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宗庆后的同时，不妨重新思考一下国企改革问题
文丨张是之
2024年2月25日，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病逝，享年79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浙商群体的代表人物，几次上榜中国首富的宗庆后，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随后各方媒体都发文悼念，包括马云在内的很多企业家也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悼念。在2月28日的追思会上，前来吊唁的人早早就排起了长龙。期间一直有鲜花和花圈被送过来，也有娃哈哈产品被摆上，还有人在门前磕头之后离开，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吊唁。
现场氛围肃穆但让人动容，在今天这个资本、资本家已经快彻底被污名化的时代，宗老身后能够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肯定实属不易。这其中有他为人办事宽厚的一面，也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有关。
宗庆后自己也曾多次说过：“我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崛起的凡人。幸运的是，我生于这一个大时代。”他把自己和娃哈哈的成功归因于时代给予的机遇，并且一直在思考如何回馈社会，他曾强调：“首富，只是虚名；共富，才有意义。”宗庆后实现“共富”的方法，就是办企业，做出消费者认可的产品，然后盈利赚钱再回馈社会。
1978年，33岁的宗庆后，通过接替母亲的岗位，才获得进入一家杭州校办工厂工作的机会，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卖冰棍和学生文具等等。1986年，国家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宗庆后用借来的14万元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经销部，同年筹建了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娃哈哈”源头。
（创业初期，宗庆后蹬着三轮车送校簿）
而第一次让宗庆后震惊全国的，应该是1991年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兼并了当时的国营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的娃哈哈全厂仅有100多人，但是却兼并了拥有2000多人的老国企。这个对比和反差实在是很刺眼，所以这个兼并案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小鱼吃大鱼”的经典案例。
1991年是个什么年份？说起来今天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甚至不太相信。也就不过三十多年前，当年人们还在讨论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某些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不仅民间有讨论，官方也有分歧。
比如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在这一年发表了一系列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提出了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文章内容是谁的，然而在当时，这些文章也遭到了来自《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杂志的批评和围攻，它们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像娃哈哈这样的私营小厂，去兼并一个国有大厂，不仅是前所未有，而且是闻所未闻。所以，这件事在当时掀起了非常大的舆论风波，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都在于，私营经济会不会造成社会主义“变色”，卖掉国企是不是就是在瓦解国有经济，是不是在让国有资产流失？
不光外界有争议，即使在国企内部也有很多人不乐意。比如对于很多工厂的工人和干部来说，原来他们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吃国家饭”的人，原来是一家国有大厂，现在被这么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兼并，不仅是脸上无光，而且兼并之后身份也低人一等了。
外界的争议和内部的反对声音，在当时都很有代表性，这就是当时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就这些问题而言，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是同样的国企改革，要把一个国企大厂卖给一个私企小厂，恐怕还会面临同样的争论，同样会被质疑是不是在让国有资产流失？
而实际情况是，杭州罐头食品厂，虽然大虽然人多，虽然曾经是“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但当时它们的产品已经是卖不动了。产品大量积压，负债迅速攀升，1991年初，其产品积压已经达到1700多万，总负债更是超过6700万，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
据宗庆后后来的回忆，当时杭州罐头厂已经资不抵债，一开始杭州市领导的决策是，娃哈哈的兼并不需要多花钱，只需要接手500个工人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因为引起了舆论风暴，说是贱卖国有资产、瓦解国有经济，领导也害怕了，最后才花了8000万把它买了下来。
宗庆后接手后仅28天，就建起了一条全新的娃哈哈口服液生产线。娃哈哈利用产品、资金和市场优势，迅速盘活了原本已经资不抵债的老国企，3个月后就扭亏为盈。而娃哈哈也得以顺利扩大产能，当年销售收入、利税增长了一倍多，第二年销售收入达4亿元、利润达7000多万元。
（1991年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
这件事现在看，很显然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宗庆后、娃哈哈、老国企、杭州市、国家税收，还有那些如今自发悼念宗老的人，都是整个兼并案的赢家。但是如果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当时因为社会舆论，因为对“贱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等这些“帽子”的忌惮，宗庆后、杭州市或者是上级领导，放弃或者阻止兼并收购呢？那么，今天所有的赢家，都将变成输家，都会损失这原本可以获得的更好的一切。
实际上，我的假设并不是毫无根据。2004由郎咸平几篇炮轰文章，引发的“郎顾之争”就是一个缩影。郎咸平的文章明确表示，“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暂且不管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事实是，“郎顾之争”客观上直接叫停了当时正在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国企改革。而且“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被很多人习惯性拿来说事。
比如阿根廷米莱上台搞改革，他也主张卖掉国企，一月份实现财政盈余了，国内很多人嘲笑这是卖国企卖的。但魔鬼藏在细节里，就像宗庆后当年接手的杭州罐头厂，它已经是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来了，实际上对杭州市政府来说就是一个累赘、是负资产。
即使是一开始宗庆后不出那8000万，就接过这个摊子来，然后让它扭亏为盈，重新走上正轨，这看上去好像是“贱卖”，好像是“国有资产流失”了。然而真相是，宗庆后重新救起了即将倒闭的企业。这跟“流失”毫无关系，相反，是宗庆后让国有资产和国企里的工人重新发挥了作用和价值。
事情的另一面，娃哈哈出这8000万，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看不见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的损失。因为这8000万交给杭州市，仅仅是8000万。而如果这8000万留给宗庆后和兼并后的企业，这8000万，完全可能给杭州带来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造福更多的人。
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可以让我们抛开现象看本质，找到那些背后的底层原理。把杭州市政府换成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甚至是换成任何一个国家，比如阿根廷，这些逻辑同样成立。
一个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在市场上正常买卖，实际上是让资源流转到使用效率更高的人手上。买的人也是为了利润，能够创造利润就是已经证明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就是在创造财富，带来社会效益。
宗庆后当时震惊全国的收购，实际上是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而我们今天悼念宗庆后的人，不妨重新思考一下关于国企改革的这些问题，也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假如宗庆后在今天用一个小私企去收购一个大国企，你是会投下赞成票呢，还是会投下反对票？宗庆后在今天还能不能成功？
2024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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