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
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革；
则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介入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书写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地位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当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其置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之中。换言之，只有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之中，在三者面对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之中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的定位。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革
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到中国，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初，它主要被视为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两党论战的开始，中国学者也逐渐改变了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启了吸收借鉴的步伐。1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是外在于中国现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相互影响和促动的过程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现实的构成部分。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并推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进程。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进程，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直接转向了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既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讨论，而是一个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道路选择的讨论。正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我们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而为了解决道路选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道路进行反思，即反思原有道路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理解问题等。这在原有的教科书体系之内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展开的对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阐释，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高度关注，进而引发了中国学者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让中国学者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为了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维护传统教科书体系，还是为了反思教科书体系、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独特的解读路径、批判现实的理论指向，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研究框架，从而逐步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逻辑，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对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地位高度相关， 前者是突破教科书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并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2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动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加速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进程，逐步形成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阐释，初步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在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逻辑和结构框架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或者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教科书体系本身。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教科书体系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并且将批判的依据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之上时，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他是赞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围绕的主题主要涉及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辩证法等；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提出了自主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理论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阐释。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学、发展哲学、实践哲学、交往哲学、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生存论、价值论等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话语，由此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
另一方面，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中国学者形成了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即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的思想，而是将其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思想资源，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深化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理解视野的一个重要途径。事实上，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变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性‘自我理解’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问题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活水源头’,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3
第三，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资源，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域。如果说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强调要回到黑格尔主义传统，那么此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获取理论资源，用以补充和重释马克思思想。因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解释框架，将马克思思想置于西方思想传统之中，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与其思想先辈、同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关系以及马克思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的相互碰撞中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与价值。“经由文本解读，以及经由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之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所构成的视域，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4 20世纪末以来的“以西解马”“以海解马”“以黑解马”“以马解马”等理论尝试，不仅仅是力图重构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体系，更是深入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以阐释和解答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旨归，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现代形式。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是内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程之中的，并且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推动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我们实现了思想解放，挣脱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与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实现交流、交融，完成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换代；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引入新的视角、新的资源，探索对当代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的深入理解；获取新的论题、新的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彻底摆脱学徒状态，成为欧美学界的平等对话者。”5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部分青年学者在寻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过程中过度地求新、求异，出现了研究的碎片化现象。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学术鉴别能力，难以确定其研究的对象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位置。但这种研究状况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时间线上与国际处于同一层次，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思想、新问题成为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进程，加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进程提供思想资源，那么由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变革则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度介入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一，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强调，直接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理论的需要，从而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关注的重点，由此引发了有关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人道主义、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探讨，并与传统的理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必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真正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为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批判第二国际和苏联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强调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开放的解释，为中国学者突破思想教条、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构想，成为我们走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形成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如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促进现代社会主体的生成和现代性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启蒙的反思而展开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不仅为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现代性文化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使中国学者意识到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化批判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要促进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促进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体的生成，这就需要利用理性的、现代性文化消解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又明确要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避免重新陷入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困境。这就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批判提出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应当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8。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启蒙、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批判的研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学者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性文化建构的重要的思想资源。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同样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至21世纪初，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包容的、多元共生的现代性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第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和现代化大工业体系的形成，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尽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系列问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基础。中国学者借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介入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成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等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并用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引发的关于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探讨，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等成为批判片面地强调发展、探索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思想资源，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基于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带来的问题，使空间批判理论、都市马克思主义等迅速被中国学者接纳，用于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并被用来指导未来的城市规划，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度介入，同样体现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中。诸如有关人道主义、主体性的探讨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的关系，现代性文化批判与文化自信的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新的人类文明类型的探索等，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介入中国现实的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由其实质性地介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这一历史事实所决定的。这种介入实际上是通过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的。一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摆脱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理解，开启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多元阐释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建构的历史进程；二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引发了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并在这种讨论之中成为中国学者借以分析、解答现实问题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由于这种思想资源的借用，也确实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进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过程，成为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介入中国现实问题并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论逻辑和批判的态度等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正因如此，这种介入还是外在的，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还存在着间距。只有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础，实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转换，才能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内在构成部分。
三、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书写 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史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是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深入密切联系的。一方面，通过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并吸收借鉴其积极的理论成果，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为全球化时代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当代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通过回顾和反思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明确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方式和取得的理论成果、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研究开辟道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和进一步推进的。
第一，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形成明确的“划界意识”,从而避免泛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所谓“划界意识”,是指“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9。这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也是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被视为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资源、直面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及其造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变革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社会思潮之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危机，这也是整个现代西方社会思潮面对的共同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所以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名号，就在于它们是从马克思思想中获取理论资源，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分析资本主义，进而提出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判断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基本性质的依据。这应该成为判定一个现代西方思潮是否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只有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派流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深入研究，揭示它们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并具体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理论与现实根源，才能明确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在什么意义上、属于何种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以审慎、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并以此为基础回顾、反思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二，需要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的现实逻辑之间的关系，以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间的思想关系，从而避免简单化处理不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冲突。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有其现实的依据，即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变化导致的生存危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人的解放的可能路径的探索。特别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思想关系和巨大的理论差异的情况下，只有依据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人的生存危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才能勾画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总体图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纷繁复杂的理论样态中，应该并且可以归纳出一条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回应；并且体现在不同理论传统、学术流派的兴替之中。”10当然这条逻辑线索仅仅是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一个基本线索，只有通过对这条线索穿缀起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度解读，使其蕴含的思想体系真正展开并相互勾连起来，才能形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总体的理解和把握。这不仅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且为回顾、总结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第三，需要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消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中国问题的外在性。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核心任务来说，是借助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其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的理论建构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资源。为此，就必须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之中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及其思想的流变。一方面，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已经全球化了，成为人类必须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在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现代性、全球性、人类性各种问题。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及其现实问题——对于中国是外在的，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随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并用于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经历了转换和变异之后，资本主义及其现实问题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内在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逐渐由世界历史变革的追随者转变为世界历史变革的推动者，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深刻地影响和变革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危机与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引起的话，那么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问题的转变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打破了全球资本利润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的格局，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化的保守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必将影响、甚至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因此，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只有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其理论视野，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当代问题；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在全球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这就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1世纪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对于过去还是未来的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史的书写，都必须置于中国与世界、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多重互动关系之中，也就是在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历史逻辑的统一之中才有可能。
第四，需要正确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系，摆脱“学徒状态”,从而实现由“外部反思”向内在创新的转换，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史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一方面，要在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基础上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展开批判性的对话与交流，吸收其积极成果，并使之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对话中坚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为只有依赖于这一确定的理论立场，才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展开真正的对话，也只有通过双向的批判性对话，才能摆脱“学徒状态”,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为了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造性转换，就需要切中中国现实，在当代问题的核心之处开启马克思主义创新领域。从根本上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是其问题意识还是理论逻辑，都是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虽然当代中国的发展部分地从属于现代文明，但“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提的基地上开展出来的，因而这一发展不可能完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11。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现实之独特性。只有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理论框架中，并直面当代中国现实，才能厘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系，使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切中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实现话语体系的转换与理论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以理论的方式把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实践中取得的实体性内容，理论的创新才是可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并且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正是由于联结着这种实体性的内容本身，我们的议题方才能够摆脱各种空疏散宕和肤浅贫乏的议论，并从而显示其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12。
因此，当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真正结合起来，真正切中中国的现实，才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则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注释
1参见曾军、汪一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载《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
2张一兵、胡大平、张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刘怀玉、马振江:《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
4吴晓明:《主题、基点与路径: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5张亮:《展望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载《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2期。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8衣俊卿:《文化哲学的主题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
9衣俊卿:《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10张一兵、周嘉昕:《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1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2吴晓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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