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现实启示摘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基于当时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有力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作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其中也蕴含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大变局下深入解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能够获得重要现实启示。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国际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如何准确认识和应对大变局及其带来的机遇挑战,就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将系统解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发展和理论内涵,深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从中总结其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以期为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深化创新提供理论参考。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是美苏两极格局逐步形成并经历分化调整的重要阶段。基于此时代背景,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深刻揭示了当时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并据此提出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作出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坚定承诺,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46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刚胜利,毛泽东就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发展前景作出深刻分析,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不仅揭示了战后初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指出其他国家对美苏争霸有明显的牵制影响,这就为两极格局的分化以及向多极格局的演变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对两极格局的认识判断，揭示了美国在反对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力图对日本和欧洲盟友进行经济、军事控制的实质,认为日本和德国、英国等国都属于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6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注意到两大阵营内部的分化态势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并据此丰富发展“中间地带”理论,指出当时世界上存在两个“中间地带”,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中国准确把握当时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势,改变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单一意识形态视角,为此后中国对外关系理念和政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国际力量构成和划分的认识，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是当时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霸权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因素。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这一特定议题之下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性目标,有可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员。这是当时国际形势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直接促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发展。第二，辩证认识和全面把握当时国际事务中具有代表性的矛盾关系。欧洲国家和日本、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国家受到美国的干涉和控制,也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也奉行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和压迫。这使得“第二世界”国家具有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可能性,这为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基础。第三，明确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将第三世界作为国际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考量,主张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作用,打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和机制垄断。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扩大了世界范围的和平力量,这一新态势成为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动力,对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形成有力冲击,也使得国际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演进具备了现实条件。【1974年2月，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变革作出重要论述,并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既立足于国内外发展大势,也传承和弘扬了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升华了新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其中也包含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尽管形成于两极格局之下,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其方法理念在现阶段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为其基本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时代问题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基于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也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汲取了宝贵的思想养分。首先,在战略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蕴含的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来全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特征,准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这一关键变量,形成对所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科学判断。其次,在理念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蕴含的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有效应对大变局提供了理念指导。最后,在政策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理念诉求,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变革,并将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新发展与20世纪中后期相比,现阶段的国际格局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此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在传承弘扬“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相关思想理念的同时,也结合时代特征和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首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来统筹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多是聚焦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较少将国内因素纳入到其战略考量和理论框架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我们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要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全面谋划和推进内政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新发展还体现为将国际合作理念从反对霸权主义这一特定领域上升到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倡导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继续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差异论亲疏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新时代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目标引领。最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立足于国际现实,依据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变化,实现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与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作出更大国际贡献的有机统一,并据此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来妥善应对大变局。近年来,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都有显著提升，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还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也切实为应对大变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庄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主席逝世时，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怀念。胡澄藏书】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启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和传统地缘政治紧张态势的加剧共同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世界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为此,中国应深入挖掘和弘扬“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和实践的深化创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导中国实现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全面缓和、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这为当前中国深化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示范。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这一合作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范式,强调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突破了非友即敌、或结盟或对抗的冷战思维,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模式,扩大了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为指导，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深化国际合作的新倡议,既深化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在寻求互利共赢的过程中强化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共识,为有效应对大变局凝聚力量。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完全建立,这表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在当前依然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构建新的国际统一战线依然具有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不断增加,并成为推动国际社会深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基于此,中国大力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构建新时代的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从构成情况来看,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员,也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领域同样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尤其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在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中的重要角色,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明显上升,但中美双方依然具有进行对话、开展合作的现实基础,这也为中美共同参与特定议题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打下重要基础。3.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抓手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导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措,从而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要有效应对当前大变局的风险挑战,也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行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为此提供了重要抓手。面对大变局,“一带一路”倡议除了要深化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和战略对接外,还应着力强化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东盟、非盟等其他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对接和协同,推动打造更加包容、多样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这一时代特征,我们应深入挖掘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外交优良传统和重要理念的时代价值,从而准确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科学判断时代大势,为深化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温馨提示：本次仅刊发论文的精华部分，全文请在数据库检索下载阅读本文作者：王新影，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雪梅，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