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亲自定调这篇中新社稿件？
编者按：
1957年2月，中新社对外发出专稿《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反映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的新婚生活，受到海外欢迎。不料，该文被国内媒体转载后，却引发了一场争论。
有人认为这篇女演员写的文章里，又是丈夫，又是蜜月，又是闹洞房，又是结婚之后，不严肃、不健康，甚至有批评说这是“黄色文章”。也有读者认为此文虽然写的是恋爱、结婚、洞房、蜜月，但是内容健康，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这场争论持续一段时间后逐渐停息。这篇文章的组稿人杨煦回忆，原来，争论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到杭州出席会议，有人同他谈到关于《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争论，他看了该文后说：“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还不能算黄色文章吧！”
其实，在中新社近70年的历史上，像《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这样有的放矢、春风化雨、客观平实介绍中国发展的特稿（专稿）还有很多，比如《在梁漱溟的书斋里谈天》《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邓小平北京“游车河”》等等。
作为中新社对外传播的代表性业务，特稿（专稿）坚持导向正确，正面为主，释疑解惑、“因时、因事、因地、因报制宜”的原则，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出了独特贡献。
▲图为1951年，范瑞娟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毛主席与她亲切交谈。（资料片）中新社
一起来看稿件原文吧！
我的丈夫，我的蜜月
范瑞娟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
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
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图为1951年，范瑞娟饰梁山伯（左）、傅全香饰祝英台。（资料片）中新社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
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
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
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
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
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起来，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
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图为1950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傅全香、周恩来、范瑞娟、孙新世；后排左起：南薇、田汉、陈鹏、许广平。（资料片）中新社
在蜜月里
▲图为范瑞娟与卓别林夫妇等合影。（资料片）中新社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
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
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
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
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1957年2月）
▲图为1957年3月2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见报。（图源网络）
作者：小牛工作室
编辑： 戴梦岚 宋怡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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