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同学田丰

我现在能找到的父母最早的照片，拍摄于1980年正月。当时父亲49岁，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一条白布腰带缠着黑棉袄，看上去像电影里典型的陕北农民；母亲44岁，穿着深灰色棉袄，比我记忆中的年轻。父亲之后不久就不再这样装饰自己了，栽绒帽子代替了羊肚子手巾；母亲在晚年的时候也喜欢穿花色外套了。

这张黑白照片是大学同班同学田丰拍的。仅凭这一点，我就感激他一辈子。

父母是1952年结婚的。虽然美国人乔治·伊斯特曼早在1889年就发明了手持胶卷相机，并很快风靡全美国，但1950年代的陕北农村，结婚照还是难得一见，我估计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大致如此。当时有些私人照相经营者扛着大相机，偶尔来到村里，但由于收费高，很少人家愿意关顾。

母亲结婚后照过一次相，是和我一位远房姑姑的合影。这位姑姑比母亲小几岁，和母亲情同姐妹，嫁给了一位在铜川煤矿挖煤的工人，因而负担得起照相费用。但我家的这张照片被我撕坏了，当时我两三岁，母亲为此还打了我屁股。顺便说一下，小时候母亲打我，从来不打头部，因为她听人说，打头会让孩子变笨。记得有次父亲在后脑勺搧了一巴掌，母亲和他大吵大闹一通，从此之后，父亲也不再在头部打我了。

2008年母亲去世后，这位姑姑从铜川赶来奔丧，我向她要来了她家保留的她和母亲的合影照，夹在自己的钱包里，准备找时间翻拍一下。不幸的是，还没有来及翻拍，在一次饭馆吃饭时，钱包被小偷偷走了（也可能是自己丢了），让我后悔莫及！我恨小偷的缺德，也恨自己粗心大意。再也找不到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了！

这样，田丰同学拍的这张照片，就成为我能见到的母亲最年轻的形象。      

我和田丰是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并且住在一个宿舍，关系要好，甚至可以说如胶似漆。

田丰家在北京，父母都是七机部一个研究所的工程师。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自愿到延安插队，是我们班九个北京知青之一。1980年春节，是我们上大学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回吴堡老家过年，他没有回北京，说是想到陕北走走，还计划春节后来我家看看。

春节过后，我一直等着田丰的到来，但过了正月初十，还不见他的踪影。那时候没有办法电话联系，春节期间邮递员也放假了，他曾给我写过信，但我没有收到。马上开学了，我以为他不来了，就决定返校。正月十二上午，我背着行李离开了家去公社所在地，傍晚时分，终于搭上一辆拉煤的车。车已启动即将出发的时候，公社秘书王文发大喊大叫要我赶快下车，说家里打来电话，我的大学同学到我家了。好悬！再晚几分钟，我就走了，他会多么失望！见到他后我才知道，他一大早从绥德县曹家沟曹探校同学家出发，由于不熟悉路，多绕了三十多华里，徒步九个半小时，等到我家时，已是下午5点20分了！   

母亲一贯待人热情，见到我的大学同学，又是北京娃，更是喜出望外，热情得不得了。但这一次，母亲的热情也带来了问题。田丰一路上只啃了几口探校母亲给他带的馒头，进我家门时已是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母亲先给端上一大碟子红枣，然后开始熬小米粥、蒸包子。等晚饭做好时，他已把一碟子红枣吃光了。红枣这东西，如果你没吃惯，不宜多吃，尤其是空肚子的时候。田丰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家里人也忘了告诉他，或者是不好意思阻止他。他红枣吃得太多了！当天晚上他和我睡在一个炕上，睡梦中我听到他在呻吟，问他怎么了，他说胃不舒服，后来还拉肚子。

但田丰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身体不舒服并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和好奇心。他带着一部120相机，第二天一大早，刚吃过早饭，他就张罗着给我们全家照相。随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声，一张张珍贵的胶片将我父母和兄弟姐妹定格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成为永久的纪念。他还为来我们家串门看热闹的乡亲们照相，几乎是有求必应。大部分村民从来没有照过相，甚至没有见过相机。他的到来，让全村人开了眼，也为我们家长了脸面。

当然，田丰来我家的目的不是照相。他想了解陕北最贫困地区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他插队的延安市井家湾村比较富足，一个壮劳力每天的分红达到1元5角，而我们村只有一二毛钱，许多人家吃饭都成问题。接下来三天，我带着他走访了村里好几户人家。他是北京娃，又是大学生，但和农民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上的隔阂，腿一盘坐在炕上，就开始拉家常，虽然有时候需要我提供一些语言上的帮助。

我带他走访过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主人40来岁，有五个女儿和一个未满月的儿子，最大的也就十来岁，还有一个老父亲。由于从生产队分配到的粮食有一半需要卖掉支付粮钱，全家每人每天只有二两口粮。田丰说，那你们平时只能吃糠咽菜了，主人告诉他，谷糠平时舍不得吃，只能留在三四月苦重的时候吃，因为谷糠难消化，吃了不容易觉着饿。这让他感到震撼和颠覆。主人还说，这里吃得最好的是走村串户要饭的。这又是一个颠覆。田丰在我们村的调研日记写了厚厚一本子，今天读他的日记，我的泪水仍然不时夺眶而出。

相隔七年多后，1987年夏天，田丰又一次来到陕北，来到我们村，住在我们家。此时，他在西北大学当老师，我在北京国家体改委工作，没有办法陪他。好在他和我父母已经很熟，就像自家人一样无拘无束，让我父亲带着他到处转游。这一次时间虽短，他还是走访了上次曾见过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是我远房的爷爷，最骄傲的是曾在延安给毛主席站过岗。

上次来时，我曾带田丰见过村里一个远近闻名的神婆，神婆给他算命，说他会有三个男娃和两个女娃，其中一个男娃会当骑兵，他一笑了之。神婆后来在驱魔时，把自己的独生子活活打死了，她的儿子与我同岁。此时，神婆已移居延安，田丰回到延安后还专程去见了她。神婆对他说：维迎进入中南海（注：当时体改委在中南海北区办公），我几年前就算出来了。田丰不信神，更不怕鬼。在了解了神婆的历史后，他说，是贫困和愚昧让她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悲剧！

田丰是班里唯一去过我们村的同学，也是我父母唯一说得出的同学名字。

田丰和我，确实是一见如故。

初次见面是新生报到当晚在宿舍里，相互介绍后，彼此就没有了生分，他给我一种值得信任，甚至值得依赖的感觉。他是北京人，我是陕北娃，但我和他说话时没有自卑感，他也没有表现出高我一等。原因部分可能与他的穿着打扮有关，他当时光身子穿一件棉袄，我也是，都像农村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很友善，让我顿时觉得他像朋友。他看上去冷峻，其实心地善良，有一种对弱者和穷人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不是刻意装出来的。从此，我就把他当兄长，他也确实把我当小兄弟照顾。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开始过城市生活，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也闹过一些笑话。但田丰从来没有耻笑过我。事实上，每当我有不恰当的言行，他都会告诉我以后怎么做才对。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城市人，在任何人面前不卑不亢，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我们之间，不分你我。宿舍里借用别人的东西，我都会事先打招呼，但他的东西，我可以随便使用，不需要事先告知。

田丰见多识广，在各方面都能给我指导。入学不久，我就变成他的崇拜者。

为了强体健身，他决定冬天洗凉水澡。他洗，我也跟着洗。每天晚上自习归来，只穿一件短裤，拿了脸盆，哆哆嗦嗦跑到水房，接半盆水冲着脖颈和肩头泼下。一盆接一盆，连着好几盆，然后跑回宿舍净身。他说痛快，我觉得痛苦。但我相信，他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只要他坚持，我就会坚持。好在一个月后，他开始过敏，全身起红疙瘩奇痒无比，每次3个小时方消退。此后他不再洗冷水澡了，我跟着解脱了。

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使得后来即使在谈恋爱这样的事情上，他的意见也举足轻重。我不曾征求过父母的意见，但一定征求他的意见。他有一套既理想又现实的恋爱观。他说行的，我就继续跟进；他说不行的，我立马中断。

大学四年里，田丰一直是我的保护者。有什么委屈，我总是首先向他倾诉，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帮我解决问题。

记得有一次在评助学金的时候，我没有得到最高级（每月20元），原因不是家庭不够穷，而是我当时买了一件新衬衫，有班委认为我生活一下子不简朴了，不像农民家的孩子。我觉得委屈，但出于自尊心，我并没有申诉，只是向田丰说了自己的委屈。后来他找了班委，说明我情况，接下来一次助学金评定时，又给了我最高级。

有一次，我把刚洗过的新衬衫晾在宿舍窗户外，转眼间衬衫不翼而飞。当时窗外正有工队施工，我怀疑是施工队的人偷走了。田丰立马跑到工地，说你们谁偷走了我们的衬衫，快交出来。施工的人不承认，说我们诬陷他们。一方说偷了，另一方说没有，吵着吵着，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他们人多势众，手里还拿着铁器，我胆子小，害怕吃亏，就赶快把田丰拉走，衬衫也就这样丢了。田丰说我太胆小怕事。当然，事后看，我们做的也不对，怀疑归怀疑，没有真凭实据，是不应该指控别人的。

终于，我有了一次表现胆大的机会。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的座位紧张，我必须早早去才能占到座位。当时读中学的学校子弟也来图书馆自习，他们比较霸道，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的阅览室首先是他们这些学校子弟的。他们经常一个人带十几本书占一排座位，把大学生占座位的书包划拉到地上。所以，大学生和学校子弟打架成了常事。

有天早上，我和学校子弟为占座位发生了争执，我挨了一拳。我不敢还手，带着委屈跑回宿舍，叫醒还在睡觉的田丰，说我被人打了。他听了非常愤怒，立马穿上衣服，带我来到图书馆。四楼的楼梯口，刚好碰到那个打我的人。田丰质问他为什么打人，这个中学生一脸无惧与不屑，潇洒地拍了拍田丰的臂膀：你猴急个啥？田丰挡击开他的手臂，立刻开打。这人也不示弱，奋力还击。有田丰在，我也胆子大了起来，挥舞起自己的拳头。我们轮番冲刺，很快，就把他打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看打不过我们，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带着两个跟屁虫走了。

田丰事后说我干得很出色，终于当了回食肉动物。

大学四年里，田丰为我做的很多，但我为他做的很少。即使在我上研究生以后有机会为他做点事，还是无法与他为我做的事情相比。他不求回报，但我心有歉疚。

田丰读书甚多，知识面宽，让我望尘莫及。他在上大学前就读过好多中外名著，而他读过的书，大部分我连书名和作者都不知道。这或许是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农村学生能考上大学，靠的是分数，分数之外的知识，少得可怜。

记得上大学不久，田丰带我去看越剧《红楼梦》电影，这是一部刚解禁的戏剧片。看了半个小时后，我才意识到贾宝玉是个男的。我悄悄问田丰，他说你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这不行。第二天，我就从图书馆借来《红楼梦》开始读，后来又读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两本名著和《西游记》，我在农村时只读过小人书（连环画），当时只是看热闹，并没有欣赏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他还借给我《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让我一口气读完。

在田丰的引导下，我也开始读了些外国名著，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莎士比亚的戏剧，契诃夫的诗，卢梭的《爱弥儿》，等等。我至今记得《爱弥儿》中的一句话：知道新闻，并不等于你有知识。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是我不大看新闻的重要原因。

田丰读的哲学著作也比我多。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时候，他说要懂得马克思，必须读黑格尔。我们一起读了《小逻辑》等书，尽管读到最后，还是似懂非懂。

田丰不仅读书多，文字功底也好。在延安插队期间，他就在《人民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山丹丹花》。而我呢，上大学前写的稿子，只在县广播站播过，几次给地区《榆林报》投稿，都没有成功。要不崇拜他是不可能的。     

在田丰面前，我唯一自信的是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我的发言权就会大些。这也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学文学的料，也立志搞文学创作，即使在读大学的头三年，他都没有放弃文学梦。课余时间，他仍然写小说，毫不在意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只是阴差阳错，他被录取在经济学专业。这没有让中国多一名经济学家，但可能使中国少了一位文学家。在一个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的教育制度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但田丰有很强的学术反叛精神。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他比我超前。当我还在试图逻辑化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时，他已开始了挑战。我们有时发生争论，他会用事实反驳我的逻辑。他说，从具体到抽象，三页纸就完成了；但从抽象到具体，三大卷也没有说完。他曾就价值来源问题与刘承思老师辩论。他说，刘承思老师是他遇到的除他以外，又一个真正读懂资本论的人。

大学毕业后，田丰留校当了老师。他是我们班毕业时唯一没有能分配回北京工作的北京知青。九个北京知青八个回京名额，他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他没有争，皆大欢喜。没有更好的选择，留校算是系领导对他的一点关照。

1993年，田丰决定下海，离开教学岗位。

我理解，他下海，不是因为物质财富的吸引力大，而是他对教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失去了兴趣。向学生讲授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对他是一种折磨。他不愿意说自己不相信的话。他觉得孤单，说自己在学校从来没有遇到支持者，从读本科到读硕士再到读博士，一个也没有。

我想，如果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西北大学，也许他不会下海。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我们俩人都下海。

田丰下海了，但没有成为企业家。他在广西万通公司当职业经理人27年，进步也不大。或许，他天生就不是企业家的料。他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把情看得比利重，不容易在野蛮的商业环境中生长。我理解他，他有自己的活法，也很知足。 

田丰从出生到上高中，在北京生活了19年，插队后在陕北生活了4年。但我的感觉是，他对陕北的感情甚于对北京的感情，这与他在两个地方的生活时间不相称。

这不意味着他赞成那个使他从北京走到延安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同龄人中，他是最具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他对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历史人物的批评毫不留情。他不会认为如果不去延安，自己就不会比现在过得好。但他深深地爱着陕北，那个他生活过四年的地方。他说，陕北给他的东西很多，他很喜欢。

近年来，他回陕北的次数多了起来。他喜欢和他们井家湾的老乡交流，每次回延安都忘不了探望那些与他有患难之交但仍然留在陕北的朋友，并尽力给他们帮助。他是一个重情的人！

2017年10月8日，他从延安出发，独自一人开车到榆林，专程看望了我父亲。那是一个雨天，他三点到我家，我让他在我家住一晚，但他待了两个小时，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因为晚上和他们井家湾村的人有安排。父亲和姐姐很过意不去。我后悔自己没有飞回榆林陪同他，如果我在，他一定会待几天，让我陪他回我们辛庄村，在窑洞里过夜。

2019年8月8日，辛庄村填沟工程完工，田丰跟我一起去参加竣工庆典，一些年纪大的村民还能叫出他的名字。他还专门去看了当年那位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村民。老人已年过八旬，曾得过癌症，死里逃生，现在身体倒很硬朗，留着一揸长的白胡子。

同学田丰，一个真正的陕北人！  

（本文为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同学记忆撰写。2018年10月10日初稿，12日定稿后曾在微信平台发表。本次发表的版本修改于202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