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1日，《环球时报》刊登特约记者辛司可的一篇文章，《韩知名学者称韩国人祖先发明汉字》，介绍韩国语言学泰斗陈泰夏教授的论说。此文涉及到一个敏感话题，因而引发有关汉字起源的争鸣。时隔不过两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5月3日）发表署名“金子山”的反驳文章，从标题《汉字居然成“外文”》即可看出中国人的惊讶与困惑。作者认定陈泰夏的论说“漏洞百出，破绽无穷”，从五个方面加以驳斥。陈泰夏列举多项“汉字并非中国文字”的论据，其中提到“汉朝时也没有‘汉字’这个名称”。金子山认为“这一说法更加是属于井底之蛙”，以一连串反问予以回击：“汉字难道是要属于汉朝发明，或者是汉朝命名，才能够称为汉字吗？在此之前汉字存在的历史就可以一笔勾销吗？汉人，汉族人，难道是从汉朝才开始繁衍生息的吗？中国的历史难道是从汉朝才开始的吗？绝对不是。”

本文主题不涉及汉字本身的起源归属，而仅仅聚焦于“汉字”一词的生成与流变。从这个角度审视这场“汉字起源”论战，应该说陈泰夏提出“汉字”词源问题触及学术界盲点，金子山虽连珠发炮却未击中要害。

“汉字”的称谓究竟始见于何时？“汉字”的命名权归属于哪个民族？这些疑窦当然是本文所欲破解的。然而，在东亚的时空轴中追踪寻觅“汉字”的源流，发现问题要比想象的更为复杂，首先遭遇的便是“日本命名说”。

陈泰夏在论证“韩国人祖先发明汉字”过程中，提到“汉朝时也没有‘汉字’这个名称”，意思是“汉字”并非“汉朝文字”^【1】。这种观点在韩国并非陈泰夏独有，如研究儒学的柳承国也说“我们所谓的汉字，常被认为是从汉朝传来的文字”^【2】。但他们均没有说及“汉字”称谓始于何时，也没有主张“汉字”是由韩国人命名的。然而在日本学术界，却有学者认为“汉字”最早由日本人命名。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日本在接纳中国文字后，先是模仿继而创新，历代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国字”；这些所谓“国字”，或形似中国文字如“峠”之类，或自成格局似假名之属，为了加以区别而把中国文字称作“汉字”。

镰田正、米山寅太郎联袂编写的《汉语林》，是一部在日本学术界素有定评的汉语辞书，尤其多达两百余页的《附录》，基本反映出日本学术界的水准。《附录》的第一部分为《汉字概述》，开篇即为《汉字之名称》，兹摘译如下：

上文概述中国文字称谓之变迁，归纳起来要点有四：（1）周朝时称之为“名”；（2）其后出现“文”、“字”及“文字”等称呼，一直传承至今；（3）称中国文字为“汉字”乃日本首创，以对应其“国字”、“和字”；（4）中国出现“汉字”较日本为晚，限于区别少数民族文字的特定语境。

据此推断，日本学术界虽承认汉字系汉民族创造，但“汉字”称谓乃日本人命名。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汉字”一词应归为汉语外来词，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震撼不会小于陈泰夏的“韩国人祖先发明汉字”说。那么日本人的观点，是否属于孤芳自赏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汉字”词条的释义令人瞠目结舌：“日语书写符号，将中国汉字略加变化而成。”^【4】该书将“汉字”注音为日语读法Kanji，而不是汉语读法Hanzi，是否意味欧美主流学界也认同“汉字”一词乃日本原创？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汉字”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谁都认为它与汉民族与生俱来，几乎无人怀疑其中国血统。然而《辞源》、《辞海》等未见立目，《汉语大词典》“汉字”条释义如下：

此词条除去对汉字历史、特征的叙述，核心部分仅“汉语的记录符号”而已，关于词源无一言涉及，甚至没有列举任何用例。这种情况在《汉语大词典》中比较罕见，难道此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未曾现形？相比之下，《中文大辞典》释义略胜一筹：

其中“中国文字云云”大抵对应《汉语大词典》的义项，而“汉族人之文字”则为前者所无。

比较海峡两岸两部大辞书的释义，可以提出以下问题：第一，《汉语大词典》所说的“汉语的记录符号”是一种非常狭义的解释，即使限于中国文献，用汉字记录外族语言屡见不鲜；倘若放眼东亚全域，周边民族在文明开化之初，不乏以汉字记录本国语言之例。第二，《中文大辞典》列入“汉族人之文字”义项，但局限于对应蒙古文字，比之《汉语林》对应于“蒙古文字等汉民族以外的文字”也逊色不少。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常识，中国文献使用“汉字”不早于元代，且限于特殊情况。反观日本文献，“汉字”出现的年代更早，如何华珍指出：“据考，‘汉字’一词，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古文献中没有出现，而至迟见于镰仓时期的的《古事谈》、《闲居友》、《万叶集注释》等，且多与梵字、假名相对而言。”^【7】①曾经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在谈到“汉字”词源问题的时候指出：“这实在只是中国文字罢了，但是习惯上这么叫，所以现在也就沿用着称。我想这大概是清朝末年的新名词之一，是从日本传来的吧。”^【8】

如上所述，11世纪后期日本文献已出现“汉字”用例，这还不是最古的。新川登龟男博引旁征日本文献，将“汉字”始现年代从北宋提早到唐代。新川教授首先指出，奈良时代（710-794年）虽有“汉语”、“汉音”，却无“汉字”痕迹，而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汉字”用例可追踪至最澄、空海。最澄与空海均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入唐，最澄于805年回国，创设日本天台宗；空海于806年归乡，建立日本真言宗。这两位联袂入唐求法的僧人为享誉平安佛教之双璧。据传空海在唐期间，笔录乃师惠果之口说，汇成两卷，名为《秘藏记》（大正藏第86册），其中涉及“梵字”与“汉字”孰正孰邪（该书以“梵字”为正、“汉字”为邪）；另外，相传空海撰有《金刚界汉字次第》，与《梵字次第》配套成对。上述二书虽然出现“汉字”，但学界疑其为后世伪托，故不能定为确证。^【9】

新川教授继而提到，最澄自唐归国时携带“梵汉两字”的陀罗尼写本，因而“对‘梵字’乃至‘悉昙’怀有兴趣，也经历过与‘汉字’的对比。可为佐证的是，在他所著的《照权实镜》、《守护国界章》中，发现有‘梵字’、‘梵文’与‘汉字’对比的论述”。^【9】新川教授发掘之功令人敬佩，稍显不足的是未录出原文。《守护国界章》凡三卷（各卷又分上、中、下，实为九卷），成书于弘仁九年（818）。“汉字”用例出现在卷中之下“驳麤食者所示方便品科段章第十九”条中：“当今，方便品五分，天竺义科；正说等三周，支那义段。梵文繁重，译有广略；汉字改章，译有新古。同本正妙，晋秦不同；异本经论，何得全同？”^【10】《照权实镜》一卷，成书比《守护国界章》更早一年（817），其云：“夫一乘二乘，西基中天；梵字汉字，东隔大夏。方音难辨，重译不绝；邪正混杂，是非难正。”^【11】最澄于弘仁八年（817）撰著的《照权实镜》，是目前能找到“汉字”确切用例的日本最古文献。那么，这是否可定为“汉字”乃日本人命名之证据呢？

假设空海的《秘藏记》非后人伪托，那么其“汉字”的概念当出自唐僧惠果；最澄撰著的二书，利用入唐求法的成果，“汉字”一词或许取范于中国典籍。这些都是假设或推测，关键要在中国文献中找出用例。

空海圆寂（835年）后，弟子圆行搭乘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838年），抵长安入青龙寺义真门下，翌年携显密经论章疏等69部133卷等返归日本，其中包括《辨梵文汉字功德及出生一切文字根本次第》。此书系唐僧全真所著，今已散佚不存，仅从书名判断，内容大概为“梵文”与“汉字”之功德比较。全真另著有《唐梵文字》一卷，亦由圆行携归日本。此书完成于唐开成四年（839），内容系汉梵语汇之对照编列，如云：“但有学唐梵之语者，得此为首，余语皆通。……夫欲翻译持念习瑜伽行者，先令精冻此文。梵汉双译，梵字汉字，汉语梵言。”又云：“梵呼汉字者，或多或并，有二合三合。或单或覆，但看字母音韵，具在别卷。……乃各题名目，下量汉字，智者鉴详，传于后代。”^【12】全真撰写《唐梵文字》是为“欲翻译持念习瑜伽行者”提供入门教材，在“梵汉双译”的语境中，频频使用“汉字”一词。此书竣工当年即由圆行传回日本，可是时间晚于最澄的《照权实镜》约二十年，不能作为“汉字”东传的证据。

然而，细察《唐梵文字》笔法、文字排列等酷似唐僧义净所撰之《梵语千字文》（大正藏第54册）。咸亨二年（671），义净经由广州，取道海路，西行求法，历时二十余年，游历三十余国。至证圣元年（695）归朝，武后敕住佛授记寺，从事佛经汉译，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四大译经家。先天二年（713）入寂，世寿七十有九。《梵语千字文》亦作《唐字千鬘圣语》、《梵唐千字文》，即出自这位译经家之手。该书以天地日月等汉文一千字对译梵语，凡四字成一句，二十句为一联，每联之后赋五言绝句。卷末别录《梵唐消息》约三百字之对译。关于撰写此书目的，义净自有交待：“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13】显然也是在梵汉对译中萌生出“汉字”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小结出以下两点：第一，“汉字”概念是从梵汉对译中产生的；第二，中国文献的用例要早于日本百年以上。

前述“汉字”义项，系以梵汉对译为背景而萌发的；那么在中国自身的语境中，是否也有“汉字”的概念呢？回答是肯定的。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一《前汉雁足镫铭》记载：“王原叔言华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购得之，乃好事者所为，非汉字也。”^【14】此处“汉字”当作何解？既无“汉族人之文字”义，也不能释作“中国文字”，更没有梵汉对译的语境。如果通读上下文，疑窦自然冰释。其前为“煜顷尝谓周秦东汉往往有铭传于世间，独西汉无有”，其后接“侍坐语及公亦谓家集所阙，西汉字耳”。这里说的是金石铭文，虽“周秦东汉往往有铭传于世间”，但“西汉字”甚为稀罕。此“汉字”即指西汉碑铭之类。

“汉字”指称“西汉字”属于特例，一般用以统称两汉文字。如宋代洪适《隶释》评《白石神君碑》：“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15】意思是说，《白石神君碑》的文字，毫无汉代文字的“气骨”。同书又评《安平相孙根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15】意思是说，汉代文字的特色是“隶书”，唐代文字的特征为“八分”。唐代虽然流行“八分书”，但其源头却在秦汉。元代佚名《汉隶分韵》卷一《分隶在秦汉时已兼有之》，针对“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的说法，指出“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并引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16】中国文字至汉代隶书而臻圆熟，从古而今看，造字之法归结为六书；自今往古看，字体皆发源于隶书。具体地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推行“书同文”，中国文字趋同于小篆；汉承秦制，简约字体而成隶书，史称“隶变”。中国文字自此定格，后世之楷书、行书、草书皆隶书之变种而已。

如上所述，在中国语境中，“汉字”概念源出两条途径：一是在书体变迁史上，汉代臻于圆熟的“隶书”被后世奉为楷模，因此指“汉代之隶书”，一般局限于书法领域；二是在汉梵语言对译中，汉字面对西方传来的梵字而被相对化，因此指“汉土之文字”，一般多见于佛教书籍。

在东亚语境中，“汉字”概念萌发的途径更为复杂：一是来自中国的影响，承袭“汉土之文字”；二是起因于本土文字的创制，如日本对应“假名”之“真名”；三是受西方表音文字刺激，汉字指称“东亚之文字”。兹分别简述之。

（一）承袭“汉土之文字”

日僧最澄于9世纪初入唐求法，将“梵字”与“汉字”的对应概念传回日本，“汉字”绝非其独创；此外，仕唐新罗人崔致远（857-？）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其云“藏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17】，情况大致相类。

（二）与本土文字对应

中国文字至迟在东汉初期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日本已发明万叶假名（亦称“真假名”）。“真假名”究竟是“真名”还是“假名”？汉字衍化为片假名（取楷书偏旁）、平假名（仿自草书）之后，保持原有结构的汉字被称作“真名”。亦即在视觉上，“真假名”属于“真名”；然而，“真假名”只用汉字表音而不表意，所以在听觉上当归为“假名”。由此可知，在真名与假名、中国文字与日本文字、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诸多脉络中，“汉字”概念应运而生。

（三）“东亚之文字”

16世纪中叶，葡萄牙等西方商贾、传教士先后抵达日本，邂逅与西方迥异的东方文字体系。耶稣会为了便于在日本传教，1603年刊行《日葡辞典》，其中列有“汉字”、“梵字”、“真名”、“假名”等目；利玛窦虽未踏足日本，但汲取了早期赴日传教士积累的知识，他提到日本使用“中国汉字”，并指出“日本人、朝鲜人、交趾人和琉球人……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话”，但却“都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18】。随着西学东渐，“汉字”作为通行东亚各国的文字，被置于东西对峙乃至“万国”视域中，其绝对性、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方面出现两种反应，一是本居宣长、贺茂真渊等国粹学者，从西方表音文字受到鼓舞，认为文字压抑了语言或汉字阻碍了假名，提倡去“汉意”以振“和魂”；二是新井白石、本多利明等洋学家流，认为西洋字母仅二十余字“文省义广”而汉之文字万有余“犹有不可尽所”。明治维新前后，以前岛密《汉字御废止之议》（1867）为发端，出现专崇“假名”与改用“罗马字”两派，至福泽谕吉等倡导“脱亚入欧”，“汉字”遂被贴上封建、落后、愚昧的标签。

日本的“废止汉字论”也冲击到中国。1877年东渡日本的黄遵宪质疑道：“今朝野上下通行之文，何一非汉字？其平假名、片假名，何一不自汉文来？传之千余年，行之通国……固万万无废理。”^【19】中国人对域外汉字命运的关注说明“汉字”已经超越中国语境。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疑问：“汉字”的称谓究竟始见于何时？“汉字”的命名权归属于哪个民族？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东亚文字体系视觉上的共性与听觉上的个性互为表里。日本语境中对应假名、罗马字的“汉字”，少数民族语境中对应契丹字、女真字、蒙古字的“汉字”，汉族语境中对应楷书、草书及梵字的“汉字”，自有源流，含义各异。由此论之，现代语境中的“汉字”类乎海纳百川，既然源头非一，纠缠命名权就意义不大了。

再回答第一个问题。“汉字”称谓日本首创说的根据是日本文献中的用例可追溯至9世纪初最澄的《照权实镜》（817年），而《中文大辞典》列举的中国文献为明朝初年（1370年）的《元史》，两者相距550多年；然而义净《梵语千字文》（713年之前）已出现“汉字”，这比《照权实镜》早百余年，推断唐朝僧人在梵汉互译实践中创制“汉字”一词，百年之后再由遣唐使传回日本。

至于陈泰夏质疑“汉朝时也没有‘汉字’这个名称”，犹如唐诗宋词，未必当时人自谓，但名至实归；“汉字”称谓虽不能溯至汉代，但指“汉代之字”无疑。其实汉代人以“汉”冠名当代名物亦有其例。如扬雄《答刘歆书》云“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汉籍”，即称自著《方言》为“汉籍”，这是因为时当新莽，或许有意别之。^【20】要言之，“汉字”一词由中国人首创，既指“汉土之文字”，又称“汉代之隶书”，这大概足以回应陈泰夏提出的命题。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汉字”指称“汉土之文字”及“汉代之隶书”均限于特殊的分野；纵览汉代至清末的训诂诸家，几乎无人使用“汉字”术语。由古代之“文字”到近代之“汉字”的转变，其间存在一个易被忽略的环节，这便是清末民初赴日的黄遵宪、梁启超、王照等文化人士，将日本文字体系中的“汉字”概念带入中国语境，催生出近代“汉字”新概念。

（2012年3月24日，北京大学、首尔大学、东京大学共同主办的The Thired Peseto Conference 在东京大学召开，笔者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应邀以《视觉和听觉——东亚语境中“汉字”一词的发生与演变》为题发表演讲。本文以原讲稿的部分内容为基础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