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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左右摇摆”

张是之 奥派经济学 2024-03-08
按:本文是给《南方周末》“自由谈”栏目写的一篇约稿,南周现在已经是国内为数不多还能坚守的阵地了,欢迎大家下载支持。

阿根廷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左右摇摆”

文丨张是之

自从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这个在地球另一端,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便备受关注。很多文章在介绍阿根廷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国家在“左右摇摆”中踉跄前行,所以才导致经济滑坡、民生凋敝。一些学者也在用“钟摆现象”,来说明阿根廷政府的政治经济立场。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进程并非如此,自1930年以来的近百年历史,阿根廷的左(庇隆主义)才是主流,“右”不过是点缀。本文以倒叙的方式来扼要回顾与评述一下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政治历史阶段。 

一、失去的二十年(2003-2023年)

由近及远,我们先看一下阿根廷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用几个字来概括一下这段时期的阿根廷,简单来说就是“政局稳定,但经济不稳”。政局稳定的原因,主要是阿根廷彻底摆脱了军人干政的混乱,不再通过军事政变改变领导结构,而是通过选举来实现民主代议制。

政局虽然稳住了,但是经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好转。很多人今天嘲笑米莱的改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阿根廷的今天都是米莱一手造成的。但是实际上,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2020年才创建,他本人在2021年才当选国会议员,从12月10日上任总统,也就才一个月的时间。

而往前看二十年,长期掌握阿根廷政权的,其实是阿根廷正义党,就是原来的庇隆主义党,今天阿根廷的第一大党,在国会两院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2003年,正义党人基什内尔就任总统。他强化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私企的管理、做大国企,并实施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搞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搞产业政策扶持出口工业和公共工程,强调社会公正和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社保体制,加强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资流入。

几乎每一条都是在收紧阿根廷的紧箍咒,但是当短期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搞大基建、大工程,以及把国企作为民族企业的一张牌来打的时候,很容易俘获民心和选票。

所以到了2007年,基什内尔不干了,阿根廷人又把他的夫人,也就是克里斯蒂娜选举为总统,让她继续干,而且一干就是两届。这两口子政策基本一致,俩人任期加起来就是12年。

逻辑上足以证明,正义党这一套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短暂的表面繁荣,并没有解决长期制约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到了2012年,阿根廷经济就明显放缓。特别是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通胀率高企、政府债务居高不下,频繁干预和管制外汇、金融市场,造成外汇储备短缺。

2015年大选中,中右翼反对党联盟候选人马克里赢得大选,着手纠正基什内尔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弊端。但是积重难返的阿根廷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结果在2019年的大选中,正义党人费尔南德斯重新胜出,而和他搭档并最终出任副总统的是,恰恰是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

阿根廷最近这二十年,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基什内尔夫妇的二十年,也是阿根廷经济失去的二十年。

为什么2022年,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举国欢庆,总统费尔南德斯想接见梅西和球队却被拒绝。因为生于1987年的梅西,这二十年就是他开始懂事之后的二十年,他很清楚这些政客对阿根廷做了什么。

二、动荡的七十年(1930-1976年)

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看看更早的阿根廷发生了哪些变化,让这片原本富饶的国家,逐步走向衰落的。如果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可能就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而这以后的阿根廷,就进入了一个“政局不稳,经济也不稳”的动荡时期,长达七十多年。

从当时的外部环境来看,“大萧条”的爆发对阿根廷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再加上外资进入的锐减,造成民众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而“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世界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时代,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各国互相征收各种关税,相互报复增加各种贸易壁垒。

阿根廷内部也深受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完全不顾及此前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把自由贸易原则束之高阁,放弃了金本位,提高关税,实施外汇管制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外忧内患之时,更悲催的是,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将军乌里武鲁发动军事政变,并自封临时总统。这次军事政变,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军人干政从此登上阿根廷的历史舞台,并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可以说,1930年标志着阿根廷自由主义政策的彻底终结。此后,与世界各国一样,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阿根廷民众也更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体系,反对向英美让步的贸易协议。

军人干政让阿根廷风雨飘摇,军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操纵政局。选举在1946年恢复,这个时候胡安·庇隆正式站在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把阿根廷带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他此前是劳工部长,因为同情劳工的立场受到中产阶级支持,并且在竞选中承诺了大量福利保障。选民的民心很快就被这些空头支票所收买,加上其夫人艾薇塔·庇隆极具感染力的煽动性表演,帮助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稳住局面后,庇隆推动制定了1949年宪法,宣布一切自然资源均为国家所有,成立阿根廷全国国营工业局和贸易促进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维护“政治主权”。然后,庇隆政府开始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并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实现“经济独立”。

另外,为了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他还壮大全国总工会,通过《劳工权利法案》,大力推行社会再分配政策,颁布一系列福利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公费医疗、公费住房,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并对基本食品实施价格管制。

而“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总工会正在策划反对米莱的总罢工,以抗议米莱上台后的改革措施。

米莱上任刚一个月,改革的措施都还没怎么落地执行,都还没看见具体效果,全国总工会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了,这就是庇隆留给阿根廷的“政治遗产”。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政治遗患”。

庇隆主义这一套,骗骗选票还可以,搞经济肯定要坏事。一旦经济就开始恶化,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对外,贸易不足、外汇短缺;对内,工会强势、劳资关系紧张,工资水平居高不下,而且缺乏调整弹性;政府财政恶化,通胀开始攀升。就连阿根廷最具优势的农业,也开始衰退。

1955年,庇隆被政变推翻,其本人流亡海外,但是庇隆主义的乌云,却从此漂浮在阿根廷上空。此后阿根廷政变频繁、暴力不断、动荡不安。然而诡异的是,1973年,流亡18年的庇隆又回到了阿根廷,并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统。

此时庇隆年事已高,第二年就就去世了,其夫人伊莎贝尔接任总统职位。但是庇隆的光环也镇不住阿根廷的场子了,伊莎贝尔没有什么执政经验和能力,结果仅仅过了两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

三、短暂的经济自由主义(1976-2003年)

庇隆夫人被推翻后,阿根廷一直在军政府控制下,全国依然混乱不堪。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虽然宣称将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但采取的是“举债发展”的模式,大肆向海外借债,结果最终导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1982年,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悄然发动了对英国实控的马儿维纳斯群岛的进攻。只可惜,他高估了跟美国的关系,并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最终以阿根廷战败,其本人卸任并被判刑而收场。

这场短短不足两个月的“马岛战争”,对于阿根廷来说也许是因祸得福,阿根廷从此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成就了撒切尔夫人。战争的胜利让这位哈耶克的粉丝,在英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威望,使她在英国的市场化改革得以顺利开展。

阿根廷这边远没有英国这么幸运,虽然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回到了民主政体的轨道上,但这并没有解决阿根廷的债务问题。1982年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外债总额为436.34亿美元,到1989年已高达633.14亿美元。

沉重的外债负担和投资萎缩使阿根廷经济一蹶不振,198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年均负增长0.9%。此外,阿根廷还陷入恶性通胀中,1980—1990年通胀率年均增速为437.6%,1989年更是高达3079.5%。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临危上台。当时国际上正流行“新自由主义”,于是阿根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并取消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并实行货币局制度,将比索和美元1:1锚定,限制货币发行量,要求本币发行必须以美元外汇储备为支撑。

抛开党派背景不谈,这些政策和今天米莱的改革措施,方向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实际上,阿根廷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强劲的恢复。首先是恶性通胀被成功遏制,从1990年的四位数骤降至1991年的84%,到1995年已被控制在1.8%。

其次,是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992年流入阿根廷的资本总额达到112亿美元,1992-1994年流入资金累计达322亿美元。有学者认为,1990-1997年间,阿根廷经济平均增速为6.5%。

但是梅内姆的改革并不彻底,留下了很多“死角”。首先是财政支出没有得到控制,公务员队伍还在不断扩大,结果连年出现赤字。其次,梅内姆并没有充分削弱工会的组织影响力,工会仍然是阿根廷民营企业沉重的负担源头之一。另外,他也没有成功削减原来那些不切实际的高福利,这为后期再次举债和通胀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发展成为经济危机。

梅内姆的第一届任期很成功,所以获得了连任,但是第二届任期却成为了灾难。先是遇上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然后是腐败丑闻,再后来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加上改革不彻底留下的“死角”,梅内姆只能通过借债度日,最后陷入恶性循环,最后黯然下台。

继任者基什内尔上台后,开始肃清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又重新开始对经济加强管制,延续不切实际的福利措施。这些都需要钱,阿根廷政府没钱怎么办,所以他们放弃与美元的绑定,重启通货膨胀,通过印钱来延缓危机并迷惑民众。于是,阿根廷从20世纪动荡的七十年,进入21世纪失去的二十年。

四、黄金岁月五十年(1880-1930年)

1810年5月,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了300年的阿根廷人民,发动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来到广场,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从此开始了建设独立国家的进程。

后来,5月25日被确定为阿根廷的国庆日,今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也是为纪念“五月革命”而来。

独立后的阿根廷,正好赶上19世纪工业革命的“风口”。欧洲和美国纺织工业高速发展,大量需要羊毛等轻纺原料,阿根廷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种植业也迅速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阿根廷成为小麦出口国。阿根廷经济进入出口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欧洲市场成为阿根廷最大的市场。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因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边沁、穆勒等人的观念传播,进入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自由贸易阶段。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英国成为当时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场。

而真正让阿根廷高速平稳发展的是,1880年之后的50年。1880年大选中,罗加将军当选为总统,随即平定了叛乱,并以此为契机,巩固并完善了中央集权和公共管理体制,成立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民族自治党”,确立了寡头精英民主制,并在阿根廷政坛开启了长达36年的统治。

这期间,全球虽然也不太平,但经济氛围都还是在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各个国家相继开放市场,发展自由贸易。虽然是寡头政治,但给阿根廷带来了长期的稳定。

那时候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出现,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在那个时期还不流行,这给阿根廷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自由放任”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一段“黄金岁月”。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80-1916年间,阿根廷的人口增加了2倍,经济总量翻了8番,年均GDP增长率约6%,人均GDP年均增速也接近3%,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人移民的首选之地。

但这一时期阿根廷国内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为阿根廷埋下了隐患。长期统治并实施寡头精英制的民族自治党开始“松口”,1912年批准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打开了阿根廷从寡头精英制向代议制民主政体转型的大门。

新的选举办法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强制参加无记名投票,结果导致投票人数三年增加了三倍。最终,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戈延,赢得1916年大选成为总统,并在1930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掌控着阿根廷的政权。

伊里戈延上台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社会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和一些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政策,政治上进一步巩固1912年选举改革法开创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政策短期内还没有直接影响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但是从长期看,无疑给后来阿根廷的社会走向埋下了伏笔。

1930年的政变推翻了其统治,阿根廷从此进入了动荡的七十年,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从一个曾经的发达国家快速衰落。

五、回头看大历史

由近及远看完了阿根廷的大历史,我们再由远及近回头来看,阿根廷的衰落,既有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与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有关。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衰落的根源都在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

看上去的“左右摇摆”,实际上从民营企业、私有产权的角度看,从1930年的政变开始,到庇隆夫妇的上台,再到基什内尔夫妇的统治,虽然中间有过“新自由主义”的短暂回头,但整体上,阿根廷的衰落史就是一个私有产权不断遭到破坏和侵蚀的历史。

除了军政府时期,对产权那种看得见的暴力破坏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破坏。工会组织罢工本质上是不遵守契约破坏产权,最低工资、不切实际的强制福利,本质上也是在破坏产权。

阿根廷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并没有在实质上做到保护私有产权。庇隆主义掩盖下的福利政策,不仅造成阿根廷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让选民误以为候选人承诺的高福利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而放弃削减这些福利就一定是错的,而且还使阿根廷陷入了几乎是永久性的财政恶性循环中。

其实不止是阿根廷,正是这种不顾实际的“福利主义”,给拉美国家带来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最终使他们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这个陷阱的本质就是“福利主义陷阱”。

相比之下,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一方面得益于我们没有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过多的福利捆绑所带来的包袱,在放开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尽量避免了剧烈变化和动荡,最终逐步强化了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并将其写进宪法。

米莱当选之前,阿根廷就已经掉入陷阱很多年。而他现在正在努力帮助阿根摆脱这个陷阱,但是早已习惯了“阱内福利”的人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手?

米莱现在面对的,既有选民的观念和信任陷阱,也有财政上的危机陷阱。如果米莱在观念上能不能扭转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认识,在行动上能不能割除这些破坏产权的组织和行为,将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2024年01月15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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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Nikolo Balk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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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国内嘲笑米莱的人,是不是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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