并催生新的看见。在我的一些观察和了解中，我发现一个痛苦的现实，满载着中美以及其他外国游客的旅游巴士自由地在巴以两地漫游。然而，他们的旅行是精心策划和控制的，以促进以色列的宣传。游客被提醒“为了自身安全”，不要在阿拉伯地区久留，导游几乎都是以色列犹太人。当然，巴勒斯坦人的小规模徒劳的武装抵抗行为被广泛报道给来游客，并被贴上恐怖主义和仇恨行为的标签，而不是对占领和压迫的合法抵抗。

以色列政客摩西·达扬（Moshe Dayan）曾说过一句名言，他宁愿允许训练阿拉伯人战斗机飞行员，因为他们可能在沙漠上空被击落，也不愿意让阿拉伯人当导游，因为导游会向外国游客揭露以色列的真相。

我们虽然穿行在阿拉伯城镇和村庄，但是我们没有到过难民营，也从来没有去过加沙。然而，许多人的“圣地”之旅都会包括马萨达（Masada），这里是反抗罗马人的马加比起义的最后一站，在那里，守军以集体自杀而非投降的方式结束了宝贵的生命。这个地方对基督徒和犹太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事实上，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甚至拒绝在他的书中提及这一事件，他认为自杀与犹太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然而，对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来说，马萨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斯巴达小国与巨大的优势作抗争，宁愿自杀也不愿失败和投降。许多以色列军人在该地点举行宣誓仪式。

旅行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巴勒斯坦，但我却不断地想从电视新闻、相关书籍中，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更多的时候，是想了解从西方报道和以色列新闻里看不到的真相。

在我对巴勒斯坦的不断了解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真理之一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邪恶都发生在黑暗的掩护下。压迫性政权假装善良和正直，并把关于他们的错误行为的报道贴上他们的政治对手散布的谎言的标签，以至于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以色列看起来像受害者，而不是压迫者。

以色列在国外享有“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的美誉。在这方面，以色列官员不仅欺骗了外部世界，也欺骗了本国人民。这是可能的，因为许多以色列人从未进入被占领土目睹那里发生的现实情况。喧嚣的西方媒体似乎占据了新闻的主导权，而国内的亲以媒体（多为自媒体）的报道也让人心疑。失真的报道，让人的脑海充塞着虚假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欺骗我们，任凭麻木、冷漠、偏见，在心中滋生。

人们同情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被不置一顾。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在心理上不相信一个遭受过大屠杀恐怖的民族可能犯下巴勒斯坦人归咎于他们的暴行。

然而，事实是，以色列长期通过许可证和执照控制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比传统的殖民主义更可怕，因为这些定居者试图取代当地人，而不仅仅是统治当地人。以军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集体惩罚是以色列暴力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主要表现之一。以色列会严厉和集体地惩罚整个城镇、村庄或各类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抵抗行为。例如，巴勒斯坦人可能攻击或向刚刚在该村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犹太定居者的汽车投掷石块。作为报复，以色列人常是不由分说，狠狠地教训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会包围村庄，切断电力，在数周内实行24小时宵禁，并取消所有居民的许可证，同时允许犹太定居者和士兵随意进入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破坏家具。在压迫者眼里，他们是卑下的存在。

巴勒斯坦人的日常遭遇

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的检查站，成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受虐点。更讽刺的是，对于大多数西岸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一种叫“hawiyyeh”的身份证，不仅是居住的证明，它也是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有力手段。任何以色列士兵都可以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一旦你把它交给他，就等于利爪扼住喉脖。你就成了他的囚犯和猎物。你必须等到他还给你。他可以命令你做任何事，或者只是让你枯等几个小时。经常有以色列士兵骚扰和嘲笑巴勒斯坦青年的事情发生。在拿走他们的身份证之后，他们可能会让他们唱歌，或者只是在炎热的太阳下等待几个小时。

如今，以色列占领者对巴勒斯坦人不利的事件仍在继续上演，而且规模更大。占领者常会把巴勒斯坦地老百姓的橄榄树连根拔起，从而剥夺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离开。种植橄榄树的土地为一个家庭提供了食物和几代人的收入，一棵橄榄树在开始结果之前需要几年的精心照料。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说，有一个国王看到一个老农在种橄榄苗。他问农夫是否希望活得足够长，享受他的劳动果实。老人回答说：“我们的父辈种庄稼，我们吃。现在我们栽种，让后代有饭吃。”显而易见的教训是，他种地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就像他从父母和祖父母的工作中受益一样。

有些橄榄树非常古老，当地人称其为“鲁米”“Rumi” ，意思是罗马时代的树。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里的橄榄树被认为是从耶稣时代种下的。巴勒斯坦各地种植的橄榄树的存在，证明了数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继续使用这片土地。

作为一个信徒和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我知道我在西方的兄弟姐妹被一些非常扭曲的事实所欺骗，而另一些事实却被完全隐藏起来，这让我一直感到沮丧。

而如今，哈马斯的举动，又给双方的未来笼罩上了一层阴影。炮弹响起，彻骨的哭嚎也同时响起。受伤的人们沉浸在悲伤和恐惧中。那些和我的孩子同龄的孩子们的惊恐场景，让人想起来就万念俱灰。

前不久，我采访了一位长期生活在巴以两地的人权律师约拿单·库塔（Jonathan Kuttab）。他出生在伯利恒。从美留学归来后，在耶路撒冷创立了第一间巴勒斯坦人权组织“艾尔哈克”（Al Haq，意为“真理和权利”）以及非暴力研究中心。作为暴力事件的亲历者，他苦恼于自己没法说服外界，于是他决意一笔一笔地记录占领者的恶行。

作为律师，他和同事把严格、准确、仔细地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情作为优先事项。他们的文件必须有法庭水准的证据，因此不被邪恶狡诈的批评者攻击。约拿单希望，如果他和他的团队能明智地向外界揭露不公正的事实，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巴勒斯坦人所处的环境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终于，由于他们的努力，内容扎实的调查得到了国际特赦组织的重视，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份200多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以色列的法律和做法，并表明根据法律定义，这相当于种族隔离。联合国、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机构、《哈佛法律评论》也先后得出了和“艾尔哈克”同样的结论。以军的辩护者则给上述所有这些报告贴上了反犹主义的标签，但铁证如山，辩护者一次也没有对这些报告列明的事实提出过质疑。

如果像约拿单这样的团队不曾记录下这些隐秘的细节，外界就很难知晓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仿佛这些不公正从未发生一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巴勒斯坦问题特别代表露西娅·艾尔米（Lucia Elmi）近日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有100万名儿童迫切需要保护。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在战火中幸存的孩子，躺在担架上的他，眼睛亮闪闪的，脸上没有一点畏怯，反倒是在大人的咯吱逗笑中，笑得天真无邪。圆圆的大眼睛，特别惹人怜爱。真希望世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快乐无忧的童年。

生恨带来杀戮与纷争，仇恨让爱枯竭，而唯有爱能征服人心。爱较之于恨，前者更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如果巴以双方都愿以平等的姿态，扎根于理解，并致力于和解，巴以和平就有希望。

约拿单告诉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不能再加倍依赖战争和暴力，每一方的悍然反击，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荡然无存。即使他们设法避免平民的损失，战争和暴力仍然不是解决办法，因为那些靠刀剑为生的人也会死于刀剑之下。

经历轰炸之后的加沙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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