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重维度与话语特点
国外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群体:苏联—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 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外研究者视界多维, 注重学科融合, 集中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并且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变换主题, 研究重心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研究视阈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历史进程、实现形式、代表人物及相关的理论体系。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总结, 试图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这一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思想, 最初的切入点是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后, 这一研究向纵深推进,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新的切入点, 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等五个方面展开全面考察和全新探索。进入新世纪后, 伴随着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浪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发展, 国外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掀起新的热潮, 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进行探讨和发掘, 体现出不同的话语特色。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蕴含着它的话语体系,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等概念成为其话语体系的基石, 这种话语体系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一个具有高度逻辑性和高度统一性的分析架构中进行, 形成一个基本的尺度。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线,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重点, 并依循这一尺度对学术话语进行必要的权衡, 对其体系之建构作出实质性的定向。
美国学者窦宗仪认为, 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奥妙的问题, 解答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首先分析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弄清毛泽东为什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怎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1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 延安时期, 毛泽东撇开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关于因果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个观点见于《新民主主义论》, 具有极完整的形式。2他指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 并不足以代表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臻于完备, 这种普遍规律必须同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3
当然, 也有很多国外学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理论与国内学者的看法一致。如前苏联学者尤金在评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说:“《毛泽东选集》第1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生命力的新证据,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正在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坚决斗争着, 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应用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因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4
美国学者安德鲁·沃尔德尔则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 来论证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致性。5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费里察, 他强调要在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 他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文中明确地指出, 对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我们应“把它理解为发展的马列理论和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而采取的革命发展战略”6。
当然, 也有一部分学者走入了极端偏激的理解, 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等人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等著作中认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含有任何马列主义的成分, 它所遵循的只是中国革命的传统,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
应该看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 就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部分国外学者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质, 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教条式的理解造成的, 他们没有认识到,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 马克思不可能提出具体的“统一模式”指导每一个国家实现革命目标。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体系转化为学科体系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理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脉络关系、逻辑关系, 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
二、从哲学角度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思维方式
近年来, 国外哲学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 开展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 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和话语体系的整体上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思维方式, 以便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深入。
在此方面, 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有美国格拉伯曼的《毛泽东——辩证法大师》、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李达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国家理论》、美国的弗莱伯格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等。无可否认的是, 这些不同学派的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世界观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扭曲看法, 比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史华慈等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世界观, 分别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 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学者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思维方式。
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苏在对《实践论》作了详细的研究后, 认为它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他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 继续信奉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但是另一方面, 他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关于哲学不是要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的那种哲学思想是极为相似的。”7
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行动方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主义性的实用主义”, “所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就是反复实验, 在其奏效之前, 要想在制度上给予承认是很容易的”。8
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和分析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他从“三个代表”与“三大文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库恩认为:“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9
总之,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要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要真正发挥自身的功能, 必须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切入与转换。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 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作为自身的哲学价值立场, 并以此创建自己的哲学言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 以中国化的姿态做出的科学回答和自觉回应。
三、从政治学角度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象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在政治学方面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国家的权力分配和运用、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以及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党政关系、民族关系、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等等。国外学者试图通过这些研究, 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象,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思想的内涵要旨、基本理据与实现路径作出分析和探讨。在研究中, 国外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 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 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需要强调的是, 国外学者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 他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尝试尤其值得国内学者思考和借鉴, 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 有助于国内学者进一步加深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治理论的理解, 进一步充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体系, 并用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 且在中国发展的实践中接受检验。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 国外学者主要运用“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来观察中国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变迁过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又有学者转而采用“利益集团”模式来研究中国的政治。10美国的奥克森伯格和斯蒂芬·戈德斯坦曾将中国的政治领域分为四个持不同思想的群体:“西方的中国人”、“有选择的现代化的倡导者”、“基本的保守派”、“军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奥克森伯格还进一步指出, 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分析它的思想史, 分析其信仰、社会与政策的相互关系。正是思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动力。11
改革开放后,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 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多地偏重于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话语的重建。1981年, 日本斐阁书社出版的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历史》一书认为, 在邓小平看来, 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 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 用“解放思想”代替“左”倾错误, 并且应使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 从而通过“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小林弘二对邓小平政策的这段分析实质上正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提出, 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至少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 二是“人口多, 耕地少”。因此, “中国式的现代化, 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12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中国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被西方学者翻译和解读, 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学者格雷姆·扬在《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 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使“阶级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词汇中的主要术语。此外, 随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改造”、“巩固”等术语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也开始获得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解读。1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治理”和“善治”成为国外政治学界的流行术语, 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新视角。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也开始进入外国学者的视野, 美国邦妮·S.格拉泽与埃文·S.梅德罗斯合写的文章《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环境正在改变:“和平崛起”理论的演变》14, 就按时间顺序考察了“和平崛起”理论在中国的起源、政府将之视为外交政策的过程和“和平崛起”的表述方式被“和平发展”所替代的过程。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这些话语的选择, 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力图更好地体现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形式的统一, 这不仅亟需获得有力的学理支撑特别是深刻的政治学基础, 而且还需要有能够沟通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新话语来进行更加清晰的表达。因而可以说, 政治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以及意识形态宣传话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调整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四、从经济学角度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 其对中国经济成就的作用同样吸引着国外学者的目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如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发表见解, 形成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支重要的话语体系。
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木一训在日本共产党主办的《经济》杂志上发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阶段》一文指出, 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初期, 因而当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15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拉德·亚当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提出建议, 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排除政府对经济的适当的、必要的干预。中国应当实行‘混合经济’, 即一方面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坚持政府的宏观管理, 放置两个极端。”16
俄罗斯经济学家A.伊拉里奥诺夫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来解读中国的经济模式, 他认为:“从经济政策的每个主要方面 (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货币信贷政策、预算政策) 来看, 可以确定国家参与经济生活的最重要指标。这些指标的不同数值及其变化趋向和速度可以表明国家权力机关偏重某一种经济改革模式……看来, 经济政策的性质是使中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前所未有地减轻国家对各方面的负担, 以保证中国经济取得创纪录的增长速度, 是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结果。”17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R.克莱因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他说:“收入分配、通货膨胀、人口问题、能源、交通等瓶颈问题均应慎重对待。因此中国要加紧解决三大问题, 继续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当然,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这些问题, 他们应该从计量的角度去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引进经济计量学。”16
可以看到, 国外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时, 既注重从宏观方面来分析中国的总体发展模式, 也注重从微观方面来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问题所在, 而无论从哪个角度, 对于我们国内学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国外学者将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的关系以及公共利益与公共产品等话语概念作为研究社会矛盾的基本范畴, 无疑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解释力。
五、从文化角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内容
学术建构离不开文化的积淀, 缺少文化感的所谓研究是短视的, 既不能了解过去, 更无法把握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有的文化内涵,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推进和发展过程。国外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 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注重对文化视域的拓展研究, 注重文化的个性特征分析,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把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还特别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流的研究。
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 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好地体现了“在现代革命的价值观念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方面取得的成功”, “意识形态不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 国外民主也好,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好, 现代外国的革命思想必须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一致”。18
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在其《从儒学到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变——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运动》、《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等专著中, 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索。他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进程。19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 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吸收了中国哲学的精华, 这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一些国外学者简单地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如英国的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一文中将毛泽东的思想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应该承认,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尤其是儒家思想, 确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一部分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乏歪曲和误解之处, 我们很有必要及时做有理有据的批驳和论证。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 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特的文化内涵。
还有不少国外学者非常关注“和谐社会”的概念。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布什奇教授将“和谐”解释为有道, 也就是凡事都应合情合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渡边英雄的《胡锦涛政权构建“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和谐论》以及俄罗斯学者洛马诺夫的《“和谐社会”思想与中国当前形势》, 分别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渊源、形成和发展, 分析了“和谐社会”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文化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向文化视域的拓展, 是为了更深入地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国外学者试图把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话语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研究之中, 力求从文化这一维度全面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内学者来说,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沟通和交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内容, 从而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六、小 结
总之, 国外学者从不同维度、运用不同话语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值得我们思索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其实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 很多国外学者是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领域综合起来进行合作研究、交叉研究, 正如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主编、历史学博士B.F.沃隆卓夫所指出的, 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要从多方面对待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20这方面有值得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深入思考的东西, 国内学者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 实际上是研究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学科, 同时也是一门较新的学科, 学科基础尚不扎实, 深化起来很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 强化从多重维度对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分析, 对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探讨不同话语语境下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 对于构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话语认知框架, 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程,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应当是既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 又积极投入中国化的进程, 在此基础上,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 建构一种能够包含以上几个方面的话语体系, 提升它的学术内涵, 使之既能顺应国际化的潮流, 又能体现“中国特色”,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在国际主流学术体系中取得与我国政治、经济地位相符的位置。
注释
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性质观辨析 西方话语中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种论调 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推进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机遇条件与实践方略 英文世界、俄罗斯、日本、非洲、阿拉伯社会各界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若干认知 国外共产党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4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左翼核心期刊及其网站介绍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作者：杨建新，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文晓明，南京师范大学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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