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西安老照片

在西安，八号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小时候去过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中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在省委领导人宿办合一的八号院办了一个展览，通过展示“走资派”“腐朽的生活方式”，批判所谓的“资反路线”。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也好奇的混进去“经风雨、见世面”。一个小院一个小院走下来，只对赵守一（当时省委第二书记）家放了一床的各色帽子有深刻印象。

 八号院由十多个小院组成，每个小院外表相近，里边建筑各不相同。五十年代主持八号院建设的副省长杨拯民后来告诉我，每个小院都是按当时各位领导家庭人口和不同需求设计的。各院最明显的区别是种着不同的果树。我所在的五号院种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子。

 我认识的第一个同行，是在隔壁四号院办公的王中新。他是一个老派的秘书，既严肃严谨，又古道热肠。第一次到他办公室送文件，打个收条都是用毛笔书写在省委特制的宣纸信笺上。他教我文件分类、送阅送审的规矩，又带我认门认人认食堂。告诉我“不要随便串门，不要在领导之间传话”等等秘书行规。这一方面使我秘书速成，少走了弯路，一方面又让我在八号院工作几年后，还分不清其它几个小院结的是什么果子。

 前些日子，我在卖旧书的“孔夫子”网站竟发现有王中新宣纸信札拍卖，心头一热，就拍了下来，想送给他。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到现在也没收到。

1991年9月，西安举办第一届“古文化艺术节”，非常热闹，北京的一些老同志也来了。省委派我负责联络老西北局书记刘澜涛。 

当天晚上的活动是在南门城楼上看灯展。当刘澜涛、汪锋等老同志刚走上瓮城楼梯中段时，不知怎么参加活动的群众失控了，一下涌上楼梯。我和几个秘书警卫急忙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挡住人流，很快就被冲开。我们几位秘书警卫慌忙把老同志架着向上爬。好不容易在城墙马面（俗称城墙拐弯）一角重新拉起了警戒线，把几位老同志围在中间。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只脚上鞋不见了，老同志正在笑我，一位小个老太太，头戴红军八角帽，手里拎着一只踩扁的皮鞋，从我腋下钻了进来，连说：“慌什么，丢盔弃甲，孩子（鞋子）都不要喽。”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王定国。老人2020年6月去世，享年108岁。

104岁的王定国老人在纸上写下“长征万岁”

1993年11月，我到碑林区工作，任区委副书记，分管政法、统战和群团工作。

上班第一天，我先到分管部门去认门认人。进了一个办公室，看到两位女同志正在给取暖炉生火，我先作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以后咱们一起共事。”两位女同志连连拍手，说：“好呀，好呀，新来个年轻的，先把楼下的蜂窝煤搬上来。”说着把簸箕塞给我，我下楼吭哧吭哧端了一簸箕蜂窝煤上来，刚进门，只见区委办公室主任迎过来，说：“我来，我来，咋叫你去搬煤呢。”

俩女同志一看全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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