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境遇中，

在破除重重艰难险阻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开创出来的。

1）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定的现实条件，

又是一项缺少前人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崇高事业；

2）既是一项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

又不得不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挑战的伟大工程；

3）既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性特征，

又具有以人类自由和解放为导向的人类性特征。

一、“既定现实条件”与“前无古人经验”的历史辩证性

自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尽管经历了各种坎坷，但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到今天的实践成果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现实条件。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而中国式现代化就置身于这一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既定现实条件”

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之上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条件，一种现代化道路才是可能的。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始终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是在以往的全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所积累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些实践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应该说，没有这些客观基础，就无法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意味着近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也成为后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明确了国家的根本性质，这一制度也为后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方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总之，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摆脱了近代以来的旧社会形态，消除了封建的、殖民地的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前无古人经验”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进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更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了巨大挫折，留下了一条重要的反面经验：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俱进地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失败。但是，这条经验也只是在总的原则上的经验，而至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具体问题上却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为国情不同，所以结合的方式、结合的内容、结合的问题等等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不同的内涵。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因此，中国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缺少前人积累的“积极经验”。正是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原则。实践证明，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探索出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撑，而这是纯粹凭借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探索才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也就充分表明了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前人没有提供充分的积极的经验，只有一些原则性的经验。也正是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才经历了挫折。

（三）协调“既定现实条件”和“前无古人经验”历史辩证性的基本要领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主要不是来自于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更多地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如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对自己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克服了既定现实条件和前无古人经验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辩证性中不断开拓前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依靠每个历史时期既定的客观基础，不能超出具体现实国情的限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否则，如果脱离实际，就会导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现实，要充分发挥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把已经取得的成就总结提升为“规律性认识”，把有限的客观条件转化为充分的建设基础。同时，又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以往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因而在“历史”——“现实”——“未来”的3个时间维度上，建立起了“既定现实条件”和“前无古人经验”之间的桥梁。中国共产党的以史为鉴、脚踏实地、面向未来的做法，成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既定现实条件”和“前无古人经验”这一历史辩证性的基本要领。

二、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与应对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历史辩证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开创出来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和西方现代化发生关联，特别是不可避免地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挑战。因此，正是在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这一历史辩证性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周恩来于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13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3]140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最早可以溯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开端处就被先天地赋予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形态的批判和超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现代化是对传统封建社会的超越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具有同样的特征，即都意味着一种打破原有社会形态而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含义。但是，依托怎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制度来建设现代化并实现现代化，这一点却和西方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之前，也有一些仁人志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甚至也想借用西方的社会制度来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但实践证明都没有成功。这就表明，除了可以借助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这一道路之外，中国没有其他可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地落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历史行动当中。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最具现代性的制度，这种制度在西方尽管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但至少社会主义的理念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正是因为这一制度的先进性，决定了现代化本身的进步性。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沿着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制度来实现其现代化，毋宁说是在宗教和资本的双重意义上分别开启了现代化。然而，就宗教而言，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失败的。路德的宗教改革试图以宗教的方式开辟现代化的新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没有达到人的真正解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4]12而资本主义制度则使人的自然欲望从禁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代化于是表现为人在资本逻辑中的主体性的确立。但这条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仍然是失败的，因为，人类并没有确立其真正的主体性地位，毋宁说仍然受制于资本逻辑（马克思称其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被资本所驾驭，因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以资本主义批判为契机，开始探索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则从其开始就置身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因而这种现代化是把人的自由和解放放置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领域中，把社会关系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转变为自由的普遍交往关系，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进而把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从而确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化目标。

（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打交道，这其中必然经受来自西方现代化制度的种种挑战，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普世价值”的渗透、经济上的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方式的挑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的压迫3个方面。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提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把西方特殊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价值，以便向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推广。西方现代化正是打着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旗帜而实现其世界扩张的。因此也带来一种隐蔽的现代化观念，即现代化就是西方的现代化，不存在其他的现代化道路。“普世价值”是超民族超历史的，因而在哲学层面看，是抛开民族特殊性的“抽象的普遍性”，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而在现实层面看，“普世价值”是为资本扩张开辟道路，试图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从而改变自己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价值观的渗透是资本扩张的观念手段，这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威胁”，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资本主义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金融手段，制造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两极分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分工体系、世界产业格局、世界贸易往来普遍遭受严重的挫折，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日益凸显，因此也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巨大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科技封锁、金融制裁、贸易壁垒等各种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施压，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迫使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应对上述挑战。

在世界格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在这一世界格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坚持“文明优越论”，形成了沃勒斯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秩序，坚持着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关系方面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策略同样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巨大阻力。正是为了破解上述西方掌控的世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便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掌控的世界秩序带来的负面冲击。

上述种种做法对中国式现代化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重重阻碍。因此，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挑战，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考验。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经受住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尽管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建好现代化，但这条现代化道路已经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时代。其中所采取的最基本的就是倡导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两大制度并存的条件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述两大理念及其实践有效地应对两大制度的矛盾，建立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的世界交往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地把握住了两大制度之间的历史辩证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两大制度之间历史辩证性的积极应对

从一开始，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可避免地和西方现代化发生关系，中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被迫卷入到西方殖民体系当中的，因此这一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和西方现代化的对抗中开创出来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历史观中看，从开端处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叛，争取殖民地解放的独立本身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力批判。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从源头处就以对西方现代化的否定的力量出现，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然而，“否定”是两大制度之间的一个历史性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正视这一客观事实，要从单纯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如何在两大制度并存条件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历史性地落实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当中。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剥离了社会根本制度和经济手段之间的关系，澄清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即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等于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5]203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具备完全通过计划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有效手段——市场，是可以被赋予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内涵的。也就是说，对于“手段”来说，其根本性质取决于赋予它以怎样的“目的”。如果从共产主义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目的出发，市场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反之，如果赋予其剥削的目的，则市场就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然而，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应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并吸收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手段上的先进做法，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的历史辩证性中开拓进步。

此外，通过改革开放，也把中国式现代化带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场域，特别是以WTO为标志，中国融入到了世界经济的大海。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6]478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资本主义挑战中，同时站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妥善应对了在两大制度并存条件下，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历史辩证性。一方面，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并且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又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手段的有利因素，并且和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压迫。中国式现代化再一次妥善应对了两大制度之间的历史辩证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历史辩证性

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定的特殊性，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因而先天地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因而具有人类性。民族性和人类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固有的历史辩证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实体性依托

西方现代化天然带着工具理性、资本功利主义价值，因此这一现代化所负载的价值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一致的。同样，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开始于民族独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4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民族独立的形式出场的。民族独立或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但是这一历史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前，从未找到实体性依托，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民族复兴才第一次找到了它的实体性依托——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之后，“社会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从而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8]这一基本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命运中诞生的，这一点决定了它和西方现代化的先天性的本质区别。毫无疑问，民族独立是通过对资本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也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条现代化道路，而这不仅仅是发展方式的区别，本质上是关于对人类整体命运理解上的差别：一个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历史的终结”，另一个则是带领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所以，就民族性特征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最初以民族解放的形式被确立，但最终却指向马克思所创立的人类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反，西方现代化的民族性特征，则归属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体性依托已经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了它最彻底的民族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表述中，社会主义就具有了中国特色，因此，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然也就具有了中国特色。所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推进世界历史进程

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在于，由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因此，“现代”是和“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在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形态解放出来，进入新的社会形态，人的主体性地位也随之确立。差别只在于，现代化依托于何种社会制度。但无论如何，现代化都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经环节。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具有独特的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因而是人类诸多现代化道路中的特定形态，构成了人类现代化图景中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人类”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所确立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生长起来的，因而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并且，这一现代化的范式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好处，而且对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也同样是好的。它不仅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世界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这样的现代化就具有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已经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其中，这足以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胸怀天下的，因而是具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世界历史情怀的。马克思是关心全人类的，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先天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带领人类进入自由王国。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局限性，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因而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当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并把科学社会主义成功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这一世界历史意义是由马克思的人类性关怀先行进驻其中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超出了民族的特殊性而具有了人类的普遍性内涵，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这里涉及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辩证法问题。抽象地说，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但这种理解仍然过于表象化，在逻辑的意义上是指，普遍性乃是因为有特殊性才存在的，反过来，特殊性乃是因为有普遍性而存在的，即普遍性是特殊性的普遍性，而特殊性是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一辩证法原理在以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这条发展道路具有特殊的民族性特征。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不同，文化价值观不同，伦理风俗习惯不同，民族性格不同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一个国家自己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因此，尊重民族的差异性是各个民族相处的基本原则。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就是“无差别的同一性”。而在辩证法看来，“差异基础上的同一性”才是一条普遍原则。因此，一方面，尊重民族个体性和特殊性，尊重民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统一性，否则，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是以破坏其他国家和民族特殊性为前提的，那么这就破坏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统一性。因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就必须是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具体的普遍性。这就表明，在世界历史中“抽象的普遍性”无法取代民族的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普遍性集中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在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在政治上主张多边主义，在文明上推行交流互鉴。这些做法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智慧，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首先，在合作共赢中，每个民族国家首先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由民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每个民族国家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破坏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因而实现“共赢”。这一点和西方现代化的“零和博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零和博弈仅仅注重以资本为主导的本国的特殊利益，如“美国优先”，而忽略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普遍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上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国家之间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立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可以在两大制度并存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西方所谓的“天赋人权”并没有贯彻在其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当中，相反，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资本逻辑。最后，在文明交往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文明交流互鉴。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尊重每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文明观。同时，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张，这一主张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类性的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有效掌控一系列的“历史辩证性”中逐渐开创出来的。深刻把握这些“历史辩证性”有诸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历史辩证性”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中达到理论自觉，这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理论课题。就实践意义而言，把握“历史辩证性”是未来如何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外挑战、妥善处理内部外部矛盾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历史辩证性”有助于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有助于在世界变局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有助于开拓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道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妥善解决了一系列“历史辩证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才成为新时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