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论述
从理论上看，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1）关于东方民主革命的理论，
2）关于改造东方小农的理论、
3）关于消灭城乡差别（对立）的理论，
4）关于东方农民不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的初步构想等等都在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探索中得到很好的继承，
1）列宁的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理论、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在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怎样改造小农并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等等；
2）斯大林个体农民改造的思想、集体农庄的理论等等；
3）毛泽东的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论、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城市支援农村的思想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
但由于俄国、中国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国家，革命胜利时由于战争或帝国主义的掠夺无论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在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成败，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重视农民的政治力量，但对革命胜利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作过多的思考或有原则性的论述。列宁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农民这支力量，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21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强调，工人阶级要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期望的要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列宁指出，涉及到农民的经济法令，即使基本是正确的，也不能强迫农民接受，否则就不正确了。列宁认为，对农民要用说服的方法，要通过实践去说服农民，要给农民一种经济上的刺激、鼓励，不要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主张奖励个体农民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张以适合农民的粮食税和流转自由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斯大林也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斯大林指出，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农联盟。毛泽东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因此，他认为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毛泽东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要与农民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因此，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农民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必须以广大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领导他们共同前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1](P11)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
二、通过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东方的俄、中等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这决定要把个体农民的小农经济引上集体化的道路是异常困难的，必须从发展小农经济开始。列宁认为，俄国是小农和极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要通过适当的粮食政策和允许流转自由来发展小农经济，通过发展小农经济来促进农业生产、推进农村建设。列宁还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斯大林认为，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斯大林主张通过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的建设完成对个体农业的全面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完成后，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以农业为基础，增加农业积累，维护农民的利益，不允许剥夺农民。尽管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毛泽东有急于求成的情绪，存在操之过急、发展过快、工作过粗等问题，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成功的。在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出现倒退或停滞，反而是持续高涨。
三、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消灭商品、货币开始的，可是在东方各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只有发展商业和商品交换，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列宁、斯大林（一定时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已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都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成消费品。这种自然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在农业中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商品经济标志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不断减少。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必须保证小农经济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否则它便不能生存。列宁认为，流转自由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采取两种措施来满足小农的要求：一是给小农一定的周转自由，给它一定的经营自由；一是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这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苏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列宁逝世后，苏联有一段时间不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但效果不好。1932年5月，苏共通过《关于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劳动农民进行商业活动的办法和减少农产品商业税》的决议，苏共中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不得不又容许商品流通形式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也经历过一段曲折。1958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2](P435)这种认识为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后来又没有坚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四、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要维护农民利益和关心农民生活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 [3](P287)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强调，无产阶级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要很慷慨地对待农民。列宁从俄国农民的实际出发，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以非社会主义的途径照顾和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认识到必须照顾小农和极小农的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要使农民得到好处，不然不行。苏维埃成立之初，就拨出十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为农民提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技术，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1921年，为了克服困难，列宁提出实施新经济政策，要求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为帮助农民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向农村提供新机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苏维埃政权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列宁晚年还强调，苏维埃政权应当从财经上和组织上广泛帮助农民合作组织（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的一样），以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进行农产品的加工，改良土壤，发展手工业。斯大林认为农民的利益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只有牺牲眼前的利益才能获得长远的利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作了许多论述。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増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认为要实行适合农民的粮食政策，要精简机构，要“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但中央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毛泽东发现了征购工作中的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使农民手中有了较多的粮食，农民说“共产党真是好”。毛泽东强调，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五、城市支援农村建设，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及工农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城乡融合”，他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4](P243)中国、俄国等东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别很大，广大农村十分落后。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建立了大生产，使人口集中于城市，而且造成了不正常的物质交换，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就提出了全俄电气化计划，他认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他在《论粮食税》中又说，俄国由于落后，大城市以外的许多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里的乡村同铁路之间相隔几十里，或者是羊肠小道，或者无路可通。由这种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创造一个条件，即实行全国电气化，使生产力大大提高。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指出，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他提出，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列宁强调，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是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具有决定意义。斯大林也指出，社会主义大城市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成立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华，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农村落后的实际出发，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村发展生产，如投巨资大兴农田水利、成立扶贫基金帮助贫困农民、支援农村发展地方工业、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他强调，工业部门要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因为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些。
六、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促进农村社会进步
农民占东方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自然落后，这种情况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农村中文盲者居多，或者说农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不利于普及农业生产技术，不利于使用农业新机器，而且也不利于在农村开展政治建设。这就决定了在农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根据1920年的统计，俄国居民中识字的人数不足居民总数的1/3，即2/3以上的人是文盲，而且文盲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列宁曾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度是不能推行共产主义的。为此，列宁主张加强农村的文化工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苏维埃实行普遍义务教育，颁布扫盲法令，满足农民的受教育权，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开展城市支援农村文化建设的工作。列宁认为，不达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我们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在发展农民的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斯大林指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更是一个文盲大国，广大农民在旧社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一贯重视农民的教育工作——从扫盲运动到农村教育，尤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七、从东方农民国家实际出发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列宁则首先认识到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其特殊的思想，进而提出东方各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各有其特点。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的东西。” [5](P370)而且列宁认为在东方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斯大林认为，苏联既不能像帝国主义一样拥有殖民地，也不像帝国主义那样靠侵略别国发财完成工业化，苏联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合作化分几步完成而且年年增产，工业化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6(P116)。他指出，中国1958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点之六十六点六，我们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 [6](P71)搞社会主义也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毛泽东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农民问题的情况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因为当时的苏俄（苏联）和中国都是东方典型的农民国家，有8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因此，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说只能是不断探索的过程，他们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例如，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对待农民的个体生产的问题，如何对待农民的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如何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如何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农民土地政策问题，如何克服城乡差别加快农村建设的问题等等。列宁是经济落后的农民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农民问题的第一人，理论丰富但不幸过早的逝世了。斯大林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但打击面过宽而且引起粮食生产长期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的艰辛探索，终因坚持人民公社化、反对“包产到户”而停顿。困扰东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农民问题要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去解决，中国的邓小平开始承担起这一历史的责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已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变,而且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1］［美］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译者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43卷）［M］.人民出版社1987.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谢双明（1964-），男，湖南科技学院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博士，湖南省思想政治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来源：社科纵横. 201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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