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三星堆遗址登上微博热搜，霸屏了各大社交媒体。
中华文明满天繁星，三星堆文明是其中耀眼的那颗明珠，它的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事实上，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在这个关键节点，中新社政文部策划了“考古百年那些事儿”系列报道，试图用趣味化的表达方式，让考古这一厚重话题“活”起来、“潮”起来。
不瞒你们说，参与系列报道的记者们年纪都不大，小牛为大家找来了3位“90后”记者，一起跟随小牛看看年轻记者是如何讲好古老故事的吧！
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考古成果中选定这10个主题？当时策划选题又是出于哪些考量因素？
我们这一系列策划没有从考古百年大事记回顾的角度入手设置选题，而是努力发掘一些有趣味性、接地气的选题，把考古这一厚重、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题材写得生动有趣。整体来说，这10篇报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二里头遗址、甲骨文、秦兵马俑等重大考古成果的趣味性解读；第二类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考古选题，比如“有味道的考古”、“高颜值考古”等；第三类则是聚焦报道“考古和城建”、“考古与盗墓是哪种关系”等行业难题，结合专家采访，尝试给出一些建设性方案。如何将“老生常谈”的考古成果写出新意？说说这3个选题的具体操作？
郭超凯：
二里头遗址为夏朝都城遗存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已经过去62年之久。在这期间各家媒体发出了大量报道，咱们再做这个选题时怎样才能写出新意？我的个人体会是，文章要回答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在搜索文献资料和翻看网友留言后，我发现老百姓对二里头遗址最关心的无外乎2个问题：第一、神秘夏朝到底是否真实存在？第二、二里头遗址对佐证夏朝存在有何帮助，又是为何被认定为夏朝都城的？只要解释清楚这2个问题，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基本就能被揭开。
▲图为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发掘现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
有了问题，下一步就是找到好的采访对象。带着以上2个问题，我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赵海涛老师已经在二里头遗址深耕了近19年，他系列全面地解答了那2个问题，还给我补充了绿松石龙形器、青铜礼器群等二里头文物的出土细节，让文章更加“有血有肉”。好的问题+好的采访对象，成就了一篇好文章。
▲图为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虽然一直以来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作为一名记者，要去讲述宏大的考古、历史人文领域故事，还是需要做大量的功课。比如这次我们甲骨文的采访对象是殷墟挖掘的功勋人物刘一曼先生，今年已经81岁高龄，我们查阅了刘先生发表的论述、出版的书籍，以及先生近年来的一些公开学术演讲活动，后来去到刘先生家中进行采访，先生也越来越兴奋，原定只给我们1小时的采访时间后来延长到2个多小时，也如愿拍摄到了刘先生讲授甲骨文字的视频。
▲图为刘一曼用一片卜甲复制品，向中新社记者讲述研究甲骨文的细节。（中新社记者李纯 摄）其实关于甲骨的报道确实有很多，我们如何能够从中新视角进行报道，这是我们在做选题时思考的一大问题。在梳理殷墟甲骨历史上三次重要发掘时，我们发现殷墟甲骨第一次重要发掘，也就是出土YH127甲骨窖穴，这其实背后有着一段海峡两岸的交往故事，当时参与发掘的石璋如先生后来辗转来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而参与了第二次、第三次重要发掘的刘一曼先生在1998年曾去台湾交流，和96岁的石璋如先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这背后透露出炎黄子孙对3000多年前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的一种共同守护，这一部分是非常符合中新社报道定位的。
▲图为刘一曼与同事们进行考古实验的照片。（中新社记者李纯 摄）另外我们还抓住了甲骨文研究的世界视野，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对甲骨文、甲骨学都有研究，在这一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报道。因此我觉得，在宏大的叙事中，抓住我们自身特色，从我们的定位出发，是一个很好的切口。
▲图为相关研究成果已成集出版。（中新社记者李纯 摄）对。刚才邢翀讲到采访“80后”。其实秦兵马俑这篇稿件，我们也采访了一位“80后”，就是我们中新社的前副社长、今年80岁高龄的老前辈蔺安稳先生，从他老人家当年采访兵马俑出土的故事入手，讲述兵马俑从被发现到走向世界的故事。我们也把中新社老前辈和兵马俑的故事作为考古策划报道的开篇，既是为了考古系列报道能够有更好的呈现，也是为了体现中新业务传承，希望能够从前辈身上学习、继承新闻人对业务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第二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趣味性”选题，和第三类关于“考古和城建”的行业难题，能不能详细说说这里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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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有味道的考古”这篇稿子啊，这也是我主笔的。其实我对这选题就特感兴趣。本身我就“好吃”，当然我“好吃”并不“懒做”啊。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老话儿讲，民以食为天。从对“吃”以及食物的研究上，能够看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研究历史、研究考古特别好的角度，也特别有意思。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查阅了很多文献和资料，看着看着我就发现，今天人们爱吃的特别火的食物，其实古代早就有了，甚至比咱们现代吃的还“现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火锅，鸳鸯锅，三国那时候就有了。曹操的儿子曹丕曹子桓就爱用一种铜器，叫“五熟釜”，就是在火锅里镶嵌出隔板，做到一锅五吃。这跟今天咱说的什么鸳鸯锅、一虾两吃、一鱼两吃都是一回事儿。另外，为什么说饮食考古很有价值呢？因为气味、味道本身就是极难保存、记录、传承下来的。对于一些美食的古文记载，尤其讲到味道，现在读起来都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中国地大物博，东西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口味自然也相差甚远，要不怎么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说法呢。当下都是如此，古今对比肯定也是这样。所以说，了解古人怎么吃，很大程度上就能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古今变迁，也能看出来气候、物产、社会经济发展、对外交往等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关于饮食考古有很多小细节，仔细琢磨起来就会发现背后还有不同的故事，好玩儿的地方也就特别多。其实从严谨的学科划分上，恐龙研究并不属于考古学，而是属于古生物学，但在一些民众的认知里，古代墓葬、地宫、恐龙的挖掘和研究都属于广义上的“考古范畴”，所以我们在策划时也加入了“恐龙”的相关选题。写恐龙，我们还是带着问题出发，中国的恐龙研究从何时开始？有哪些震惊世界或者特别有趣好玩的研究发现。这几个问题构成了我第1篇恐龙稿件《大国“寻龙记”：中国恐龙如何被发现并“走向”世界？》主体。原本考古系列我们是打算只写1篇恐龙相关的文章，但我在采访邢立达、彭光照两位专家的过程中发现，专家在恐龙足迹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而且聊得非常有趣透彻，所以我临时起意决定拓展为2篇文章。
事实上，公众可能对恐龙骨骼、恐龙蛋这2种恐龙化石比较熟悉，对恐龙足迹比较陌生，但最近几年国内对恐龙足迹的研究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去年四川一位名叫杨哲睿的5岁小男孩意外发现恐龙足迹，成为国内年纪最小的恐龙足迹发现者，这位小朋友就是因为平时爱上邢立达老师的恐龙科普课，才敏锐地察觉到老家后山上的“鸡脚印”就是恐龙足迹。
另外，中国陆地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千米，普通老百姓怎样才能找到恐龙足迹，其实一些诸如“落凤坡”“天鸡石”的地名往往和恐龙足迹相关，有些三个脚指头的恐龙脚印和鸡脚印很像，当地居民误把恐龙足迹当成传说中的凤凰足迹，会取类似于“落凤坡”这些寄予祝福的地名，这往往暗示着当地存在恐龙足迹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有趣的恐龙故事，都是在采访专家之前我并不了解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写稿子或者采访专家时不一定要预设立场，有时候或许专家会给我们意外之喜或全新的思路。其实我参与这个话题是源于我自身的一种体会，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西安生活过很长时间，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这座古都的城市变迁。大明宫想必大家都知道，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宫殿群。但我记得小时候在大明宫一带全部是很杂乱的建材市场，城中村，等我研究生再回家时，突然发现已经建起了大明宫遗址公园，代表性建筑丹凤门也在原址复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变迁。
▲图为大明宫遗址公园修复的丹凤门。（中新社记者邢翀 摄）生活在西安的另一大感受真的是地铁修建的太慢了，第一条地铁2号线历时五年完工，期间发掘出130多座古墓。因此很多人又说，古迹太多影响了现代化城市建设步伐，延误地铁工期，建设成本也要高很多。我觉得，矛盾之处恰恰是有报道的价值，这种矛盾也恰恰考验我们现代人的智慧。在这篇稿子中，我们采访了西安和洛阳两地的专家，专家提出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比如考古前置，相当于给城市规划建设设置了一个‘提前量’，提前一两年进行考古发掘；除了中央专项财政拨款外，还可以发行专门性彩票专款专用，调动全社会文物保护的积极性等，我觉得都是很有启发性意义。
这三个选题真是各有特色，我们的策划人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张蔚然：
考古百年是一个底蕴厚重的话题，政文部在寻找一些接地气、有新意选题的同时，注重对考古领域大事件、大人物的观察，以及对代表性重要人物的采访，报道厚重但不沉重，兼具深度和温度。总的原则希望以更加接地气生动有趣的视角来展现考古这个严肃古老的领域或学科。
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科普考古成果，让更多的老百姓爱上考古，既需要考古学家的努力，也需要我们记者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讲述中国考古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爱上考古甚至于从事考古事业。
还有一个角度，考古它不光是关于现在的中国人如何去理解古代的中国人、古代的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它也涉及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这些年来，中国考古不断地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加强了考古国际合作，我们把这些故事讲述给世界的过程，其实也是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
主持人：苏碧滢
剪 辑：宋怡霄
摄 影：魏园 戴梦岚 宋怡霄
编 辑：宋怡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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